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4年4月中旬，與徐開祥伯伯首次見面時，他高齡106歲，是我們專程到成都探訪抗戰老兵中最年長的一位，也是唯二於2016年九位四川老兵組團訪問台北、迄今還在世的其中一位（另一位是廖沛林伯伯；其餘七位均已過世）。
當天，成都天空陰沉，街上行人都還穿著長袖或薄外套，應該還是春寒料峭之時。徐伯伯也只穿了件長袖襯衫，外加一件米色帆布背心，醒目的紅色「抗戰老兵」帽沿下有一對更醒目的長壽耳朵，他坐在酒店的在沙發上，笑盈盈地等著我們。寒暄後不久我就發現，老人家不太像是百歲人瑞，他體力、聽力均可，自己拄著手杖走路也行。
述及戰爭經歷，徐伯伯對一些戰事時間、順序及邏輯有時會有點混亂，但當他描述和日軍幾度對峙，一旁兒子楊國林接腔說：我感覺父親所參加的戰役都沒有打勝過。老人家馬上振振有詞地說：「有勝仗啊，我參加了湖南長沙戰役，那次輪到日本人司令部被包圍了，也像我們在廣西那樣，落荒而逃了。」老先生這下子的反應又快又準確。
互動中，唯一挑戰我們的是他說話土腔太重了（四川西昌腔），連道地的成都人也只能聽懂五、六成，我這才知道四川各地方言有多複雜、分歧，幸好陪他同來的兒子楊國林可以從旁翻譯、補充解說，即時幫我們解決了一道難題。
徐老住在西昌，行政劃分上屬涼山彞族自治州。西昌與成都兩地相隔400多公里，開車單程就要五個半小時，我們事先和他約見時，掛心頗深，還好在女婿開車、兒子護駕下，一路順利平安往返成都。
徐伯伯夫婦一共生了11個子女，養大了二男三女，長子2015年因病過世。目前，子女孝順，兒孫四代同堂，老人家跟著小女兒楊國翠一家人同住，平時吃喝、菸酒沒啥避諱，個人經濟狀況尚好（每個月加總各方救助、補助金約有人民幣1600多元），還有志願者不時來關心、互動，晚年最感欣慰的是，他的抗戰老兵身份終於得到政府及民間各界正面肯定，此生足矣。
歲月無情，世事難料，我們這趟探訪機緣尤顯珍貴。（孫曼蘋）
文／徐開祥口述，孫曼蘋採訪、整理及編輯
圖／孫曼蘋
我是浙江台州仙居縣下各鎮西六村的人，1918年農曆8月13日出生於一佃農家庭。我是四個男孩中的老大，從小就生活窮困，冬天沒鞋穿，從能做事的時候起就跟著父親種地、挑鹽。
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在浙江家鄉因政府三丁抽一政策，兩個月後我就參軍當兵了，就由部隊拉到貴陽，那個時候，我19歲，我從小就沒有念過書、也不識字。
我在貴陽集訓了三個月，進入中央警衛隊，主要是訓練和接收新兵，就是都做些後勤服務工作。兩年後，由於前線作戰官兵犧牲很大，需要補充大量兵源，我就被派到部隊裡受訓，學會輕機關槍射擊技術，警衛旅組織龐大，被號召上前線。我報名上前線，被分配在第2軍76師226團1營2連擔任輕機槍手，師長是王凌雲（注：抗日名將）。當時部隊沒有機槍班，只有步槍班，每一班配備有一挺輕機槍，本來一個連九個班，應該配有九挺輕機槍，但國家配備不夠，（結果）一個連只有六挺輕機槍。配置不夠，只有自己仿造，後來還是沒有造出來。
我被分配到部隊後，等我們部隊到達前線時，武漢會戰剛剛打完。
當兵時我去過的地方很多，先在貴陽訓練，然後到四川省瀘州市合江縣；後來，到過廣東，再去廣西，又到湖北、湖南。
在廣西打贏了仗，但是我們的連，人數剩的連湊一個排都湊不夠。還有一次在（湖北）宜昌打仗，本來人數一、二、三班加上第九班，四個班通常來說應該有40多個人，結果打得只剩兩個人了。
戰壕裡，連長側站排兵布陣，被日軍機槍子彈打中，血管爆漿
