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學海口述，汪琪、張坤成採訪，張坤成整理、編版
圖／徐學海提供
我是海軍官校38年班畢業的，當年我們都是以14歲為標準的初中程度入校的；在官校唸七年，畢業後見習一年一共是八年，然後才授予少尉軍官。
抗戰之前海軍有四個學校（見附表一及說明）：馬尾、青島、黃埔以及電雷學校，事實上海軍學校可以說從來沒有統一過。1938年，抗戰初期青島海軍學校遷校到四川萬縣，黃埔以及電雷歸則併到青島海軍學校，馬尾海軍學校則遷到貴州的桐梓，我就是在桐梓入校的，所以當時海軍就兩個學校，一個是馬尾、一個是青島，馬尾海軍官校隸屬於海軍總司令部，青島海軍學校則屬於軍事委員會。抗戰期間青島海軍學校在各班畢業之後奉命停辦，至此海軍只剩馬尾海軍學校。
抗戰勝利之後，政府為接收美軍撥交我國的兩棲艦艇，就在青島成立中央海軍訓練團，而桂永清又在上海設立新的海軍軍官學校，原來的馬尾海軍學校還在重慶，我們這幾個年班同學被送上船見習，之後回到青島，在青島，馬尾海軍學校、上海海軍軍官學校以及中央海軍訓練團三個單位被合併為「海軍軍官學校」，1948年遷到廈門，1949年再遷到台灣左營,也就是現在的海軍軍官學校。
綽號「常缺德」的老師
我家在廣州，是一個普通家庭，抗戰時期，民國27年，我讀小學三年級時，日本飛機轟炸廣州，轟炸結束我和同班同學一起回家，途中經過同學的家，已經被炸掉了，父母也都被炸死了。我回家經過廣州的永漢公園，這時日本飛機又來用機槍掃射，幸好我沒被掃射到。
我是家中五個小孩的獨子，家父家母帶我到鄉下躲警報，當時我父親的一位世交住在廣州最北邊的坪石，也就是中山大學從廣州遷校後落腳的地方。那時候日本人還沒有打到這裡，我父親的世交要我們就住在坪石。於是我在這裡繼續讀小學，小學畢業之後到廣東和湖南交界的地方讀「湘南初中」，是一所私立學校，唸到初二時，覺得這個中學辦得並不理想，我如果老待在那裡沒有前途，所以就轉到曲江（也叫韶關）讀「志銳中學」，是張發奎將軍為紀念一位師長許志銳辦的，這所中學在曲江很有名，我就在那裡讀初三。
當時學校的課程有國文、英文、數學，常識，生物、化學、物理也都有。湖南人叫我們廣東人「廣仔」，因為他們讀書時年紀都比較大，而我們比較小。初中畢業時，有兩個軍事學校招生，一個是空軍幼校，一個是海軍學校，我本意是要去考空軍幼校，但我父母說什麼也不讓我去考，因為空軍太危險了。
當年在曲江報考海軍學校的有6千人，加上沒淪陷區域的人也來考，而總共只錄取20人。另外，由於香港和澳門僑生的程度和內地學生有落差，所以僑務委員會又辦了海外僑生考試。我因為曾經逃到澳門，所以有資格參加僑務委員會的僑生考試，不必和6千人競爭。僑生共錄取4位，後來又多錄取3位，廣東省一共錄取27位，再送到重慶總司令部複試。我們27人就搭火車從曲江到廣西柳州，再由廣東省的郵政專車送到重慶參加海軍總司令部參加複試。
當時從各省保送學生到重慶考試一共錄取104名學生，廣東省和福建省都是27人最多，其他學生則來自山東、湖北、重慶、湖南、廣西等各省。
