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修文口述，汪琪、羅國蓮採訪，羅國蓮整理、編輯
圖／劉述義提供
掉出了火車廂！
我們又搭上火車到了鄭州，才剛到旅館，就聽到「嗚──」的防空警報聲大作。旅館的茶房馬上帶著我們跑，但一看到開始投彈，他把我們一丟就自己跑走；裹小腳的媽媽帶著剛會走路的大弟，行動比較緩慢，我原本跟著姑姑走一走也散了。
那時跑到了稻田或是棉花田裡，我看到一個像小山的小土堆上，有很多穿著黃黃綠綠衣服的人正在打大砲，四周瀰漫著一層灰，猜想他們是國軍吧？又看到一個被草掩蓋住的黑洞，我實在走不動了，下意識就爬進去蹲在裡面；聽到老遠傳來姑姑呼叫我小名「森──森──你在哪裡啊」的聲音，我很努力地發出聲音回應，可是距離太遠，又有槍砲聲，她根本聽不見。
媽媽和姑姑本來還要跟著人群往前走，發現我不見趕快回到旅館說我走散了；茶房們眼看即將天黑，就趁著轟炸、槍砲稍微停止的時候，好幾個人往砲台衝去。有人說剛剛在這似乎聽到小女孩的聲音，但認為就算真的有孩子在什麼洞裡應該也是缺氧憋死了。小腳的媽媽早就走不動，她跌坐在地上大哭要找我，人們再仔細一找，終於發現我藏身的黑洞，瘦小又飢餓的我正在往上爬，卻怎麼爬都爬不出來，還好順利被拉了上來。
記得還有一次大難不死的逃難經歷，大約是到了寶雞，我們看到一輛開得非常慢的火車就趕快上去。這種火車行駛時會發出「喀擦喀擦」的聲音，記得後來搭同一條線上的火車，經過江西景德鎮，還能清楚看到路邊有人在燒瓷碗，可見這火車真的很慢，才能看到這些景象。
我們在寶雞上火車後，車廂裡人滿為患，沒有任何座位，有的人是坐在地板上，有的人是站著抓住上下車廂樓梯的鐵欄杆，連車門口都是人擠人。媽媽抱著弟弟，我跟著姑姑，但她提了很多東西，沒辦法牽我。兩節車廂之間不是有接縫嗎？還有一個不能鎖的門，乘客這麼一擠，行李這麼一撞，我就從那個門、那個縫掉出車廂，摔到鐵軌旁邊的泥地上了！這時有人驚呼：「啊！有小孩掉下去啦！」馬上有兩三個人蹲在車門口焦急喊：「你把手給我！你把手給我！」但手不夠長拉不到，記得我是穿了布鞋，爬起來拼命追拼命追，不知道抓到了什麼，只聽得有人叫我：「抓緊抓緊抓緊啊！」就在火車準備進山洞的時候被拉了上去。
旁邊有人感嘆：「你真是命大！你這條命真是撿回來的！火車進山洞會加速，再晚一點你就會被捲到車底去了。」下車住進旅館，媽媽叫我趕快去洗澡，這才發現身上、膝蓋都擦破了好幾塊皮，可是膽小的我這次居然沒有哭。
我們逃難到重慶途中，還坐過貨運的卡車，走山路顛簸得非常厲害。走了兩三天才去坐掛帆的那種船，到了長江，再到大概是朝天門就下船，爬了很高很高的樓梯，才到重慶的大街上，爸爸就等在那裡，我們看到爸爸好高興啊！逃難的過程一路顛簸，到重慶以後慢慢好了，大妹、二弟、二妹就是在重慶出生的。
到重慶大約是1940年左右，我七、八歲大概念小學二年，還是日本人轟炸重慶期間。我們曾經躲在防空洞三天，住過沒有窗子、像地洞的房子。一天晚上爸爸偷偷帶我們爬出去到外頭看看，在路上我們看到很多橫七豎八的死人、衣服，還有火正在燃燒的地方，原來日本人剛剛轟炸過。
那時警報一響，就會聽到房梁上有老鼠窸窸窣窣疾走的聲音，大人說老鼠也感應到有大事要發生而有動作；我們就趕快帶上饅頭、烙餅，跑去防空洞，但洞裡有很冰的水，根本不能坐下來。某次防空洞外有一個中年男子蹲著，拿著綁了藍布、紅布的桿子在牆角搖旗。有個小女孩一直哭，大家都很擔心那個男的是間諜，要小女孩不准哭了；又聽到防空洞上面「轟──轟──轟──」似乎有飛機飛來，要小女孩的家人把她嘴捂起來，不要讓她再發出聲音。最後防空洞還是炸掉了一半，我們一家逃了出來。我一直記得這一幕，想著那個小女孩怎麼樣了？
