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全[1]
歷史上的黃埔軍校武漢分校，一共出現過三次。其中第一次武漢分校，是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與革命運動漸入高潮的產物。這所分校為時沒有超過一年（1926／10～1927／7），但是因為是由國民黨左派和中共所主導，令其成為黃埔百年歷史中非常重要、卻也經常被忽略的分校。
民國15年（1926年）7月，國軍誓師北伐；同年10月，國軍擊敗北洋直系吳佩孚勢力、攻佔武漢，開始著手在當地設置黃埔分校。次年2月，國民政府正式遷移至武漢開始辦公。伴隨國民革命運動的高漲以及左翼農工運動一浪高過一浪，武漢被稱為「赤都」。此時，在廣州的黃埔軍校，部分專業科目遷往武漢，第一所武漢分校誕生。這所分校為時雖短，但是在黃埔建軍史上的意義極為特殊。
首先，它是中共第一個全面而系統掌控的陸軍官校分校，為中共三大武裝暴動（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輸送了軍事人才和力量；紅軍崛起於斯。
其次，它是華人社會數千年來第一次將女生招收進軍校，「木蘭軍」正式合法化，是女性「解放」的里程碑事件。
第三，武漢分校是國民政府與中共、國民政府內部擁蔣派與反蔣派、武漢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寧漢對峙）彼此對抗的標的和焦點；過程中，一度出現「兩個黃埔本校」互相對立的局面。因此黃埔的第一所武漢分校，見證了國民革命激進化、左派化以及遭受頓挫的過程，也是國軍剿共戰事全面開啟的歷史座標，對後世中國影響深遠。「革命的黃埔」，也終於在這所武漢分校的動蕩歲月中，迎來了「自己對自己的革命」。
武漢分校成立的獨特背景
1926年底，揮兵北伐的國軍佔領了武漢，之後武漢漸漸成為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的中心。因為國民革命不僅是軍事戰爭，同時也是發起民眾、動員工農的政治革命，所以當時的國民革命軍政治部主任鄧演達開始在武漢籌備設立國軍政治訓練班。
與此同時，為了擴大國民革命軍的影響力，國民黨中央於1926年10月中旬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暨各黨部聯席會議，決定在其他地方設立黃埔分校。隨後蔣中正決定，在武漢設立分校，並將廣州黃埔本校的政治科遷往武漢，砲兵、工兵兩科學生及裝備，也遷移至武漢。
為了建立武漢分校，國軍設立了武漢分校籌備處。初期，籌備處由鄧演達負責，但由於鄧演達專注政工、民眾、黨務工作，後來的籌備處主任，則由中共湖北籍創黨黨員包惠僧擔任。
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即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最終選址在武昌的兩湖書院舊址，由蔣中正擔任校長，汪精衛任黨代表，並由鄧演達任代校長，顧孟餘擔任代理黨代表，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由周佛海擔任，並在1927年2月12日舉行開學典禮。
中共全面掌控
武漢分校是在國民政府定都武漢、國民革命以及聯俄容共政策進入高潮時期的背景下建立的，因此武漢分校從籌備、到建立，核心的機構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也可稱國軍總政治部）。
當時的國軍總政治部負責人是國民政府左派人士鄧演達，他對國軍政工工作有著非常深厚的革命理想期許和要求。也是在這個時期，國軍政工人員的權力達到了頂峰。
當時的武漢由於成為了國府首都，政工人員具有軍事鬥爭和組織群眾運動的雙重職責，加上工農、學生運動不斷，因此政工人員的權力非常之大。鄧演達成為武漢分校的靈魂人物，但分校實際工作則是由共產黨員惲代英負責。
1927年3月國民黨舉行二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是國府內部擁蔣派和反蔣派的一次大對決。在反對蔣中正軍事獨裁、提高黨權的口號下，全會通過了一系列限制軍權、防止軍人獨裁的決議，並重申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也就是強化與中共的合作。
