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沛林口述，孫曼蘋 採訪、整理及編輯
圖╱李春鋒、孫曼蘋、汪琪
我是廖沛林，四川樂山市井研縣人，生於1925年9月3日，今年99歲，用四川人的算法，就是虛歲100歲了。
我的父親廖叔武，在辛亥革命時期是興中會、同志會、同盟會的會員。曾喚起家鄉民眾組成中華國民軍，率眾一百三十多人攻打嘉定府，攻破井研縣城，響應四川省保路運動，為辛亥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辛亥革命期間，我父親與于右任等革命人士交往密切，我家還有一個條幅是于先生親筆所贈，現已存於井研縣文化館裡。我父親曾經負傷被捕，經歷了很多的苦，後得營救；革命成功後，父親曾任井研縣政府第三科長，又任過廣安縣監獄長、江防總部副長官、軍械長、團長、東林鄉長等職，1948年回鄉居家。
父親長年在外任職，母親在家操持一切。我家兄弟姐妹12人，我排行老七，媽媽最疼愛我。
1950年土改的時候，我家半邊鍋都被拿走了（編注：即被抄家），我的父親飽受吊打折磨，52年活活的被餓死，家裡什麼東西都被拿走了，沒有商量，就這麼殘暴，就那麼惡毒。
我從5歲啓蒙，先讀了一年縣立女子小學，後讀四年私塾，再進入井研縣東林鄉縣立第五小學高五班，初中念井研中學，初三學期中，考入成都國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電機科。從進高小起，我的文科體育都很優秀，唱歌打球文娛演出都參加，我在學校很活躍，假期回家不論冬夏，喜歡下田摸魚，好動好玩。
我的疑問：菩薩為什麼不顯靈？
抗戰期間，嘉定被日機轟炸，我心裡就好奇：炸彈有多兇？炸成那個樣子，老百姓怎麼活呀？大佛菩薩為什麼不顯靈，把敵機抓下來扔在大佛沱（注：水灣）？我還和一位同學悄悄去嘉定看那被炸彈摧毀的千年古城，只見一片瓦礫，滿目淒涼，我都哭了。
遵父命 18歲從軍
1943年我18歲，寒假回家，那時正是滇緬戰場在42年失利的時候，政府要重新組織一批中國遠征軍，當時叫做「出國部隊赴印軍」。我父親那時在東林鄉當鄉長，他接到通知後馬上就給我報名了：「兒子，當兵去，國破家亡了，快去。」我就遵從父命從軍了。
我父親和另一個鄉長帶頭送子參軍，帶動了東林各界人士送子當上自願壯丁共15人，另外還有5名應徵者，總共20人接受鄉人歡送到井研縣城入伍。
（依廖沛林回憶錄描述，當時在井研縣城裡：
「這天縣兵役科組織歡迎隊伍到城南其虹橋迎接，早已準備好午餐，沿街父老鄉親歡迎稱頌，熱情鼓舞：中國不會亡，抗戰會勝利。⋯⋯此次徵兵是出國赴印軍，由於東林鄉自願壯丁幾天就完成了下達名額的影響，加快鼓舞了各鄉參軍人員，不到一個月時間，井研縣就完成了徵兵任務，受到省政府和榮威師管區的嘉獎。」）
1943年8月，我在重慶沙坪壩軍令部接受了各界組織的歡送大會的歡送，那時的「出國部隊」，有1300多人都是學校的學生。
（依廖沛林回憶錄所述： 他與附近鄉縣各地徵招來的1000多名已換上軍裝的新兵，匯集於重慶軍訓部江北鴛鴦橋教導團三團，於某日清晨5點起床就餐，6點出發，輕裝徒步30里到沙坪壩：
