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趙文心口述，游尚傑主筆，《來自遼河口：趙文心回憶錄》，第101-108、112-123頁，趙文心2021年出版。
文／趙文心口述，游尚傑主筆，羅國蓮編輯
自一九四六年三月起，國共雙方，一邊有大小武裝衝突，一邊進行會談、謀求共識。然而，兩方思想光譜上的極端差異，阻絕了和平的可能性，戰事終於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全面升級。「為拯救匪區人民，保障民族生存，鞏固國家統一，厲行全國總動員，以勘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施憲政，貫徹和平建國方針案。」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通過《厲行全國總動員勘平共匪叛亂方案》，促請全國人民投入動員。「必須全國軍民集中意志，動員全國力量，一面加緊戡亂，一面積極建設。」
至此，中華民國正式進入動員戡亂時期。一直到一九九一年，由前總統李登輝公布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為止，中華民國有近四十四年處於動員戡亂時期。中間更包含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是世界上所有政權實施過最長的戒嚴統治。國民黨當時採取這樣強硬的手段，並非沒有原因，除了前線戰事不利外，更與國民政府八年對日抗戰開始漸漸流失的民心有關。
一九三七年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全面啟動對華戰爭，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接連攻佔天津、北平、南京等重點城市，華北、華中、華南地區皆陷於日本之手。蔣介石為保國民政府，全線撤退到大後方重慶，開始了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戰。透過三峽天險的保護，免於被日軍主力直接突破，在戰略上的確被證實有一定程度的奏效。
然而，在大片的淪陷區內，中國共產黨在農村中進行土地改革，並且號召農民加入游擊戰，從各種死角打擊日軍據點。這看在人們的眼裏，國民政府竟然丟盔棄甲逃進內陸、對人民棄之不顧，而共產黨的幹部們，卻站在大家身旁一同抗日、一同尋求生存之道。人民對兩者的信賴感一消一長，開始出現變化，更別說重創國民政府形象的「花園口事件」。
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日軍在河南快速挺進，連下蘭封與開封，軍事重地鄭州的淪陷也發生在即，屆時日軍從鄭州長驅直入，武漢市馬上就會陷落。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六月七日，蔣介石下令炸毀鄭州市附近的花園口黃河堤防，霎時間，巨量的黃河水流改道向南，竄入河南、安徽、江蘇三省，造成超過八十萬人死亡、四百萬人傾家蕩產流離失所，總計有一千兩百萬人因此受難。
這片被稱作「黃泛區」的廣大區域，當時的慘況，可從國民政府自己調查而成的《河南省黃泛區災況紀實》略知一二：
「泛區居民因事前毫無聞知，猝不及備，堤防驟潰，洪流踵至；財物田廬，悉付流水。當時澎湃動地，呼號震天，其悲駭慘痛之狀，實有未忍溯想。間有攀樹登屋，浮木乘舟，以僥倖不死，因而僅保餘生，大都缺衣乏食，魂盪魄驚。其輾轉外徙者，又以飢餒煎迫，疾病侵奪，往往橫屍道路，填委溝壑，為數不知凡几。幸而勉能逃出，得達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艱苦備歷，不為溺鬼，盡成流民……因之賣兒鬻女，率纏號哭，難捨難分，更是司空見慣，而人市之價日跌，求售之數愈伙，於是寂寥泛區，荒涼慘苦，幾疑非復人寰矣！」
雖然一開始，國民政府將花園口決堤怪罪於日軍轟炸，但隨著種種跡象顯現，確由國軍所為。許多學者認為，花園口決堤事件縱使成功阻止日軍拿下鄭州市，並進一步壓迫國軍當時的大本營武漢，但以戰爭的名義行屠殺自己同胞之實，即使是納粹德國的希特勒也未曾如此，國民政府的聲望隨之重挫谷底。[1]
到了戰爭結束，中國百廢待興之時，國軍卻還遠在西南大後方。但在華北早建立起農村體系的共產黨，則貪婪地把握著日軍剛走，而國軍還未到的真空時期，飛快地發展。蔣介石察覺到國軍在接收日軍佔領區，處於極為不利的位置，深怕被共產黨佔取了先機、接收日軍領地，於是採取了各項措施防範。
首先是對中共的軍隊下達命令「原地駐防待命」，另外則指示日軍只能向自己指定的部隊投降，並遣國軍趕往淪陷區接收。想當然共軍不是三歲小孩，對於這種命令自然不予理會，依然意圖接收日軍佔領區。