為延續全會精神，黃埔軍校從校長制，改為委員制，武漢分校的5位委員分別是鄧演達、譚延闓、惲代英、顧孟餘、徐謙。這5人中，惲代英是共產黨員，另外4人幾乎在當時都對中共採取積極合作或同情態度。且惲代英、鄧演達、譚延闓三人為校務常委。由於譚負責國民政府工作，鄧演達有軍職在身且擔任眾多職務（包括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因此，校務的實際工作，是中共黨員惲代英掌控，擔任政治總教官。後來成為中共元帥的陳毅就是武漢分校政治部文書。
與惲代英一起負責武漢分校工作的施存統，後來接替惲代英成為武漢分校政治總教官。他更是一位左派風雲人物。施存統早在省立浙江第一師範讀書時，因為行為激進、發表反對孝道的《非孝》一文，被北洋政府浙江當局宣佈開除學籍，並解僱校長經亨頤職務，引爆學潮，最終學生取得學潮勝利。
施存統曾留學日本，閱讀了大量馬列主義著作，和後來成為汪精衛左右手的周佛海，同為旅日共產主義小組成員。當代中共派系中，共青團背景的團派很受人矚目。施存統是共青團創始人，更是共青團（當時名為「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第一任團中央書記。
當時活躍在武漢分校的共產黨員，都是以國民黨員身分為公開掩護。例如，在武漢分校成立的國民黨特別黨部，該黨部3名常務委員葉鏞、陸更夫、袁澈，皆是中共黨員。葉鏞是黃埔四期，林彪的同學，擔任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第一大隊區隊長，直接管理軍校生和學員，1927年參與廣州暴動，1928年被國軍俘虜後遭處決。陸更夫在北伐戰爭前就加入了中共，曾是葉挺領導的國軍第四軍獨立團的軍官，在武漢分校任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兼校刊主編，後來成為紅軍將領，參加廣州暴動，擔任過中共兩廣（廣東、廣西）省委書記，1932年被國府逮捕後處決。
中共全面掌握了武漢分校的招生、教學、訓練工作，讓外界認為武漢分校就是一所共產黨軍校，也認為軍校生幾乎都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這一方面固然是當時的中共以國民革命、聯俄容共作為發展契機、逐漸壯大的產物，同時也是當時國軍政工制度運作的必然結果。
當時的國軍政工制度完全學習蘇聯，工作方法、形式、內容也完全在蘇聯理論指導下進行，所以當時的國軍政工制度、甚至是北伐戰爭中的民眾運動，都充滿了左翼、革命、和進步主義的色彩。這些發動民眾、發動工農、鼓動學生的政工、民眾運動工作，傳統的國民黨員在當時顯然無法勝任，因此政工工作、民眾運動工作的主導權就逐漸落入中共和左派國民黨手中。
當時作為國民革命「赤都」的武漢，工人糾察隊和政工人員，擁有和法庭及警察一樣的裁判權、拘捕權、和執法權。政工以及民眾革命團體，主導了當時的國民革命領導架構。以政治工作為中心、以民眾運動為中心，成為了當時不可以挑戰的政治正確。
黃埔武漢分校，因為誕生在被稱為「赤都」的武漢，自然也就成了左翼大本營，為中共培養了諸多軍事人才。中共的開國大將羅瑞卿、許光達，均畢業自武漢黃埔。再例如王良，曾擔任紅四軍軍長；李超時，曾是紅十四軍政委；徐彥剛，曾是紅一軍團參謀長；鄧萍，曾是紅三軍團參謀長；張友清，抗戰時期的中共八路軍總部秘書長。黃埔武漢分校很多教職員、學生和學員，都參與了中共武裝崛起過程中發動的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他們是運動的參與者、領導者甚至是骨幹，也成為後來中共解放軍的種子。可以說，沒有黃埔武漢分校，就不會有中共解放軍的誕生。
武漢黃埔生和蔣校長的論戰
在傳統中華民國史觀中，蔣中正被視為國民革命軍之父，是黃埔創校校長；黃埔就算有畢業生加入中共，那也是個別現象；黃埔整體上是蔣中正的追隨者和擁護者。不過，這個論點在黃埔武漢分校，其實並不成立。從武漢分校為時不長的歷史上看，從成立的那天起，它就是一所反蔣軍校；而且伴隨國共鬥爭的白熱化，反蔣的程度也越高。這在黃埔百年校史中並不多見。
1926年末、1927年初，國府和國軍內部關於提高黨權、反對軍事獨裁的鬥爭日趨激烈。國府和國民黨內部希望定都武漢，以黨領政、以黨領軍。但蔣中正作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希望奉行軍事第一、北伐第一的路線，期待將首都定於南昌。國民黨內反蔣派和擁蔣派的矛盾不可調和。
此時中共已經歷了1926年的中山艦事件，對蔣中正全無信任，[2]完全站在了國民黨內的反蔣派一邊。當時的反蔣派，包括了汪精衛、徐謙、宋慶齡、何香凝、程友仁、鄧演達等。中間派則有譚延闓、張發奎、唐生智等。所以，1927年初的黨權與軍權之爭，其實是國民革命陣營分裂的前兆。