那場戰役有個連長很勇敢，他側身站在戰壕裡邊兒，可能是在調動人，排兵布陣嘛，就給其他班、其他排通知情況。哎呀，小日本一梭子機槍子彈就打來了，連長一下子就倒下去，血管打爆了，像殺豬一樣的血就噴出來了。戰友也都去趕快救，但是幾分鐘人就沒有了。
我在宜昌跟日本人打過兩次仗，第一次宜昌是被日本佔領的，我們去把小日本打跑了，第二次是小日本又想打回來，當時關東軍都調過來了。我是打輕機槍的，日本人聽到哪裡有機槍聲，就往哪裡射炮彈。一個炮彈落下來，炸到我們四個人，包括我。
【子補述：那次就是打宜昌保衛戰，他受了傷。部隊沒打贏，開始撤退，他們機槍班負責掩護。大部隊已經走了，機槍班最後撤，撤的時候日本人有六門炮對著他們打。他們陣地那兒有一個小水塘，我們這邊叫堰塘。堰塘的水乾了後，空間就比一般的路要低矮一點，他們就躲在裡面趴著。
但是小日本炮兵的位置高啊，看到他們在堰塘裡了，就開炮。第一炮距離他大概有個100多米，第二炮大概是20米。第三炮就剛好打在他們六個人的位置。一炮下去，六個人中四個人，也包括他，四個人都受傷。然後呢，雖然很嚇人，他還是要跑，他不想死，也不想當俘虜。他站起來，發現自己（大腿後面受傷）骨頭沒斷，還能夠使上力，他也就跟著跑了。他們六個人，有兩個沒受傷，一個可能受輕傷，比他輕一點，就跑在他前面。他們先回去的戰友都說，哎呀，有幾個人傷在那兒了，結果回頭就看到他一瘸一拐的也跟上來了。他現在那個傷疤都還有痕跡。
現在傷疤那兒不會痛，可能就是肌肉啊，皮膚呀，筋脈啊，但還是有後遺症。他中彈時是趴著的姿勢，當時看著傷口感覺不得了，整個這一塊都沒有肉了，現在是好了。他這塊兒的筋好像是斷了一半，只能把它縫起來。如果筋全斷了，這隻腳肯定殘廢了。
現在走路沒大的影響。他這幾十年在農村還幹體力活呢，前一兩年，他還可以隨便走路，這兩年感覺衰老的比較快。】
醫療設備、藥材不足 傷口潰爛生蛆
【子補述：當時可慘了，在戰場上，傷兵太多了，抬都來不及抬，擔架都不夠。還有人傷口潰爛生蛆，得敗血病。我父親從受傷到找到醫院救助，至少隔了一個禮拜的時間。】
在四川萬州，萬州當時叫萬縣，我當時是在萬縣的陸軍野戰醫院治病。
【子補述：當時醫院住的空間不夠，傷兵都是自己瘸著，拄著棍子去找醫院，有（空位）就住，沒有也沒辦法。當時又是夏天，晚上很熱，傷口特別痛，因為沒有及時處理，傷口已化膿長蛆，第二天醒來一看，傷口的蛆都長大了。
可能跟他受傷後身體免疫能力不好有關，也跟當時的衛生條件有關。他當時先在病房，然後轉移到重症室，重症室旁邊就是停屍房，真的就是一步之遙。好在很快他就從重病室轉移到一般病房，就不嚴重了。
他的傷好到一定程度時，一位跟他在同一所醫院治療的排長的傷養好了，要回部隊，他就跟著排長一起又返回部隊。其實他的傷還沒有完全好，還可以再修養一段時間，但是他當時沒文化（即不識字），擔心找不到（部隊）怎麼回去？所以遇見認識的排長，就跟排長一起回到原部隊去，沒有得到足夠的休養。
既然當兵了，既然扛槍了，那保家衛國肯定是義不容辭了，對不對？誰不怕死呢？但是已經到了那個份兒上，那叫你死我活，國家民族存亡之際。】
（軍人）上了戰場，只有打，當然也有人跑的，有一次10幾個人逃跑，抓住後都槍斃了，讓我也沒有理由退縮了，打死了也是為國家嘛。上戰場還逃跑，後面是有人看著的，直接就給你槍斃了，但這都是少數。
【子補述：他肯定不懂什麼愛國精神啦，只知道軍人要服從命令。既然當兵打仗了，就是盡他們軍人的責任，是吧？當年不是有口號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有守衛國家的職責。
因為他沒有文化，一天書沒念過，一個字也不認識，戰爭期間部隊也沒法教文化課，哪有很多的時間讓他們去學文化？所以他們在當時的認知就是服從命令聽指揮。】
