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富城口述，羅國蓮、郭以涵採訪，羅國蓮整理、編輯
圖／李富城提供[1]
從來沒有穿過合腳的鞋子
在抗戰爆發以前，因為爸爸的薪水頗高，我們家的生活品質還滿好的：別人家用粗碗，我們家是用瓷碗；爸爸喜歡喝茶，茶壺都是景德鎮的，還被我摔掉好幾個。只是抗戰後大家都苦，物資也都很缺。那個年代我們也不知道有冰箱、電風扇，做飯幾乎都不會有剩菜，做一餐吃一餐，不然夏天的隔夜菜就會壞掉了。
戰亂之時，我們家沒有缺過鹽、油、米，以鹽來說，公家會配給，也會有運鹽車隊的朋友送幾塊鹽。公家也會發衣服給軍人、員工，像我大哥在三級廠的工作服是美援的，是亮面的絲光卡其布，有大口袋；工作手套的手背是土黃色小牛皮，手掌是白色鹿皮；靴子是黑色半筒靴，要綁帶子，整套穿起來拉風得不得了。但眷屬就要自己買布做衣服，所以我們是缺布、缺衣服、鞋子。
我們家小孩子的衣服都是媽媽做的，剛到台灣買不起布，媽媽用帆布做了一套，結果我穿到學校被老師奚落。我在桐梓沒有穿過買來的鞋子，也是穿媽媽自己做的。做鞋需要納鞋底，是用破布黏成厚厚一塊布板，拿去太陽底下曬，再壓裁成鞋型，然後用粗麻繩縫起來，縫線一排一排的很緊也很漂亮。但是這到底是布做的不經穿，平常到哪都是靠走路，鞋底磨一磨就破，鞋子也就完蛋了；媽媽又要做好多人的鞋子，根本趕不上穿破的速度。到貴陽我終於穿到第一雙買來的皮鞋，不過從來沒有穿過合腳的鞋子；媽媽希望可以穿久一點，就買比較大的鞋子，可是等到合腳鞋子也就壞了。
在武昌住帳篷時，大家圍了一間公共廁所，就是挖茅坑上面放兩個板子。洗澡是自家放個盆子外面再圍塊布，盆裡放些熱水，用水瓢澆水到身上洗戰鬥澡；好幾個孩子用一盆水，會讓女孩子先洗。我們用的吹風機長什麼樣子呢？是像一個喇叭的模樣，最下方喇叭口形狀的地方是封死的，但會開一個小窗；中間是很直的直管，有手提的把手，直管愈來愈細，最上面到像是吹嘴的出口會彎起來。使用時是在小窗裡裝入木炭，燒熱後就會有熱氣從出口往外噴出來。
我在桐梓也沒上過理髮廳，都是我爸爸拿剃刀剃頭，剃得我嗷嗷叫，這剃刀是我爸爸自己打的。他很會做工具，菜刀也是自己打的，從兵工廠拿不用的鐵片，將鐵片從中間切開，加一小塊鋼板進去，火燒了之後用鎚子搥，最後黏在一起就變成鋼的菜刀。我們家自己帶了鍋碗瓢盆和餐具，所以沒有用過頭盔來炒菜或吃飯。最好的鍋子是銅鍋，導熱快而且不沾鍋，家裡的銅鍋也是爸爸自己做的。砲彈也可以拿來做鍋子，它是圓型的，展開來以後就變成一個方形，大約是30公分乘30公分，再用榔頭慢慢敲成鍋子。
戰亂中生小孩怎麼坐月子？
我們家總共有七個孩子，但抗戰爆發逃難期間，大約我四歲時，媽媽還懷過一個孩子，不幸流產，我天天跑去媽媽懷裡吃奶，一直吃到七歲。1940年到桐梓才算是安定下來，所以四、五年間媽媽連續生了大弟、大妹、小妹三個孩子；1949年遷移途中在寧波生了最小的弟弟。
媽媽坐月子很辛苦，一來那時最營養的補給品就是吃蛋，沒有其他乳製品，更不用說雞湯、豬湯，什麼補湯都沒有，二來她本身對雞蛋過敏。原本懷孕或哺乳她稍微可以吃得下雞蛋，但聽說生小妹的時候，她連雞蛋都沒辦法吃，蛋白質很不足夠，只能喝紅糖水──不過戰亂年代，坐月子還能喝到紅糖水，說起來也是很好了。
