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志安口述，孫曼蘋採訪、整理及編版
圖╱孫曼蘋
我叫周志安，1925年2月16日出生在四川大竹縣。家裡條件不好，按照解放軍劃分的簡稱，就是貧農。
我們家祖祖輩輩都不信天主教，但我六、七歲時，就把我送往達縣[1]天主堂，要培養我成為天主教的神職人員。在天主堂我主要是讀經書，每天早晨都做禮拜禱告，聽神父講經，還要背聖經。我從小不生病；也不出去，就在教會裡面，生活還算好，身高也有一米67，但當時其實教堂的人並沒有意圖把我培養成神職人員，因為我小時候愛動、愛跳，經常玩鬧，把花園裡的東西砸爛，為此還挨了不少打。
我七歲開始讀書，讀了個國家的正規小學，畢業後繼續讀了一年初中。19歲那年，有人來招募遠征軍打日本。那時我沒見過世面，日本轟炸天主堂周圍，教堂內拉警報，我很害怕躲在桌子底下；當時天主堂有時候是有當官的美國人在的，他們與教會也有關係。
美國人說去打日本的話，可以吃得好，待遇也比較好，我聽了後就想去參加。那時中國反擊日本，很多貨物是美國送來協助我們的。去當遠征軍要出國，當時招募是1944年的第一季度，大概2月份吧，我就參加了。天主教的人認為我無法勝任神職人員，也就同意我參軍。
幾個月內從重慶、印度、緬甸再到雲南
參軍後，由重慶坐汽車到四川成都。那時沒有社會經驗，當官的讓幹啥就幹啥，我也不知道在成都要幹什麼，總之又在成都坐飛機出發，到了哪個地方我也不曉得，後來才知道是到了印度。到印度以後換裝，把在中國穿的那些衣服換了，全部發的美式裝備，然後又洗澡消毒。到了當地，上面也跟我們說了，不要離開限定範圍以內的區域，當時在印度什麼地方也不曉得，反正曉得是出國了，是美國在領導。
後來又轉到另一個地方，在那兒接受初步軍事訓練。那裡各方面也很好，我們就曉得美國參加戰鬥以後，有援助中國，對他們當然有一點比較好的印象吧。當時只知道周身的環境，再大那什麼情況我就不太曉得了。那會兒又沒有中文廣播，也沒有報紙，外國人說話我又不懂。
訓練的過程很快，也就過了2、3個月，整個大局來說，就是要反攻了。反攻的局勢情形呢，在國外，就是由美國人指揮官管理、領導，在中國呢，就是由當時的蔣介石管理。訓練時間一晃就沒了，我對外面的形勢也不瞭解，反正很快又出發了，到哪個國家也不知道，反正就聽從指揮。
因為我信天主教，有人在空餘時間打撲克牌什麼的，要拿錢來賭嘛，我是不會玩的。我從不吃酒吃煙，賭錢的遊戲我不參加，於是就在空閒時學會了修汽車。因為我人高馬大，能吃苦，又有技術，所以訓練完了後，我被編入一個指揮機關。那兒有一個小車隊，我就負責給車修底盤。等到開始反攻，我就坐車跟著修路的人一起去緬甸。由於我在服務總隊裡比較好的指揮部門就職，所以沒上前線打過仗，主要就是一路跟著部隊走。
我們從印度行軍到緬甸，在緬甸打仗，一般是不住城市的，每個隊也有番號，方便在戰場上能看到。我在服務總隊的小車隊裡，隊裡要管吉普車和小轎車，車子比較多、種類齊全，主要是小車多，當然還有其他的像四個輪子的、八個輪子的、還有六個輪子的，四個等級。
後來，美國飛機很快到了緬甸；服務總隊經過整編，從印度來的軍隊擴大了，我跟的部隊成為正規軍的第七軍。
我們在國外，我的文化不怎麼樣，根本看不懂報紙，以前也沒見過世面，說話又不懂。雖然不在前線，但是我聽到別人說，我們的人被打死的有多少，在印度沒人說，到了緬甸就聽人說死了很多。