1927年3月20日，武漢國民政府委員正式宣誓就職。在黃埔校史上有一個常被忽略的重要事件，那就是一週後，即該年3月27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正式取消了校名中的「武漢分校」四個字，這也意味著武漢分校成為黃埔本校。
此時原來的本校仍有大部分在廣州，但部分已經遷移到武漢，且此時的廣州，已經不再是國民革命的軍事和政治中心；因此武漢國民政府認為自己名下的軍校是本校、正統，並非全無道理。但實際上，不到一個月的該年4月12日，蔣中正就在上海清黨分共，並另立南京國民政府，不承認武漢政府的法統。同年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也宣佈分共，並與南京方面合併，實現寧漢合流，所以黃埔本校是否真正存在於武漢，並沒有人討論。不過就歷史事實而言，在1927年3月底到4月中旬這段時間，武漢的黃埔在體制上應當是本校無疑，這是無法否認的。
國府、國軍上層為了黨權、軍權而鬥爭，國共關係日趨緊張，武漢黃埔學生則投身到了反蔣鬥爭中。1927年1月，蔣中正親到武漢，爭取黃埔生的支持，但效果不佳。1927年3月，武漢黃埔軍校的《黃埔精神》刊物，刊載了蔣中正與黃埔學生雙方論戰的3篇文章，分別是《駐鄂黃埔各期學生為黨權旁落上蔣校長書》、蔣中正的《總理二週年紀念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全體學生書》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覆蔣校長書》。有意思的是，這篇蔣中正的《總理二週年紀念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全體學生書》後來並未收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在《駐鄂黃埔各期學生為黨權旁落上蔣校長書》中，黃埔學生開篇保持了對蔣校長的尊敬，遵循師生之禮儀，稱讚了蔣中正追隨總理孫中山革命，然後以清君側的口吻和語氣，指責蔣中正犯下的很多過錯，是因為被小人包圍，如果不清除這些小人，那麼革命必定失敗。不過後面的行文，黃埔生們就不那麼客氣了。
在《駐鄂黃埔各期學生為黨權旁落上蔣校長書》中，黃埔學生們打開天窗說亮話：黃埔生們對蔣中正的愛戴和支持，是基於蔣中正的革命精神，而非封建師生禮教，且孫中山之後，沒有任何個人的權限可以「凌駕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並「自比總理」。黃埔生在書告（編注：即該公開信）中要求蔣中正引咎通電、承認自己的錯誤、迎接因為1926年中山艦事件出走的汪精衛回國復職、處分張靜江、陳果夫兩位擁蔣派元老、尊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權限，並要求蔣中正不得使用北洋背景的王正廷、黃郛擔任國民政府外交官員。這篇書告，由黃埔學生們推舉了三位代表，親自遞交給蔣中正。
黃埔可說是蔣中正起家的地方，出現這種學生指責老師、校長的情景，自然非常難堪。但是再怎麼憤怒，蔣中正也還是撰寫了《總理二週年紀念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全體學生書》，作為對黃埔學生的回應。黃埔，始終是一個紐帶，所以蔣中正顯得很克制、很客氣，依然是以大家長和老師的口吻來教導學生。
蔣中正在書告中表示，學生的來信讓他「一則以慰、一則以懼」。感到欣慰，是因為黃埔生學到了革命精神，沒有因為師生身分就隱藏自己的想法；不過黃埔生在來信中利用謠言來指責他，讓他很擔心黃埔學生們的草率、幼稚將會被野心家利用。文中蔣中正逐條反駁黃埔學生，認為自己從未以軍權凌駕黨權、和汪精衛合作無間、也從未背叛革命；張靜江和陳果夫是信得過的前輩，起用王正廷和黃郛則是因為他們的外交專業，即只要能為革命所用，就不必排斥。
蔣中正的回應，黃埔生們顯然不買賬。所以有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覆蔣校長書》。之前黃埔生的上書、蔣中正的回應，都是用近體文言文，這篇《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覆蔣校長書》則是完全的白話文；文中沒有了禮貌客套，等於大家直接撕破臉。