爸爸最早任職的單位是兵工署，是在66兵工廠裡面工作，所以我們也住過兵工廠另外的房子，外面24小時都有人站崗。上學還要自己划個小船，拉個纜繩，拉船過去學校，回來就是拉到另一頭的山坡上。因為重慶大轟炸的關係，大家都待在山上；我沒膽量，每次爬上山都要牽著老師的衣服。老師帶我們找到一個山洞，裡面沒有燈，只有一點光，就找個平地，教我們寫寫字；再找個大石頭、小石頭，教我們算算數，到了晚上爸爸還要考試。在重慶我們小孩子其實讀不了什麼書，老師上課常常教怎麼爬樹、找水果，我和弟弟的小學就是這麼混的。
我們到重慶時，爸爸向我們介紹了一位廣東女子，說她是「鄭姑姑」，是大學同學。我和弟弟瞪著眼前的阿姨完全不肯叫「鄭姑姑」，她講話我們也不回應；大家都不太搭理她，心照不宣地認為爸爸讀大學應該是另外交了女朋友。以前我們問爸爸怎麼會講廣東話，他就說到那兒念書就會了；想想大概是因為鄭姑姑的緣故吧。而在那個年代，像鄭姑姑一樣大學畢業的女孩不多耶！
不過爸爸和鄭姑姑其實早就分手，他們當時只是同事。爸爸工作繁忙，我們家又有好幾口人，說起來鄭姑姑是很幫我媽媽忙的，對我和弟弟也很好，例如教媽媽怎麼買菜、做飯，也幫忙安排我們的學校，每天晚上還替我們補習功課，那時候連個粉筆也沒有，她就找鉛筆頭教我們寫功課、算算數。
雖然我媽媽不太常和她說話，但兩人的相處還算不錯，我們遇到什麼書本的問題，媽媽就會說：「去問鄭姑姑。」那時候我們也沒想說，爸爸工作身邊有個鄭姑姑，老媽怎麼沒有生氣？鄭姑姑沒有結婚，一直都在上班，後來她說父親生病還是其他原因，離開重慶回廣東去了。
「留」在南京的二妹
1945年我初中一年級，抗戰勝利那一天，24小時沒有人睡覺，都在歡慶抗戰勝利。復員我們回到南京後，我的大妹得了肺炎，住在鼓樓醫院，需要打盤尼西林，一針就要一兩金子，一打就要打六天，我們都笑說她是「用金子養大的」。但在返回南京途中，發生了一件令我們痛心疾首的事。
當時爸爸去瀋陽處理接收事宜，姑姑也去了農林部上班，只有媽媽帶著我們，住在一個靠近南京、鄉下地方的旅館裡，我帶二妹睡小床，媽媽帶其他弟妹睡大床。有一天弟弟妹妹突然都發燒、咳嗽，原本第二天就要去找醫生，但我抱著二妹問媽媽：「她怎麼全身都在抖啊？」媽媽不知道她發生了什麼事，只能說：「多給她喝水！多給她喝水！」妹妹卻不喝水，開始一抽一抽的，我覺得她冷，想去買長褲和襪子；而這一抽她就兩眼往上翻，我們急忙找茶房來看看，他說妹妹是出麻疹，現在沒氣救不了，找個地方埋了吧。
旅館老闆幫忙買了個小棺材，可是我覺得妹妹還是很冷，就去火車站附近的小店買長統襪，老闆娘問我：「你怎麼一路走一路哭哭成這樣？你買襪子做什麼？」我抽抽噎噎地說：「我妹妹死了，我買雙襪子讓她穿厚一點。」火車站附近有個樹林，二妹就在那裡，連個墓碑、名字都沒有。一直到現在，我還是想要找到埋葬我小妹妹的地方，只是很多地方都經過改建，不可能找到了。
我們後來是跟著姑媽，坐農林部的船到南京，住在他們的宿舍。爸爸進入資源委員會在瀋陽的水泥廠工作，這個水泥廠原本是日本人建的，被接收後復工。他安頓好之後來南京接我們，接著前往上海，然後坐了日本人的飛機一起去瀋陽。記得那裡天氣很冷很冷，大概待了兩年，共產黨就開始打仗，水泥廠只好關起來，於是我們退到天津，待了半年，再回到上海。爸爸認為共產黨還是會打過來，上海也不能再住，於是他先去台北一趟；回來後就說全家都要搬去台灣，什麼東西都丟掉，一人只帶一個行李。