後來打到中國的南邊。等我們到了中國（境內）後，部隊政策一直改，我本來服務的總隊被編成第八軍，領頭的不曉得是國民黨的人還是美國人？管我們的那個軍長姓何[2]，任職時間很短，後來換了一個軍長，這個軍長叫李彌。司令部傳命令打松山，這才知道打到雲南、到了國內來了，但在緬甸勝利後，軍隊推進得很快。我們跟著部隊走，部隊指揮部都是自己設營地，住址經常變。
接到命令 死打松山
當時下達的死命令就是打松山，非要打下來，打不下來要軍法處置。軍隊一下子就緊張了，當時大概是5月份。打了幾個月，死了很多人，有時候形勢不利，部隊裡我們那個小車隊大大小小的車都要出動，是去拖（救）傷兵，沿路日本飛機會來轟炸，美國飛機也要和他們打，我就跟著小車隊，等汽車出現一點小毛病，我就去解決。如此一來，我參加運傷兵的時間就多了，看到第八軍打仗，就是一批批的上去，一批批的又下來，那些士兵死的死、傷的傷，心裡面覺得太殘酷了，但是一定要打勝仗。
運傷兵時第八軍的幾個師都要出動，我就在那個過程中，被日本飛機投的炸彈的碎片炸傷了右腳。當時，戰地沒有醫院，我就在部隊治療，大概一、兩個月就結疤了。他們說我骨頭傷到了一點，大概有二、三十天，傷口不痛、也不流血了，綁住傷口後，很快就恢復了。
打松山打了三個月，我也被派去挖地道。挖地道時，白天一進去就不會出來，飯都是送進去的。晚上呢，就把那些土全部運出來，用於地道偽裝嘛，躲過日本人的偵察飛機。
我是親眼看到過打松山的慘烈，上去一批人就是死傷無數啊。我們軍人先天要服從命令，對不對？我們又沒有訓練過使用打仗的那些炮啊、槍啊、衝鋒槍啊，我也沒有實際操作過，情況危險還是要上去。
同事戰死 我也只能心感悲傷
我有一個同事，他是四川達州人，他也在松山那個地方，聽說被打死了，我也只能心感悲傷，其他也做不了啥。
後來打松山，要爆破，用好幾噸炸藥，把那山頭全部炸空了，上面的人全軍覆沒。從5月份打到8月份，我們的人犧牲了大半，活著的人很少；松山這一仗打得最大、傷亡慘重，打到秋天才打下來。
北方蔣介石的部隊是美式裝備，南方美國人的部隊也是美式裝備，於是反攻節節勝利。打完松山後，其他戰場犧牲的人少得多了，我的工作就好得多了。
1945年，在國內，部隊經常整編、改番號，補充新人。勝利後，有的遠征軍部隊坐飛機或者輪船向南方走，到廣東、廣西或貴州。我們第八軍就到貴州，從1945年到1946年，一直走走停停，再加上補充整編新人，一直訓練。
（根據四川省老兵救助會的訪查紀錄，周志安1946年到了山東，他離開了第八軍，考上憲兵十一團，駐青島，直屬南京領導。
全國只有22個憲兵團，南京有憲兵司令部，在青島接受憲兵十一團的訓練，大概八個月到一年，那裡訓練很嚴格，後來在青島憲兵團服務，我們營又調到濟南一年，1948濟南憲兵團撤銷，又調回青島服務，1948年冬天，或49年初，青島憲兵團撤銷了，又到上海駐防石榴舖，有鐵路到杭州，經過江西，湖南，又到廣西柳州（當時不知道，現在看看來實際上是國民黨撤退路線），柳州沒有供給了，吃東西都沒有了，當兵的就罵當官的貪污，扣我們的軍餉，當官的就把我們開除了，我就回四川達州。）
回四川後，我認識了一個宋姓營長，他介紹我到駐守在德陽的30軍30師副官處。我從重慶坐了大概四、五天汽車到成都，再走了100多里路到德陽，找到副官處，把介紹信交給他們。30師的師長看了信，批准我加入，暫時留在副官處。