「這裡是校區大壩，重慶市機關、法團、社會團體、學校學生、工人等早已聚集一堂，上萬人歡送中國遠征軍出國印度加爾各答。會場熱烈，歌聲鞭炮歡呼聲口號聲此起彼伏，心潮澎湃。軍訓部講話，機關代表、社會代表、教師學生、工人代表講話，最後是南開大學從軍學生致答詞、表決心、齊唱「從軍歌」。
然後會餐，餐後休息半小時，每人發放灰藍色的毛毯一床、水壺一個、布袋一個，內裝牙刷牙粉、金靈丹、萬金油，還有女學生手繡的「打倒日本，收復失地」等字的毛巾一條，接著上車，是輜汽三團軍車，一行五十多輛，向成都方向前進。」
由於軍車不時故障，這批赴印軍隊伍第四天中午才全部到達成都新津機場，沿途都受到群眾歡呼。」）
軍車把我們送到成都新津機場，兩天後起飛到昆明，三天後飛往印度加爾各答，進駐簡易營房，馬上開始軍事訓練。一個月後，我調到電訊大隊學無線電報務，學習英國、美國、日本、中國的話報機，也就是當時的中美電訊訓練班，教官是美國人。
1943年的12月，我畢業後就被分發到71軍，回國駐龍陵地區，這裡已算是前線了。71軍又把我分到新28師通訊營報務室，任四級通訊士，當時我們用的是英式、美式話報機。
1944年5月11日，（我軍）搶渡怒江攻打松山，松山戰場是滇緬戰爭的主戰場，必須拿下松山才能對滇緬戰爭、收復我們的勢力、對日寇的打擊有重要的保障，才有後來的二戰和平與抗戰勝利。
松山戰場打了96天，戰事非常激烈。現在到松山去旅遊，能看到那個上山石梯，共有三台，象徵三個月零三天，每一台有32個小台階，就是說共有96個小台，也就是96天 。
身著綠色軍服的屍首 遍坡都是
中國遠征軍在滇緬戰場打了幾次大戰，焦土騰衝是其一。53軍和54軍再加一個93師，打得騰衝全城市沒有一間屋子是完整的，沒有一棵樹沒有受傷，所以才叫做「焦土騰衝」。好在（戰事前）老百姓全部撤退了，沒有留在那裡。
當初我們新28師上去（松山）才一個月的時間，攻打滾龍坡時，遍地可見中國遠征軍的屍首，遍坡都是，等個一天、兩天，屍體就都腐爛了，還無人掩埋。
新28師打了一個多月，進展還不到一半，無法前進了，因為一個連只剩下了二、三十個人，已經沒有打仗的條件了，遍坡都是屍體，很影響士氣。
新28師打不下來松山，沒辦法，國防部長何應欽命令他的侄兒何紹周，也就是第8軍的軍長，要求他三天之內趕到松山戰場，換下新28師，七天之內，拿下滾龍坡，918國恥日之前，務必將松山拿下，否則軍長和副軍長一起軍法處置。
何紹周接到命令後馬上行動。他們是全美式裝備，七天拿下了滾龍坡，陣亡了六、七百人。松山自從被日本人佔領以後，他們就把松山10平方公里的土地、45個山頭全部挖空了，做成了很堅固的和戰壕相通的地堡，每一個據點都是封鎖了的，想要攻破很不容易。
我們遠征軍1944年攻打松山時用了600多門大炮，轟炸日本的前線陣地，以此壓制對面的火力，才能使全軍可以前進、過江。現在怒江的水，起碼低了五米，當時怒江的水還是洶湧澎湃、每秒三米，（水流）速度快得很，凶得很。現在怒江高度不知道跌落到哪個地方去了。
當時攻打松山時是夏天，天氣很熱，還有很多蟲；松山那個地方的氣候很不好，只要出現黑雲，緊接著就會下大雨，然後馬上又出太陽，氣候實在是很奇怪。那個時候第8軍來了，美國又送來了火焰噴射器，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 打起仗來很有作用。靠著噴火器，8月幾號我們就攻到了松山的尾部，就是現在的臘勐小鎮（編注：屬雲南保山市龍陵縣）。在那裡，日本人造了一個大堡壘，有75個人駐守，配置全是輕重機槍，封鎖了唯一一條路。