這封以全體學生名義寫給蔣中正的信，認為蔣中正一直自相矛盾，指責蔣將個人威望凌駕於國民黨的威望之上。黃埔生在信中逐一反駁了蔣中正的書告，認為蔣中正應該自省：為何廣大黨員和國軍將士歡迎汪精衛、而不喜歡蔣中正？黃埔生們在文末指出：革命領袖的威望，來自革命黨的信任和革命群眾的擁護，若沒了這兩條，領袖的威望就無足輕重。
這是黃埔歷史上甚少被提及、但卻是具有影響的一次師生論戰。1927年4月12日，蔣中正宣佈清黨、另立中央政府後，武漢國民政府宣佈東征討蔣。在武漢的黃埔軍校，由中共和左派國民黨主導，召開了中央軍校各期學生討蔣大會。「新軍閥」、「劊子手」、「獨裁者」、「獨夫民賊」，這些帽子從黃埔生口中，飛向了蔣中正這位曾經被黃埔生視為革命領袖、軍事領導人的民族主義者。黃埔生與蔣中正的關係在當時徹底決裂。
武漢黃埔的迴響：激進革命與穩健治國
在寧漢對峙時期，武漢的黃埔生被編為中央獨立師，在葉挺領導下擊敗了進攻武漢政府的國軍夏斗寅部隊。不過1927年7月15日，原先主張「聯俄容共」的汪精衛宣布停止和共產黨合作，7月18日，黄埔第5期學員結業離校，之後一部份加入共軍葉挺、賀龍部隊，一部加入國軍張發奎部隊，軍校則改编為張發奎的軍官教導團；國共合作的黃埔武漢分校從此不復存在。隨後武漢國民政府併入南京國民政府，9月「寧漢合流」宣告完成。
武漢黃埔因此是北伐戰爭的產物，也是中共軍事崛起的搖籃；它標示了黃埔百年歷史上非常特殊的一頁，其中夾雜了複雜的政治鬥爭和路線對抗。招收女生，是武漢分校最偉大的壯舉，然而在國共兩黨和國民黨內部，不同勢力以革命的名義將黃埔變成了競逐場。而當時的黃埔生們，似乎選擇了站在激進革命的一邊。
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這就是武漢黃埔與蔣中正衝突的核心根源。這裡的黨，固然是指當時由汪精衛、譚延闓等領導的國民黨，但某個程度上，當時的國民黨控制在左派國民黨和中共手中，所以這裡的黨，也可以指代當時的中共。按國民黨的理論，固然是追求黨指揮槍，蔣中正也倡導黨指揮槍、槍屬於革命。但實際上，近代中國以來，本質和事實卻是槍指揮黨。
如果一個政治團體真正實行「黨指揮槍」，那麼這個黨或政團就會從革命黨轉變為民主政黨，軍隊國家化也將水到渠成。但如果是「槍指揮黨」為裡、「黨指揮槍」為表，那麼民主政治便會停滯，政治鬥爭不止。這是當年武漢黃埔的教訓，也是對中國歷史的極大警醒。
黃埔武漢分校短暫而動蕩的歷史，將激進革命對社會的衝擊展現得淋漓盡致。回看蔣中正與黃埔學生的論戰，蔣中正啟用黃郛、王正廷這樣的專業外交家，真的是背叛革命、出賣國家嗎？
自國民革命以降，專業與革命，似乎難以兼容。由於革命話語的絕對正確，哪怕在1949之後的中國大陸，也出現了「紅專路線」和「白專路線」，當道德作為一種批判武器和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時，就不再是道德，而只是工具，這其實是對專業的漠視，也是社會歷史的倒退。就中國歷史看，這種陋習，其實源自國民革命的赤都武漢。
我們在武漢黃埔分校，看到了黃埔師生之間為了如何救國、如何革命所爆發的種種衝突。革命陣營內部的衝突，是最容易摧毀革命者心中道德理想國的利器。如果以黃埔和國民革命的立場來說，武漢黃埔，是黃埔百年中的一個悲劇。因為武漢黃埔內部的對抗和鬥爭，讓當時的中國人、特別是有理想的革命青年，對黃埔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信心和希望。
注解
[1] 作者徐全先生為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
[2] 編注：當時任中國國民黨中政會主席、國民政府主席的汪兆銘仍然延續著孫中山聯俄容共的政策。
參考文獻
※系列參考文獻總目錄請見本系列單元一〈黃埔分校：不是支流更不是配角〉。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黃埔精神》，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1927年。
陳佑慎，《持駁殼槍的傳教者－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工制度》，臺北：時音，2009年。
盧綱，〈黃埔軍校武漢分校與中共建軍的歷史探析〉，《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2年04期，114-12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