民國32年4月16日在重慶，一位少尉隊長帶我們坐兩部大卡車到貴州桐梓，入伍後我們傻眼了，所有課本除了國文和政治教育之外全都是英文，一個初中生能搞定嗎？那段日子我們真的非常辛苦，老師都是英國留學回國的。
當時有一位老師姓常，我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他寫在黑板的中英文字漂亮又流暢，沒有一個人比得了，我們就是他耳提面命訓練出來的。有一次月考「解析幾何」，他的命題全班沒有一個同學做得完，我們要求老師讓我們繼續做，老師說「再給十分鐘，十分鐘後我就不收了。」時間一到，老師立刻走出教室。我們發現事態嚴重，都跑出教室要交卷，老師拒收，下午公告全班零分，每人記小過。這位老師我們後來取個綽號叫常缺德，但我們都很感念常老師，因為他這樣整我們，讓我們把數學學得非常好。我們就是這樣子被逼啊、壓呀，才把課業唸得那麼透徹。
我們班共有69人而只有39人畢業，淘汰率多高啊！班上有一位同學，他比我們年輕一兩歲，進來的時候老考最末，後來他很用功也竄上來了，撤退來台後在左營當了艦長，因為發生了一點事故離開海軍，去報考清華大學的研究班唸核子工程，之後又到哈佛去攻讀核子工程博士，也得到博士學位。當年美軍顧問團考選軍官到美國受訓，我們班差不多全班的人都曾經考取過到美國受過訓，我很幸運兩度到美國受訓。
那時中國海軍不出海
抗戰的時候，中國海軍沒有船，僅有的兩三條船都是靠著碼頭，不管用的。海軍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布雷，其次是守著岸上的砲臺。湖北長江沿岸，很多炮臺都是海軍的人員在守。日本船沿長江上來，砲臺就開砲打船，所以日本沒辦法隨江而上。布雷是海軍學要上的一門課，我們學怎樣去裝水雷，當年的水雷很原始也很簡單，裝好後往水裡一丟，水雷漂浮在水面，有船經過，一碰就炸了。
抗戰剛開始時，我們怕日本軍艦隨江而上，所以海軍把很多不可用、或是老舊的商船和軍艦沉在江陰，讓日本軍艦沒辦法進來。這些船不是被日軍炸沉的，是我們主動沉在江陰的；可用的船在江陰以北，但都被日本空軍炸沉了，正規的作戰艦大概十幾艘，也兩三個月就沒了。所以那時候當海軍，有沒有被派上船，命運可能就不一樣。
我講一個實在的故事，我們有一個前輩叫孟漢霖，他兩兄弟同班，都是馬尾航海第五屆畢業，弟弟畢業後被派到寧海軍艦，結果在民國27年就犧牲了。哥哥比他大一歲，沒有參加作戰，他活到102歲，在美國去世。兩人同班同時畢業，但兩兄弟兩樣情。
抗戰時在後方，海軍學校學生唸的都是基本課程。那個時候還沒有術科，最主要是學科；一直到民國37年在青島，以及38年在廈門才有海軍術科。學校不斷搬來搬去；但是搬校很方便：有「中」字號艦，隨時都可以搬走。
學校遷到青島以後，有兩艘中字號艦：「中訓號」和「中練號」。中字號艦是戰車登陸艦，這2條船是美國贈送、供學生見習的。[1]美國送的還有「八艦」，是「太康艦」、「太平艦」和6條「永」字號艦。英國當年答應送更多的船給我們，包含2條潛艇，後來沒送。「靈甫號」是租借給我們，後來也收回去了，只有重慶號是送的，後來我們「自沉」了。當時艦長是鄧兆祥先生，他當過我們學校的主任，我們很敬佩這位老師，船也帶得很好。我們把重慶號炸沉後，中共曾經把它浮起來，但是連蘇聯專家也沒有弄懂船上的炮火指揮系統，所以沒辦法恢復重慶號的性能，也就放棄了。
