編按
隨國府撤退到台灣的外省兵，和流落大陸的台籍國軍軍醫，走了完全不同的兩條人生道路；但是煎熬他們的鄉愁，卻沒有不同。這些都是潘彩雲女士家族故事的一部分。（汪琪）
文／潘彩雲口述，汪琪整理
圖／潘彩雲提供
家族故事
記得我們的家譜是這樣寫的，我們是跟著鄭成功過來台灣的；在鄭成功台南一個寺廟的紀念館裡有寫。我們姓潘的祖先是武將，這名武將在一場戰役中戰到失了兵器，力竭而亡，武將的兒子卻被誣陷，因此以後我們姓潘的這一家人就流落民間，落籍美濃（很小的時候聽說要去美濃謁祖，所以知道），而我們是分出來的一支。就因為曾經被誣陷，所以祖先明訓不允許姓潘的後世子孫出仕──就是不准當官、 只准耕讀。
我的曾祖父在日本時代是保正，保正就是鎮長的意思，可能那時候我們就家大業大了；以前人家講說，從東勢客運下車的地方，所到之處都是我們姓潘的土地；田地、山地都多。房子就按照閩南式的，兩落、三落這樣建；主房是燕尾房，屋簷可以翹起來，表示主人有一定的身分。我們家一直到了三七五減租以後，失去了十分之七的土地，才開始沒落。
因為日本統治時期，規定台灣人只能當醫生或老師，所以我們家全部都出老師或醫師。我祖父這邊全部當老師；我祖父就是被曾祖父送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去念書的。那時候去日本念大學，家裡要付得起學費（那個時候好像也有考試），我聽說就是因為我祖父和外祖父是同學，才會變成兒女親家；然後回來的時候就開始在日本的學校裡面當老師。
國民政府來了以後，我祖父跟外祖父他們真的很辛苦；因為我祖父、連我父親母親都講日文（所以我對日文那麼有興趣），國語對他們來說真是很大的挑戰。學國語他們那個時候叫作講習；一直去講習、講習。他們的教育程度雖然很高，但還是被派到國民小學當校長，因為他們沒有國語的基礎。他們可能學習能力很強吧，到最後我覺得他們的國語還是可以的；老實講我從上初中開始，好多老師都是外省老師，包括國文老師和歷史老師，他們講課也帶著大陸各省的口音，今天這個是來自四川的，明天那個是來自山東的，真的我都聽不懂；不是說哪一種口音我們聽久了就聽得懂。所以對於我們來講，學習上會有一點障礙。
日本在打仗的時候其實台灣人很辛苦，因為所有的物資都要支援前線。我媽是這樣講的，她說那時候我外婆生我小舅（我小舅跟我只差三歲），和我阿姨生我表姐的時候都沒有肉賣，如果私宰被抓到，日本人罰很重。他們用配給的，你家有孕婦、產婦，或者是病人，他准你從日本人那裡買幾兩肉。那時候我外公被派在高雄日本的公務部門工作，他聽說小舅要出生了，就特別在高雄港買了很多進口的牛肉乾、還有一些什麼肉鬆之類的，那些都是日本人不准許的，但是在港口有這種東西可以偷買；拿得到就是你的本事，所以我外婆還滿高興的，她生我小舅好像也沒有很困難。但是我媽每一次要去買豬肉的時候，豬販就會告訴她，妳家今天只能買幾兩肉。
我外公姓江，堂舅表舅大多是老師、校長，也有醫生；包括後來在榮總任職的醫師和師大美術系主任，據說這是因為江家的祠堂面對筆架山之故。媽媽進當地的小學、一直到女高畢業她要嫁我爸的時候，全部都是受日本教育。我不清楚是否有錢才可以進學校，但鄉下人不是家裡有一點點錢，是不可能給你唸書的，像我阿姨。我外祖父生了滿多個小孩，四、五個舅舅，而我二舅就跟我伯父一樣，是日本海軍，被派到日本，然後在南洋輾轉就走了：船碰到水雷爆炸、沉了，船上的軍官士兵全部陣亡，舅舅連屍骨都沒有找回來。