然而，幾乎同一時間，國軍陸軍總司令也向日軍駐華的總司令官下令，必須維持佔領區的秩序，直到國軍前來接收為止，還需維持聯外道路暢通，甚至因此要求日軍攻擊鄰近的共產黨領地，力保接收順利。這一切看在中國民眾的眼裡，引發極度的不滿，認為國民政府竟然指揮日軍，攻擊同為中國人的共產黨，在民族情緒高漲的那個時候，國民黨真是犯了大忌。
讓情形更為惡化的不僅於此，國軍派遣至日軍佔領區接收的官員，多半貪污腐敗、態度倨傲，引起民眾普遍反感。同時為了支付大戰期間的鉅額軍費，國民政府無上限地超印貨幣。戰後又面臨經濟的衰敗與偽幣橫行，讓法定貨幣急速貶值，使中國經濟陷入長期的惡性通貨膨脹，不但財政積弱不振，人民的財富也化為烏有。
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民心的風向已變，轉而支持中國共產黨來取代貪污腐敗的國民政府。於是，在內外交迫的各種壓力，加上戰事日漸不利的情況下，蔣介石採取強硬手段，透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來強化國家控制力，並發行「金圓券」來取代急速貶值的法幣，意欲振興人民對貨幣的信任。
然而，在這麼重要的關口上，國民政府在發行的事務上，不但準備得不充足，也沒做好發行量的控管，還強迫人民以有穩定價值的黃金或外幣來兌換，導致金圓券飛快貶值到幾近廢紙的程度。這種作為，等於變相從民間掠奪大量財富。金圓券在發行後的一年內，就宣告徹底失敗，原本支持國民黨的資產階級也因財富受到重創，不再信任中央。
處在這般嚴峻的情況下，只要一步走錯就是無底深淵，更何況是步步皆錯的國民政府？
說到戰時的貨幣，我可以說是大有心得。現在我們對於新台幣熟悉，覺得貨幣的存在實屬天經地義，但在歷史推進的過程中，貨幣發行可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由政府一聲令下就會自行完成，而是恰恰反映了權力消長，以及人民對於政權的信任度。
六歲以前我在關內成長，但小小孩童對貨幣沒什麼概念。回到大滿洲帝國統治下的東北老家之後，順理成章地開始使用康德皇帝發行的貨幣。雖然後來在戰後，被國民政府蔑稱作「偽幣」，但滿洲國貨幣的價值，一直到帝國土崩瓦解的前夕，都還算平穩。
戰後國民政府大動作地接收東北，宣布廢止滿洲國偽幣，發行「東北九省流通券」取而代之。然而，幾乎在同一時間，在東北快速擴張勢力的共產黨，也趁勢發行「東北銀行地方流通券」，目的就是要與東北九省流通券互別苗頭。
隨著共產黨紅軍在滿洲的衝突越來越佔上風，東北人民對國民政府的信心崩盤，東北九省流通券急遽貶值。原先最大面額的一百元已經不敷使用，開始發行一千元、兩千元、五千元、一萬元。但戰局始終無法力挽狂瀾，國民政府只能再發行面額更大的本票，票面金額高達一億八千萬元，顯示出國共內戰下的東北金融體系已經全面崩盤。
在從東北出逃的路上，我和媽媽也兌換了不少共產黨的東北銀行地方流通券，那時候人們都暱稱它「紅幣」，真的是非常直覺的簡稱。
但離開關外進入北平之後，紅幣不能再用，只能用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但是在內戰中，雙方的軍費開支都水漲船高，法幣也逃不過惡性通貨膨脹與快速貶值的命運。反而是在民國初年，北洋政府發行的「袁大頭」銀幣比較獲得信任，因為袁大頭含有貴重金屬，有真正保值的作用。
逃難的過程中，全身上下除了命一條之外，最重要的當然是袁大頭了。四處流竄的難民龍蛇雜處，也難保誰不會對我們一家婦孺下手搶劫。因此，媽媽在腰上紮了貼身布袋，裡面裝了滿滿的袁大頭。銀製的袁大頭沈重無比，搞得她每天腰酸背痛，但沒有了錢，還談什麼逃難呢？只能忍痛繼續前行。
每到一個城鎮，還是得將袁大頭兌換成流通貨幣才行。那時收購袁大頭的人多得是，因為其他貨幣已經得不到人民信任。我們只要走到街上，把袋中的袁大頭搓得喀拉喀拉響，就自然會有人接近，要求兌換。現在回想起來，真的非常危險啊！但當時逃難的人慌不擇路，兌換時也常常被獅子大開口，除了給他們佔便宜之外，實在別無他法。
在南京的日子後期，我們也曾被迫大量兌換成國民政府用來力挽狂瀾的金圓券。大把大把的超高面額鈔票拿在手上，卻沒有任何價值，這種經驗也算是相當難得吧！小時候的我對於一路上各式大小、設計、厚薄各不相同的貨幣異常執迷，每當有人手邊有用不上的鈔票、硬幣，我就像個收藏家一樣，向大家徵收，收集在自己的隨身小袋子裡。等到多年後，我來到台灣，還真的找了本類似集郵冊的本子，專門收錄這一路上跑遍大江南北、海峽東西，所拿到的各種貨幣。這些貨幣照著年代排序，彷彿是一本活生生的歷史課本。可惜後來家裡遭小偷，這個無價的記憶珍寶居然也遭毒手，多年顛沛流離的見證就這樣消失，真是心痛不已。
注解
[1]（編注）關於「花園口決堤事件」的不同說法，可參看以下文章：〈平反國軍抗戰黑歷史：花園口決堤事件（莊秉漢）〉、〈奇冤！炸黃河決堤致死「89萬」人純屬中共捏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