我在德陽住著，也沒啥事幹，那裡還是沒有報紙，也沒有廣播，我也離不開那個司令部，最多就是在附近去轉轉，不敢走遠了，也沒錢出去吃東西。1949年10月，我正式調到30師，12月又調去了龍泉驛，就是現在成都的龍泉驛，（兩地）相隔40里路。我就在街上租房子住，在那裡也是沒事情可做。
大概就在12月，副官處有一個上尉，他也信天主教，主動找我相認。原來我讀小學時，他是我的童子軍教官，我想了想是有這事情。他暗地裡很關照我，只是我一直沒察覺。11、12月又緊張了，解放軍過來了；同一時段，司令部命令我三天內到龍泉山上報到，那個地方是一個要道。
整個師全部「起義」
那個上尉就告訴我說：「小周，你不要去報到，想辦法拖延，你就說你哪裡還不舒服，你不要去。那邊的氣氛大不一樣，連長都跑了，排長也沒了，想逃跑的人都跑了，反正你就不要去。」於是我就拖，三天混過去了，反正也沒人來找我。
到了第四天，（上面）發了一個布巾，纏在手上，我也不曉得這是幹什麼用的，也不過問。結果形勢一下子就不一樣，部隊起義了。整個部隊，30軍30師全部起義，當時上面宣佈了一個政策，派了一個軍事代表過來（國民黨這邊），但是我們都不曉得。
當時派軍事代表來，那是有很大風險的。解放軍軍事代表身份一公佈的話，不願意投降的國民黨人可能會派人暗殺他們，所以都沒有公佈，只是打個記號（布巾）。但是我們感覺到，那些當官的對我們的態度都不一樣了，說話客氣了，態度也很好。大概20多天以後，全部隊正式起義，參加共產黨、參加解放軍。領導說，當兵的願意回家的就回家，解放軍會發路費、開證明，回去分田地、安家。當時很多人都走了，怕打仗嘛，就回家了，我還留在那裡。
我那個時候人高馬大的，解放軍的口號是「為人民服務」，見我安分守己的，慢慢相互就熟悉了。大概有二、三個月，他們找我們一個個談話，我是在司令部，司令部有一個小官問我意願，我就說我個人申請留下來，如果組織批准，我就當解放軍，如果不批准，就會遣散我回家，安排出路，回去分田分地。
沒去處 就留下來當解放軍
我當時沒有去處，在部隊生活習慣了。那個時候司令部嚴格來說，還是國民黨的，還留了一部吉普車，有個老師很照顧我，還安排我坐汽車跟他們一起走。由成都走了一個星期，也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經過重慶的地界，又經過遂寧、南充、石橋、還有鄰水、渠縣。坐了一個星期車，最後到了涼山，那裡有個飛機場，就在那附近先住下來。
那裡大概有120、130個人，一起住在一個小學。解放軍派來三個指導員，來了以後，制度就完全是解放軍那一套了。
幾個月後，上面安排我們到軍政大學去，當然願意去的人，還是要經過申請和組織審查，不願意去的，去野戰部隊也可以，願意回家的，也給盤纏。結果走的人很少，願意回家的人有十來個，大部分都留下來了。
因為留下來就可以到軍政大學，去學習嘛，我們也不懂什麼是軍大，我們是從重慶、還是從萬縣出發，經過涼山到軍大。學習的地方是在一個山裡，從一個峽口進去，大概有7、8里路。裡面很多學員，差不多有兩、三千人，我後來才知道那是國民黨的軍工廠，只有一條路進去，往裡走就是懸崖。去那裡，實際上是思想學習，只是當時我們不曉得。那些當官的，指導員啊、連長啊，就像親兄弟一樣對待我們，也教育我們要像親兄弟一樣對待他們。