我媽媽始終有危機意識，每次遷移前都會準備乾糧，例如烙很多餅，再帶點鹹菜，配起來就可以吃一餐，就怕餓著孩子。記得我們要上船去湖南小煙西時，同船有個官員陰陽怪氣的說：「唉呦，你們怎麼這麼多行李，這麼多孩子啊？船上都是你的東西！」我媽媽沒理他。結果官員太太肚子餓吵著要吃東西，他沒帶食物只好和我媽開口：「勻點吃的給我們吧！我給錢！」我媽心想：「剛剛還說我呢！」不過她沒有計較，還是給了兩張餅，也沒有收錢，那人謝得不得了。
獨創克難料理「炒飯包子」
我媽媽會炸油條、貼燒餅，也會做滷蘭花干、滷蛋、滷五花肉等滷菜，兵工廠有很多單身員工，爸爸就擺個攤子，賺點小錢。貼燒餅是一件很累人的事，用一個自製的大鋼鍋，鍋子外面裹上泥巴，鍋裡中間有一垛地方會燒炭火，在內鍋壁噴水稍微降溫，用抹布擦一圈，然後餅沾點水，手伸進鍋裡「啪」一下貼上去，有時候媽媽會戴著哥哥的工作手套貼燒餅。
我現在一直想吃一種包子──炒飯包子，這是我媽獨創的克難料理。家裡沒有包子內餡要用的菜、肉，媽媽就用炒飯去包，但也不是蛋炒飯，是蒜苔炒飯，用花生油炒好後包成包子去蒸。熱騰騰的包子一口咬下，蒜香味、油香味、炒飯香味撲鼻而來，好香好香啊！媽媽還做過一種叫「紅糖三角」的甜包子，成品胖胖的、高高的，咬下去的瞬間，那糖像爆漿一樣。
蒜苔炒飯在貴州是用油菜籽油炒；油菜籽用處很多，榨完的油餅可以當肥料、飼料、餌料。而蒜苔可以做蒜苔炒臘肉，現在在東門市場、南門市場可以買到，一斤300元很貴。原本台灣人是不吃蒜苔的，這在大陸是很常見的食材。還有很多食材台灣原本也不會吃或不會有的，例如萵苣以前沒有，杏、洋薑現在還是沒有；辣椒的種類也比較少，特別懷念四川的辣椒，味道不一樣。
如果問我剛到台灣有什麼印象深刻的食物？答案就是香蕉。我們一到基隆，船還停在外海，就有小船來賣香蕉，1塊銀元一串，爸爸一看如此漂亮的香蕉，馬上買了一串；結果上到基隆港，發現是1塊銀元買五筐！我小時候就在河南吃過一種小香蕉，但經過運輸都是黑黑的，所以是在台灣第一次見到這麼漂亮的香蕉。
「糙米」是我的童年陰影
武昌待命的那三個月，大家都在中央帳吃公家的大鍋飯、大鍋菜，千萬不能講「飯不夠了」，只要一講，那鍋飯馬上見底。每個人會盛一碗菜配飯，每天幾乎都吃同樣的一道菜──榨菜葉燒帶魚，榨菜、帶魚都是鹹的，就是把帶魚炸一炸，榨菜放裡頭煮一煮。第一次吃覺得很好吃，三天之後就不好吃了，更何況三個月天天吃？
這段期間還吃到「三寶飯」，那個米是發霉的很難吃，裡面還混了碎石、穀殼。發霉的米在洗的時候會浮起來，比較會漂出去，但碎石、穀殼不會，所以吃飯時不能細嚼慢嚥，咬兩口就吞下去，不然咬到石頭感覺很不舒服。
為什麼會有「三寶飯」呢？那時候有的軍需官很壞。100公斤的米會先拿出20公斤，然後放進各10公斤的碎石、穀殼，再撥點水進去，如此，80斤的米就會變成100斤。軍需官掌管柴米油鹽醬醋茶，我們的伙食都由他管。每個人都有固定的伙食費，家眷也有眷補費；米、油、鹽是公家給的，其他調味品就不是公家給的了。離開武昌之後都是各家自己煮飯，雖然米也是公家發的，但自家洗米會仔細去掉碎石、穀殼，所以沒有再吃到「三寶飯」。