我在宜昌住了二到三年，養病在宜昌，打仗也是在宜昌，遇到日本（軍）對我們投毒氣彈，也是在宜昌。
親眼目睹日軍用毒氣彈攻擊
那次已經是打反擊戰了，結果日本（軍）用毒氣彈打我們。那天下午，太陽好像落山了，我們2連休息，3連守，3連就遭遇了毒氣彈，我們2連倖免於難。毒氣彈聞著很難受……。
【子補述：日本（軍）的是糜爛型毒氣，中毒的人會先起水泡，然後就破皮。第一次宜昌戰役最後不是還是沒打贏嗎？輸了之後，為了配合長沙戰役，宜昌這邊又去進攻日本（軍），日本（軍）可能主要兵力都在長沙，宜昌剩下的人就不多了，所以毒氣也用上了。
他是2連的，頭一天在上面那個戰壕裡邊兒做工事的是3連，後來他們兩個連交換崗位的時候，他聞到了那個氣味。可能通風好一點的地方都沒有氣味了，但是矮一點的、坑坑窪窪的地方，毒氣氣味還是很大。然後，看到3連的同志中毒後迅速就起了水泡，接著就破皮潰爛了。當時野戰醫院根本沒辦法，司令部醫院都沒辦法。後來是轉運到重慶的醫院了，但是醫沒醫好也不知道了。
他們當時上軍事課，還是會講一些這方面的知識，包括毒氣彈分多少種啊之類的。但是沒有防毒的辦法，連個口罩都沒有。】
我們中國沒有防毒面具。就算有，也很少。毒氣種類很多，有噴氣型、糜爛型等，糜爛型中了就好不了了，先破皮，然後到骨頭……。
【子補述：糜爛型是毒氣當中，毒性最大的一種。先爛皮，後爛肉，再爛骨頭……，他在2連，中毒的一般是3連。他當時看到的時候，那些中毒的人還沒死，只是剛開始起泡。】
還是有人稍微被醫的緩和了一下，我就問他們情況，然後沒多久就被拉去了重慶，最後醫沒醫好也不知道了。
【子補述：他實際上八年抗戰沒打完呢，受傷是一個因素。後來聽他說吧，當時（大概1942、43年前後）本來是準備去補充遠征軍的，好像一個是76師，一個36師，這兩個師都是從四川西昌出發。
他說是到了（雲南）保山準備和日本鬼子作戰，部隊就遭遇到日軍100多架飛機狂轟濫炸，炸得一塌糊塗，（兩師）部隊都散了，那可能就是士兵都躲炮彈嘛，東躲西藏的，相當亂，人也找不到了。然後幾個戰友一走，他（徐老）可能就迷路了。他沒什麼文化，也不識字，也找不到路，就跟著他的排長一起逃，結果越走越遠……，他就只是在雲南境內參戰，沒有到緬甸去。】
徐：人家遠征軍是有文化，通過考核去的。
子：你們兩個師，實際上也是去鞏固川緬後勤補給的重要生命線的。
軍隊潰散 不知自己留落在何方？
【子補述：他就是跟部隊越來越遠，也不知道他們在哪兒，就流落在那兒了。他也沒有回家，回不去，他不是浙江人嗎？就流落到現在住的西昌（四川）。在西昌後就幫人打小工，在造紙廠這些地方做雜工。西昌還有一個小地方，那裡有很多私人的大山，（包商）他們會去承包一個山來砍木柴。要求都是提前說好的，就是按他（業主）的要求，多大以上的（樹）才能砍，小的要留住，砍大留小，（他）就靠砍柴火賣錢。這種生活大概有兩年到三年時間，1945年他和我媽結婚，過了一個多月，小日本就投降了，抗戰就結束了。】
徐：聽到抗戰勝利的消息肯定高興啊，而且我已經有家了嘛。那個時候不僅我高興，全國都高興。哎喲，知道日本投降了，各個城市都放鞭炮，放得噼里啪啦的。
子：後來西昌出現土匪，因為當過兵，就有人找他去做土匪，他不肯做，還得躲起來，哎呀，他躲不了，他當過兵的嘛。「土匪」是解放後的說法，作為一種誹謗，後來書上寫這段歷史都叫（土匪）「地方反動勢力」，也可以說叫做國民黨的殘餘勢力。
文革的時候他沒有受到多大的衝擊。一是因為他沒參加國共內戰，二是他雖然是外省人流落到西昌的，但是他一直就是這麼一個誠懇踏實的人，他不做壞事，很勤勞，所以大家對他不反感，評價還是很高的。就是因為別人都覺得他人好，才介紹他給我媽媽結婚，但結婚時他什麼都沒有，在西昌那邊就得入贅，當上門女婿，所以我都跟我媽姓。