中日開戰，在台灣的日本軍隊沒有像在中國大陸的惡形惡狀，是賞罰分明的，所以那一代的台灣人會懷念日本政府、討厭國民政府，不是他們願意作順民，是因為國民政府的軍隊紀律沒有那麼嚴格。日據時代老百姓晚上不用關門，也沒有什麼盜賊，因為賊被抓到，聽說會遭受很嚴重的處罰。所以偷雞摸狗有，壞蛋、土匪就比較少一點。我的堂嬸今年快要九十歲了，我去探望她的時候，我跟她講日文，暢通無阻，國語她卻忘得一乾二淨，所以是大環境使然。中日兩國那時工業化的程度如何我們不能講，但是小老百姓之間的那種感情，我覺得是有的。
在日據時代，台灣人像我舅舅他們都是日本名字，在家裡可以講閩南語，只是學校必須要講日語，就像後來國民政府也是要求在學校講國語、不准說台語，台語是方言，說方言要罰。日本人倒是對宗教打壓得很厲害，他們有神社、不喜歡寺廟，但祭祖可以，不會不讓我們祭祖。
日本統治到最後都是很可憐的，因為對中國宣戰，需要很多的物資，日本本土把所有的物資往那邊送，台灣因為是殖民地，也是把所有的物資都向那邊送，所以他們要實施配給制度。但是他很人性化，像有產婦他就配多少兩的肉，他也要人民能夠順從、當順民， 聽他們的話，不要有什麼意見，我可以讓你有平安日子過。為什麼會有很多人反對日本，每一個年代都有，像反共產黨的啦，反民進黨、反國民黨，反什麼黨，都有這種人存在。所以大體上來說，他們在那個時代是平安過日子，是安定的，但是到那八年（抗戰），就是越到後來越辛苦就對了。
年夜飯的客人和我的伯父
曾經一個我的病人跟我講，國民政府的軍人從基隆港一下船，那個樣子簡直是不能看、慘不忍睹，穿著草鞋揹著鍋碗瓢盆，真的是衣衫襤褸，跟日本那些軍官比──不要說軍官，就是士兵，簡直就是王子比乞丐。他們的素質也不好，我聽上一輩的人講，國民政府軍來這邊，毫無紀律； 就是強取豪奪、畫地為王；這是我的、那是我的。但是他們也有很可憐的， 就是沒有軍籍的人──他們被強拉來當兵，有的只有十幾、還不到二十歲， 他們在國民政府得不到任何東西，而又學不會去搶人家的， 到最後就只能在鄉下的寺廟借住，或是蓋一間矮房安身，或者是學校裡面寄宿。
小時候有一年，我祖父叫我祖母年夜飯多煮一點，可能要請五六個阿兵哥來家裡吃飯。阿兵哥們會做饅頭，有時候會問我們要不要吃饅頭，台灣人沒吃過饅頭，也很稀罕，所以祖母也很感恩，就答應說讓他們來家裡吃年夜飯。那年除夕他們到家裡來的時候，一進我家門，看到家裡的擺設，是準備要過年的樣子，當場就有嚎啕大哭的， 然後就罵蔣中正，「騙我們過來， 說要帶我們回去，也沒帶我們回去。」只能望著台灣海峽的那一邊祭拜祖先。那一頓年夜飯吃得很傷感，有的人一面吃一面掉眼淚，有的是忍不住嚎啕大哭。我們小，那時候聽起來不覺得怎樣，後來回想起來，覺得也很心酸，因為我的一位伯父有類似的遭遇。
這位伯父年輕時非常優秀，被日本人送到日本學醫；後來戰況吃緊，還沒有畢業他就被召回台灣，入伍當了軍醫，並且被派到山東去[1]，不料去大陸沒多久，日本戰敗，他就再也沒有能夠回到台灣。堂妹告訴我，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伯父在中國大陸被下放到偏鄉的學校當工友；因為他是工友，所以過年的時候別人全都回家去了，他卻不能回去，必須留守。又因為他被中共認為是間諜，所以被下放到很鄉下的地方。 一年除夕我伯母帶著菜，和兩三個孩子去看他（聽堂妹講到這裡的時候，我也哭了……）。伯父不知道伯母和孩子會去看他，她們到了學校沒見到人，最後才在附近一棵大樹下找到伯父，他淚流滿面，獨自一人在樹下吹著口琴，一首叫「想念我的故鄉台灣」的曲子。
他沒有辦法，他不能回去，一直到生命的盡頭。
我覺得這個時代真的是⋯⋯我不會講，我覺得他們這一代人真的受很多的苦難、也很無奈；戰爭是很可怕的。
注解
[1]（編注）在潘先生晚輩的印象裡，他是隨日軍去山東的，但根據他自己寫的履歷，他是隨國軍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