原本我的軍事知識是從國民黨學來的，在軍大，他們也教那些東西。在那裡，那些單槓、雙槓這些項目，他是不要求的，但是我自己愛動、愛練，我們中隊有120、130個人，沒一個像我這麽積極；有時晚上睡覺之前，我都還去翻單槓，鍛鍊的時候，正好有別人看到，但是我也不太會說話，也不曉得他是誰，就是你看你的，我做我的，反正也沒交流。
教解放軍正規化及軍事體育
後來分發部門時，我被分到涪陵軍分區軍訓科。涪陵軍分區是解放軍的一個師級單位。那個時候，解放軍開始提倡正規化，要統一服裝，吃飯睡覺等講規矩，步驟要一致，走路都要一致，我就在那裡當教員，教解放軍立正、稍息，向左轉向右轉。
接著省軍區開運動會，那個時候叫川東軍區。我去參加了，我是單槓行，雙槓也行，爬桿也行，跑也行，結果運動會拿了前幾個名次。
運動會之後，我就留在省軍區，被分在作戰處軍訓科。在那邊休息了一下，馬上又代表川東軍區參加西南軍區、即雲貴川康大軍區的運動會，也就是現在的西部戰區，當然也拿了名次。
我留在川東軍區，接著這裡開辦了一個軍區教育大隊，學員全是優秀的排長、連級幹部和野戰軍的營長連長，一個大隊300多人。教育大隊在重慶辦了兩期，每一期時長半年，我就在這個教育大隊上當教官，也當教員。教這些摸爬滾打的軍事體育。
當時那裡的訓練器材都不全，市面上也沒有得賣，單槓啥的都沒有。軍區應該要做那些東西嘛，就喊我和另外兩個人去找私人工廠，告訴他們器材應該怎麼弄、怎麼造、什麼規制。我們就在重慶木材加工廠，做練習拼殺的木槍、木馬、單槓等，做好後，馬上辦教育大隊，我就教自己擅長的運動和基本軍事動作。
（周志安接下來由軍人轉業，四川省老兵救助會的訪查紀錄裡剛好有段補述：
53年初過年時節，省軍區協助地方發展工作，教育大隊結束，保留軍籍，穿軍服，川東南西北四個軍區並合成立成都軍區，省軍區低於成都軍區一級，我們在四川搞計劃經濟，磚瓦改革，煤窯改革，之後分在四川省建築業公司簸箕街作採購員，1956年正式轉業，發放轉業證，進入地方作為地方幹部工作。）
老實填寫憲兵資歷 讓我受了20年委屈
我喜歡當國軍還是共軍？我當然喜歡當共軍，不過我當紅軍還是受了挫折。我當過憲兵，對不對？到軍大的時候，考試過程要填表，我一貫是老實的，填表百分之百是真的，我老實填表說自己當過憲兵，後來在審查年代受了20年委屈。
當時審查我，有幾個誤會，第一個是說我到台灣去了，但實際我沒到台灣去，由於我曾經加入的憲兵團部隊到台灣去了，可我在他們去之前就請假走了，我要找一個很久沒有聯繫的人證明我沒去台灣，沒找到；1956年，組織把那個人找到了，證明我早就回到了四川，這個問題才解決。
第二個，是有人把上面的公款拿去用了，栽贓說懷疑是我，但沒有證據。審了我兩天，最後在我檔案上記錄下來，後來運動來了，就要我老實交代。那時候在整風，有一些人經不起考驗，就自殺了。我才兩天，還不嚴重。後來那個栽贓的人交代後，就把我放了。
至於當遠征軍，我是交代了的，當時管理還是好，他們知道遠征軍是打日本的，就沒過問。公告上公佈的，我都沒看到有參加遠征軍的人受處分的，遠征軍大部分都是知識分子，不會被過問。
我在共產黨經歷過的第一件大事是整風，第二就是文化大革命。現在大陸已經意識到這些運動的危害並改正了，但在運動剛發起的初期，我因為給國民黨當過憲兵，還是接受了調查。後來公安部長給我寫了平反文章，有些事情一筆帶過；這也是社會進步的表現，過去的一些冤假錯案，一筆勾銷。現在中國來說，我所曉得的，沒有因為沾了點政治問題而受打擊的人了。