1949年我們隨著水泥公司這條路搭中興輪來到台灣，頭一班船是裝錢，我們是搭後一班，都是睡在地板上，像是難民營。在基隆下了船，打完疫苗才進入台灣；發現第一件特別的事，是大家啃甘蔗，還穿拖鞋，甚至打光腳，就問爸爸這裡是哪裡啊？怎麼快過年還穿拖鞋、光著腳？我們四處流浪慣了，只知道坐了一個禮拜的船，感覺從繁華的上海到了一個非常偏僻、天氣滿熱的地方。我們一句話也聽不懂，買東西被人嫌棄，說不是台灣人不跟我們講話；不過到台灣後，心平氣和沒有苦了，三妹和三弟述義陸續出生。
我們還在上海時，因為私立光華大學的附中離家較近，我曾在光華附中讀過初中。來台後爸爸先在台灣水泥的松山廠工作，我念了北一女初中部，不補習功課根本趕不上。之後爸爸調去高雄鼓山廠，我因此讀了高雄女中；再去台北衡陽路的華南計政班讀會計，然後在林務局林產管理所的會計科工作，一天到晚談戀愛。爸爸唸了三年：「你要嫁給軍人嗎？你會做飯嗎？」結果我先生說：「不會做飯沒關係，我們那邊賣很多吃的。」
我和先生是在岡山結婚的；他姓丁比我大六歲，我叫他表哥，是因為丁、劉兩家常常互相通婚，親上加親。丁家在山東日照也是大家族，曾經和蔣總統、于右任一起參加辛亥革命的丁惟汾就是他們家的人。他的爺爺是地主，在1946年到1949年時，被土共批鬥打死了。
我先生應著「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而入伍為空軍，先在南京再到四川，編制到空軍機械學校。他在高雄岡山空軍機械學校教書時，有一天上完課和兒子去放風箏，回來緊張兮兮地問我：「纏風箏線的紙團裡面居然掉出錢，那是不是別家給你的錢？」我這才想起來，那是我放的私房錢！是聽了鄰居太太要存點私房錢的建議，就把錢放在紙團裡，誰知我完全忘了這回事，拿去當成纏風箏線的東西。我先生聽完哭笑不得：「你真會存錢耶！你好的不學！」講給老媽聽，她也是哈哈大笑：「你學這個幹嘛？我一輩子沒存私房錢，也沒有缺錢啊！」
越戰準備開打的時候，美國的F-816噴射機到岡山訓練，我先生被派到各國去教這型飛機電機方面的事情，我就帶著兩個孩子跟著他去了寮國、越南、新加坡；在新加坡對眷屬滿好的，也是一家一個房子。
回想抗戰時的遭遇，日本人真的是沒有人性，殺人時他哪裡管你是老弱婦孺。有一次我和先生說：「我們還沒去過日本，去住個兩天也好啊。」我喜歡打毛衣，日本的毛線特別好，想去當地買。但我先生不肯：「日本人殺了我們這麼多人！」我說：「一個人報仇可以報得完嗎？」他還是堅定拒絕：「不管怎麼樣，我就是不要去！」
我這一輩子最會做的就是打包行李，因為年少時期都在逃難。那時候也沒有什麼生命觀念，只知道人家跑哪我們就跑哪，沒有什麼交通工具，穿個草鞋跟著跑，也感覺不到餓，不覺得要吃飯，就只知道要逃。真正能體會到抗戰那種痛苦的人，大概都跟我差不多，要九十多歲了吧，我們能活下來真是不容易。抗戰的這種苦，現在大概也沒有人能吃了，以前打仗基本上要靠槍枝或肉搏，現在一個飛彈飛來，「咻」一下子人就沒了。年輕時我和妹妹說，想寫個回憶錄，她說：「誰要看你的回憶錄啊？」可惜我現在想寫也寫不出來，很多地名都忘記或不知道怎麼寫了。
注解
[1] （編注）(1)百水橋研究所原本位於南京中山門外，是兵工署在1934年所籌建，專門為各兵工廠製作標準樣板和工具的精密研究所。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規劃遷都重慶，1937年9月至11月，進行了兵工單位第一次的大遷徙，百水橋研究所與金陵兵工廠、彈道研究所、鞏縣兵工分廠等單位，一同遷往陪都及其周邊。
(2)曾任新竹清華大學教務長的朱樹恭教授，其回憶錄〈畢業七十年舊憶〉，提到南京百水橋至湯山，是政府有計畫做為兵工研究區的區域，當時南京每日上午常遭日軍轟炸，百水橋是目標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