在南京浦口我們吃到了一些好米，是發現大倉儲旁邊的倉庫放了米和糧食。裝米的袋子是亞麻織的麻布袋，戳了不會壞掉，於是我找了幾個小孩，弄一個尖竹子去戳米袋，再拿鍋子去接米，回去煮了就吃。到了上海住在體育館，各自煮飯要燒柴怎麼辦？周圍有柳樹，我們就砍來生火煮飯。上海又有很多水塘，於是把車子的電瓶背在身上，搭線弄個網洞，去水塘電魚、電泥鰍，蛋白質就不需要擔心了。
我太太還在世時，有次買了胚芽米回來，我說：「唉啊，你又讓我回到童年了，小時候吃糙米吃到怕了，我不要養生，我不要吃！」以前沒有胚芽米[2]，我太太到台灣後都是吃白米，所以改吃糙米、胚芽米來養生。我現在習慣吃白米，只是食量比較小，煮一杯米吃三天。在大陸我們吃的是粒粒分明的在來米，所以剛到台灣吃黏黏的蓬萊米不習慣。後來再回去吃在來米，反而覺得沒有蓬萊米好吃。現在的蓬萊米是經過雜交改良，黏度沒有這麼黏。
白饅頭是有錢人的食物
公家配給的主食，在大陸南方省分都是給米；到台灣以後，因為米的數量不夠，才會部分給麵粉。我們家喜歡吃麵，在武昌時就要自己去買麵粉來做麵條。那時候麵粉是最高級的，但又有土麵、洋麵之分。土麵就是當地麥子磨成的麵粉，自己拿麥子去磨上磨，再拿去篩，出來的粉比較粗。到了貴陽才吃到洋麵，它的粉比較細，用的篩子不一樣。吃洋麵是最好的，它是進口來的或國家出的，22公斤一袋裝，到現在都還是如此包裝。
1946、1947年間，北大學生抗爭，訴求主題是「反饑餓」，報刊上刊出的照片，他們手裡拿著的是饅頭。但那時白麵饅頭是有錢人才能吃到，麥子就是白麵，就是剛剛說最高級的麵粉；一般人都吃雜糧麵，包含玉米麵、高粱麵、板栗麵。玉米麵是拿乾的玉米去磨，山東老家吃的窩窩頭就是用玉米麵糰做的。窩窩頭是把麵糰和好後，拿一個小麵糰做成一個圓，大拇指在裡面轉轉轉，再拿去蒸。玉米麵糰是死麵，很難蒸熟、蒸透，所以做成中空的。真正的窩窩頭如果配肉吃，是難吃無比，一定要配鹹菜，一口鹹菜，一口窩窩頭，咬起來才香。
在老家媽媽除了會做窩窩頭，還會做叉小豆腐，是把黃豆磨成豆漿，但沒有過濾弄掉豆渣，然後放入菠菜，再放點鹽，做成一鍋像鹹粥一樣。媽媽年輕時在華北，在沒錢的年代，平常吃的大多是玉米麵、小米粥，所以在她的印象裡，叉小豆腐這種純黃豆的食物就是很高級、老家最好吃的美食。而自從1934年離開老家，媽媽許久沒有吃過老家的食物，偶爾會想起來年輕時吃的東西；到台灣後有一天說好想吃叉小豆腐，我用果汁機打好做給她吃，結果吃了幾口，她疑惑：「怎麼這麼難吃？和我想的不一樣？」我說：「你吃的食物不一樣了，以前是好吃，現在是不好吃了。」現在台灣很有名的麵食牛肉麵，我們家也常常吃，媽媽的牛肉做得很好，爸爸喜歡招待朋友，每週都要她做紅燒牛肉。以前吃牛肉不貴，在貴州就不貴，是台灣吃牛肉才貴。
注解
[1] （編注）本文圖四、五的圖說撰寫時參考了李富城臉書的貼文。
[2] 如果100公斤的穀子拿去打米，第一層是去殼，剩下90公斤的米是九零米，也就是糙米；第二層是去糠，出來的八八米是胚芽米；第三層再去掉胚芽，出來的八三米就是我們現在常吃的白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