海軍的白色恐怖，真的很恐怖
抗戰勝利以後，學校搬到重慶準備復員，海軍也開始改組。當年海軍總司令是陳紹寬，他作了17年的海軍總司令，不是蔣介石的嫡系，民國35年抗戰勝利，老蔣總統於是改派陸軍黃埔一期的桂永清來當海軍代總司令。[2]
民國36年我們從重慶搬到南京的時候，住在學生總隊，桂永清來檢閱我們。我們剛從重慶來，都是抗戰時候的衣服，不是什麼好衣服。他看到我們就罵說，「你們這些娃娃還想當軍官啊，像什麼樣子」。他認為我們年紀輕，所以回去之後大家都把年齡都改大了一點。
年齡衣裝事小，海軍跟陸軍作風完全不一樣，卻是問題：海軍官兵的位階可能懸殊，但大家都在同一條船、同一個崗位，我指揮作戰的時候，小兵就在我旁邊，有可能會一起戰死。我們不分彼此，也不會一個命令一個動作，從來沒有這種作風，陸軍就不一樣。不單如此，桂永清還帶了大批陸軍，佔了海軍很高的職務。他在抗戰時擔任過「幹訓團」的教育長，抗戰時招收了很多高中畢業生，從事軍隊政戰工作，這些人後來也由桂永清帶到海軍來，他們和受海軍傳統訓練的軍官之間，關係搞得非常差；所以桂永清上任後，搞得海軍天下大亂。
陳萬邦：海軍白色恐怖的引爆點
就在海軍內部互信已經相當薄弱之際，又發生了永興艦事件。高我一班，有一位37年班的學長陳萬邦，在永興艦當航海官，他的思想左傾，南京淪陷後，他夥同六、七個人要艦長將永興艦從上海開到南京，艦長拒絕，陳萬邦就用手槍把艦長打死，要把船開到南京。那些不願意投共的官兵在船尾用機關槍掃射指揮台，陳萬邦眼看投共不成跳船，也被機關槍掃射死了。這件事情惹怒了桂永清，於是大開殺戒。
我們學校那個時候已經搬到廈門，桂永清要魏治民校長把37年班幾個隊長扣押，校長不同意，問他以什麼理由來扣這些人？他也不講理由，就要校長到上海去開會。我們的校長是海軍非常出色的將領，但是一到上海就被桂永清扣押，跟著我們學校幾個37年班的隊長就連人帶石頭一起被裝入麻袋，丟到海裡。37年班畢業的同學不論理由全部扣押，關在澎湖、再送到臺灣南投的反共先鋒營受訓。這些都沒有經過軍法審判，有幾個甚至直接槍斃。其他任何跟這一班同學有關係的軍官，全部被扣押。
這是民國38年初，有名的海軍白色恐怖事件。那時桂永清已經當了兩年多總司令。撤退來台後，因為蔣經國覺得桂永清的作為太過火，就派了趙龍文當海軍總政戰部主任。桂永清怎麼鬥得過蔣經國？後來就離開海軍當了參軍長。白色恐怖從民國37年開始到民國40年，總共延續了3、4年的時間。
親身經歷二二八差點喪命
我們這班海軍學校學生在貴州入學之後，先到重慶，之後到南京，這些地方都不靠海；我們是由南京到了上海之後，才第一次被安排上船見習。但一出海就有人暈船。大凡暈船，先吐吃的食物，吐完了就吐膽汁、吐完了再吐胃血。很多人想到暈船就不想幹，但是人都很絕，一到碼頭就忘掉了。
民國35年底我們上了中權軍艦，是一艘2000多噸的登陸艦。當時桂永清要巡視澎湖，我們這條船就從上海開到左營，再開到澎湖來當他的專艦。從吳淞口出海往臺灣海峽開的時候，適逢冬季東北季風，大家暈得死去活來。後來我們又從澎湖到左營、再到基隆。在基隆我們遇到了228事件.
