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黃既白口述，汪琪、孫方理整理
圖／蘇香霖繪
我祖籍江蘇吳縣，民國十年生，祖父時舉家遷往江西南昌，父親是當地有線電力公司的小主管，母親是小學老師。我懂事的時候，革命成功已經十多年，小學時軍閥開始來來去去，這個軍閥走了那個又來，每回走的時候就到處搜刮財物，南昌情勢很亂。記得那時經常要跟隨母親到田間山洞避難，生活很不安定，加上體弱多病，沒辦法上學，幸好媽媽是老師，所以在家裡由媽媽教導。一直到小學五年級，才正式進學校讀書。
我在小學及初中就讀的學校都很好，設備齊全。可是那時候沒有什麼資訊給年輕人去作選擇，很多老師都說共產黨好，也有不少年輕人加入共產黨。不過後來日本人打到南昌，老師都走了。媽媽看到那麼多小孩沒書念不行，就都接過來教。她一個人實在教不過來，沒辦法就叫我也幫著教。我那時也只不過是十二三歲而已。媽媽不放心，有一次過來看我教數學：2＋2＝4，我就拿四本書給「學生」示範，兩本加兩本等於四本，之後她就放心了。
九一八事變後，南昌開始受到日軍的干擾。到蘆溝橋事變時，中國內部已經很亂了，日本又在此時對南昌一帶展開全面性轟炸。日本飛機有時炸這裡，有時炸那裡不一定。老百姓一聽到警報就得跑，學校也常常停課。學生沒課上就到處組織抗日團體。那時我讀高中，有一回和同學上街宣講抗戰的重要性，講著講著轟炸就開始了，我們來不及逃，只好躲在桌子下面，日本飛機離開後，我們出來一看，電線桿上掛著的都是人的肢體。那一年我才十五、六歲。
南昌淪陷後，母親要照顧年邁的祖母留在家裡不能走，所以全家人都分散了，我一個人跟著老師同學，循軍隊撤退的路線往北走。高中也沒有機會好好唸。那時連書本也沒有，都是用鋼板刻印講義。有時候逃到寺廟，在廟裡就著燭火上課。我在一路逃亡途中勉強唸完高中，也說不上正式畢業。
抗戰開始之後，不但高中學生無法正常就學，大學生情況也差不多。那時候很多大學: 例如西南聯大，跟著政府撤到後方。戰亂中讀理論知識的學生還可以學到一些，但是理工科沒有器材設備，就談不上實作訓練。
逃難途中，我們一般會在農家休息，農家對逃難老百姓都還客氣，對年輕女孩子尤其同情。無論是借爐子燒水、或借門板當床，都得女同學出馬，因為農家人一見到男同學，立刻就以「俺家裡有大閨女不方便」為由，關上大門。我們白天不敢外出、晚上在農田裡走，邊走邊打瞌睡，餓了就吃生豌豆。我一直到現在都不吃生豌豆，就是因為那時候吃怕了。那時候不論找到什麼，一定要吃一點東西，否則體力太弱，長途跋涉無以為繼。
因為逃亡時跟著軍隊的路線走，有時隨軍的紅十字會「衛生列車」需要人手，我們就去幫忙，做些雜工，卻因此認識了孫路，我的先生。他本來是讀蘇州美術專科學校的，畢業後受了一些醫學訓練，加入「衛生列車」就當了軍醫。他可以執行打針這些基本醫療工作、懂得一些淺顯的醫學常識，邊做邊學。但是即便有軍醫，當時藥品也很缺乏，常常買不到藥。
1943年我隨著軍隊和一些學生一路北上到了洛陽。我和孫路在洛陽結婚，並一起加入一些好友們在洛陽創辦的『大捷日報』。這是一家由湯恩伯司令，張雪中中將所創立的報紙。我擔任副刊編輯, 先生則擔任報社印刷廠廠長。我那時還在洛陽四維國小兼課。但好景不長，1944年夏，報社成立不到兩年，國共內戰加劇，洛陽就淪陷了。記得當日『大捷日報』還刊載了洛陽警備總司令「洛陽固若金湯」的談話，當晚即拆機裝車，開始「戰略大轉移」至西安。我們也隨報社員工一起撤退到西安，就此各奔前程。湯恩伯部隊在此戰役中潰不成軍。所謂「大捷」真是莫大諷刺！
到西安後，我先生加入國民政府屬下的電力公司水力發電部門。那時沒地方住，當地的一所中學，就讓出宿舍的一個房間給我們住，另一個房間給其他女職員住。鄰近的東南國小學校說需要老師，就把我叫去，我也教得很好。雖然我沒有正式擔任過教職，但是年紀輕膽子大，什麼事情都願意做。
我們隨著電力公司一路西撤，大女兒、二女兒先後在漢中（陝西）、天水（甘肅）出生。但是沒有多久，內戰情況惡化，大勢已去，國民政府決定退守台灣，我們也只有隨電力公司退遷到台灣。為了等水壩工程完成走得晚了，那時已經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只好租卡車離開。行李堆在車上、人坐在行李上慢慢開。因為轟炸，路都破壞了，一路顛簸，一天走不了多遠。路上曾經遇到銀行撤退的卡車，車上都是一袋袋鈔票。有袋鈔票掉下去被難民撿到，其他難民立刻蜂擁而上，行員怕情況失控，緩兵之計，就抓起一把鈔票往身後扔，讓大家去搶。但一袋鈔票很快就被搶光了，難民又追上來，跟車的職員只好邊走邊扔，最後鈔票全扔光了。
離開西安，好不容易我們回到蘇州老家。匆匆拜別高堂父母後，就上了太平輪，直駛台灣。抵台後我們最初落腳在電力公司台中宿舍，不久後外子升遷到台北總公司負責運輸部門，一家人也終於告別戰亂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