唯一的解方：挖地道
沒有辦法，（國軍）想要過去，只能挖地道。挖了一個多月，直接把下面挖成了V字型， V字型的上面有一個炸藥庫，8月19日國軍運來了TNT炸藥，總共一百二十箱，重三公噸。然後把炸藥裝在（V字型）兩端，線什麼的都接好了。
當時遠征軍第一路軍司令官衛立煌 、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美英軍事顧問團、還有戰地的記者都來採訪了，1、200人都聚集到了臘勐小鎮，觀看此次爆破是否成功。沒有爆破前一切都是未知數。
9點14分，何紹周看著手錶，預定時間一到，下令起爆。突然整個松山彷彿強烈地震一般顫抖起來，接著就聽到一聲巨響， 把主峰炸出4、50米長、幾10米深的大坑，敵方75人全部被炸死。但附近周邊還有堡壘和戰壕。國軍盡數抵抗，最後在戰場清理屍體時發現，有六十二對中國遠征軍和日軍死時都抱在一起， 那個壯烈和悲傷啊！有些中國遠征軍士兵甚至死咬日本人的耳朵，甚至兩個人用槍（刺刀）互相插進對方的胸膛。
哎呀，各位，看得大家都是熱淚盈眶（哽咽……），中國遠征軍毫無疑問是為國家，為人民。可是最後都說這些戰死的都是國民黨的兵，各位痛不痛心？ 活著的，沒有誰不被說成反革命，通通是反革命，後來全部都進了監獄。
背上的話報機幫我擋了砲彈
44年間，在滇緬戰場我隨軍隊進退轉移、整編調動，龍陵會戰、增援騰衝、攻打松山，不停轉戰各地。一次去攻打松山路上，日軍狂轟濫炸，我背上揹著一部英式48報話機跟隨師長，我們是處在二線、三線，沒有在最前面走。一個砲彈在離我20米處爆炸，背上揹的話報機被炸爛，我的右手臂被炸傷，我也被震昏；算我命大，要不是話報機擋著的話，我可能就報銷、陣亡了。那被炸的傷口大的可能一個鵝蛋都能放進去，炸彈有毒，傷口周圍都變黑了，戰地醫療所緊急處理，也只是把黑掉的爛肉割掉、擦點消毒消炎的藥水，塞進一團黃色紗布後背上繃帶，然後馬上就被命令繼續前行。
（在陣地）被打傷了，當然很痛，但是戰場上管不到那些，當時根本沒有打麻藥這些說法，戰場上就是如此，能走就馬上接著走。戰場上槍炮一響，傷兵是成群結隊的被抬下來，太多了，顧不了那麼多。
從陣地下來，先送龍陵野戰醫院取出彈片，再送到昆明第五休養所養傷。我用左手寫了封短信給家裡，只說受了點輕傷，怕家人擔心。媽媽聽說我受傷了，十分難過，最早我去當兵，家裡面的人中就我媽媽最不同意，後來她就派我的舅舅來把我帶回家去了。
我在家休養了五、六個月，傷口逐漸恢復，手臂可以彎到九成。1944年10月國慶，蔣介石在國慶大會上發布號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我跟叔父廖鏡方一起到井研縣知識青年遠征軍報名處報名，我再次從軍。
（孫曼蘋攝自四川大學校史館）
當時我不想讀書，讀不下去，還是寧願去當兵。那時政府組織了一支強大的反攻主力軍嘛，我們一起去的都是學生，都不見有人安心讀書的。我們那個通訊兵營里，從同濟大學來參軍的，在我們203師就有300多個，有學生、教授，講師、助教；單說我們那個班，就有6個人是同濟大學的，四川大學來的又有3、4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