社會在進步；胡錦濤上台後，承認國民黨抗日，也承認國共合作。習近平總書記上台，落實了這個說法，並且成立了一個退役軍人局，是省部級的單位，解決老弱病殘的退役軍人問題。那時一部分部隊到東北打共產黨，像遠征軍，坐輪船到廣西，然後坐飛機到東北，這些人到東北就起義，加入解放軍了。他們裡面有貧窮的，有生活不錯的，有被打死了的，有起義後還活著的，現在就是一個月一萬多塊錢，終身都由官方負責了。
親子不夠和睦是我今生的遺憾
我這一輩子至今還有個遺憾就是，我對我的女兒和兒子有遺憾（低頭沈默數秒，嘆息、哽咽⋯⋯）。
我在黨內的三次誤會，導致我20年沒有得到公平的對待，這20年我也沒能和他們一起生活。我兒子當知青回來，認為我是不好的人，我們也就互不往來。
文化大革命時我的女兒高中畢業，那個時候沒什麼大學，她沒念到大學、也沒有文化。她在我最窮困的時候跟著我長大。我的愛人1971年死的時候，交代我要把女兒養大，等她高中畢業之後，考不起大學的話，就去她姨媽那裡。她單位上的好朋友都曉得，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敵對階級，跟著我沒有出路。
我也信守承諾，讓女兒去跟著她的姨媽，她的姨媽是電信局的科長，又是中共黨員，很吃得開。那時候剛剛改革開放，我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幹部退休證，一個月退休工資才30幾塊錢，要給房租，還要生活，我靠蹬三輪掙錢。
那時候我還年輕，才58歲，還想找對象，找了好幾年，最後在1986年，才找到一個電子科技大學教英語的副教授和她結婚了，對方比我小九歲，有三個兒子，我就一個已經婚嫁的女兒，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得到平反。
我差一年平反時，我女兒還跟著姨媽，有一次她回來說我：「爸，你都退休了，而且是幹部，還在過這樣的生活，還在租房子住，我姨媽住的是高樓大廈，五、六層的。每天吃得好、住得好，你還是那麼苦。」女兒看到我窮，覺得都是幹部，我比她姨媽差遠了。
她就按照她的思路，到香港去了，在那裡找了個對象。她沒有房子，就住酒店，一會兒住在北京，一會兒在天津，然後去東北，然後又在香港；她每半年回成都來一次。她回來給別人介紹，管自己姨媽叫媽，管我叫爸，我找的新愛人呢，她就不介紹。
我現在最遺憾的就是，我女兒離婚了，又害病癱瘓30餘年，她在香港有社福單位照顧，我們沒有一起生活。
我們這一代人頑固，我接受共產黨的教育，也學習唯物史觀，又是天主教出生，我問心無愧，我對得起社會，對得起家人，我對得起所有的人。我在國民黨當憲兵時，沒有打過人，沒有罵過人，沒有吃過老百姓的一顆糖，在共產黨呢，也沒有做過這些事。
我是50年代轉業的，轉業和退伍是兩個待遇，轉業在共產黨是納入國家範圍的，國家會承擔個人的全部事務。退休職工的待遇我享受到了，退役軍人、抗戰老兵的福利我也享受到了，如今退休工資有5000多元一個月，我很滿意。
我是個知足常樂的人，只要有飯吃，不受氣，不挨打，不挨罵，我就很高興。
注解
[1] （編注）現在的達州市。
[2] （編注）即何紹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