我們當子女的還是受了影響。我是1953年出生的，文化大革命導致我初中都沒有讀完，那時我剛好考初中，考上在西昌還算是最好的中學。但是我書都還沒有讀完，文化大革命開始，就停課鬧革命了。
當時我哥他們帶著我，我大概14歲吧，從西昌徒步走到昆明，用了13天的時間。當年我們講的是要走紅軍長征的路線，從西昌到會理，會理到金沙江邊的那個通安，到了通安還坐當年紅軍划的那個船，這是用牛皮做的船。走到昆明以後，北京不是發號召嗎，又讓回老家去鬧革命吧。大家就又往回走，又回到西昌。回去還是沒能上課，我就在家當農民了。真正的影響應該是，1970年時，我17歲，想去當兵，身體夠格，面試也過了，就是還有個政治審查，政審沒過，就是因為我爸是國民黨的兵。
兒子不怨父親參與抗戰
子：我沒有怨，這都是當時的大趨勢，受這種衝擊也不是我一個人，我算還好的。
我聽說了，我父親當兵時的一個連長，他是連長，算有一官半職，就勞改了20年，我父親還好。就是當年的階級鬥爭這個背景下，那些人多多少少對我們是有一定歧視的。雖然我們都是工農階級，還是遭受了歧視。
徐：八年前我到過台灣，沒啥別的感受，就是很喜歡那裡。
子：（去台灣前）他本來也哪裡都沒去過。他和蔣介石還是老鄉，浙江人嘛。但他未必有太多感想。
（轉頭去問徐老）你當兵的時候，曉不曉得蔣介石是你們老鄉？
徐：曉得，（到）台灣看到了蔣介石的墳。他是浙江奉化人，他不是縣城的，是鄉鎮的，溪口鎮。
子：他和我們描述過，很多老兵到了那裡看到自己老上級，這個感情很深，會抱著靈牌哭啊，但是他一個都認不到，他在部隊地位太低了，加上他只記得自己師長，師長又沒葬在那裡，他應該是葬在大陸。網上都查得到，說那個文化大革命時候，師長離家出走，就失聯了；後來他去了哪裡，活著與否都不知道了，但是大概已經去世了。
（回頭問）還想去台灣嗎？
徐：不去了，去不起了。
子：我感覺他這兩年的變化大，他當時去台灣還完全能走，現在要靠輪椅了。這次我們來都準備借一個，但是又不好裝，就專門買了一個。他在家不用，在家生活基本能自理，自己吃飯，自己穿衣，自己洗腳洗臉。去年以前他住我們小妹那兒，自己能從二樓走下去，去院子裡和老同志還要吹吹牛，擺擺龍門陣。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下樓的時候少了，他腳上沒勁兒了。他肯定是越來越衰老，越來越退化，但是，他這個狀況應該是很正常，很自然。每天營養還是可以哦，每天早上一個雞蛋，有時候吃饅頭，有時候吃包子，有時候吃花卷，有時候喝小米粥，有時候吃點麵條，臊子麵。
我們回到台灣後，與徐伯伯子女不時互動，小女兒楊國翠對於爸爸過去及現狀有這樣的補述：
關於老爸的過去，他年輕時，在大陸搞政治鬥爭的6、70年代，他是國民黨兵，沒有政治地位很正常，他在鄉下當農民，鄉民純善，（他）僅受到了一些白眼之類的不好對待，已經是很輕很輕的了，再說後來他的子女我們也沒有受得什麼影響，我的大哥、二哥、二姐都是共產黨員，我大哥在村上當了幾十年的村長，二哥正處級在單位也是當了多年的一把手，後來國家在80年代後也撥亂反正了，我們對過去那個年代都已經釋懷了，所以那個年代的事，其實都是公開的秘密，我覺得是大陸的家醜，不要再提起。
他雖然年輕的時候沒有政治地位，但他晚年時得到了政府的承認，頒發了抗戰紀念章，每個月都有政府發的生活保障費，還有像你們這樣的社會各界的愛心人士的愛心，讓他的晚年特別的幸福美好。他自己說做夢都沒有想到會有現在的樣子，他此生心滿意足死而無憾了。
他希望世界一直和平，不要再發生戰爭，讓國家好好發展經濟，國家強大了才不會被欺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