遭遇過228的人現在可能差不多都死了，但是我還活著。當時船靠在基隆港的西六碼頭，吃完晚飯後我們要到中央電影院去看電影，小艇把我們送到岸邊的木排，因為碼頭很高，在小艇無法直接上岸，所以我們要先經過木排再上岸，上岸後幾個同學就往中央電影院走，看到很多臺灣人聚在店舖裡一起聽廣播，講臺語我們聽不懂。我們過去聽，他們就趕我們走。等我們看完電影要離開，在戲院門口已經有騷動了，很多人拿著木棒過來要打我們，但是他們不敢過來，因為我們這邊沿途有水兵護著。[3]一個屋簷下，有一個我們船上的兵倒在那裡，已經被打死了，我們叫水兵把那個兵抬走，一起衝出去，剛好基隆岸邊有個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叫我們趕緊過去，把我們帶到二樓躲起來。這時候還偶而會聽到有槍聲。
船上瞭解狀況以後，就由理事官帶著人、拿著衝鋒槍，開小艇過來把我們接回船上，船也開始警戒。這時候基隆要塞[4]派人來我們船上求救，要求支援要塞100人，但我們船上總共也只有100人，所以不能支援。我們學生都被派到碼頭上去守衛，船上的機關炮都打開來，要攻擊我們就開砲，所以對方不敢過來。
我經歷過228，很幸運有水兵的保護，才沒有被打，但是我們船上有個水兵是福建人，被打死了。那個時候一些臺灣人看到外省人就要打，尤其是軍人，不過他們那時候的確沒有很多槍，都是用木棒木棍。我們艦長是中校，他當天剛好到臺北辦事處，軍車送他回來的路上，在南港被人攔住，拉他下來用棍子打，帽子、衣服都打破了，很狼狽地回到船上，還好沒被打死。這是我親身經歷的228事件，那一天就是2月28晚上在基隆西6碼頭，後來我們在碼頭停了大概2個禮拜才離開。
「當年國民黨不敗，沒有天理」
那時候海軍很亂，我們停基隆港的時候，港務局的倉庫有很多砂糖沒有人管，我們士兵奉命搬了一大堆砂糖上船。艦長接到命令要開到上海，他卻先開到寧波，把那些糖拿去賣了再去上海。糖賣了，錢分給船上官兵，每人3萬塊法幣。那個時候我們學生還很純潔，認為賣糖的錢不能要，於是就買了一批書捐給船上的圖書館，但是船上其他的人還是有分錢。
另外有一次，抗戰剛勝利，我們從桐梓搬到重慶，經過松坎，兩部卡車壞了，我們走不了，這個時候從昆明開來一個輜汽營的吉普車。這個營有70多輛吉普車，都是美軍支援的。他們要開到重慶，經過松坎也停了下來。開這些車子的是青年軍，我們都住在旅館裡。這些青年軍不但賭錢，而且帶了一批妓女，一邊賭一邊嫖，他們有幾輛大卡車裝的都是汽油，他們要錢就把汽油拿去賣。這些青年軍一點風紀都沒有，是我親眼目睹的。
後來三軍軍紀都很差；走私、趁亂掠取物資、吃空缺，毫無紀律可言，所以有人說當年「國民黨不失敗，沒有天理」。以空缺來說，政府宣稱我們有500多萬軍隊。但陸海空軍都吃空缺，每一條軍艦也都吃空缺。據估計當年佔空缺的有200多萬，所以為什麼說「有500多萬軍隊，其實只有200多萬」，就是因為實際員額只有一半；而這個現象在抗戰時就有了。軍隊裡上下交征利，像我們把倉庫的糖拿到別處去賣，自己也一樣參與了。大家都要搞錢的時候哪會有士氣？這是我親眼目睹，很痛心的一件事。
擋不住的船海戰術
官校畢業後，我在民國38年11月21日被派到太平艦當見習官，39年4月太平艦被派參加海南島保衛戰，還有中字號以及其他幾條船都參與了這場戰役。共軍方面，林彪將砲裝在機帆船上，整個海面有成千上萬條中共的機帆船，我方的海軍指揮官是第三艦隊司令王恩華。戰役打得很慘烈，我們對機帆船掃射了一整夜，海面上漂浮很多死屍，但是機帆船是木造船、打不沉。共軍在臨高角登陸後，整個大部隊就過來了。我們打不過共軍，轉到八所港，開始撤退到台灣，我們的任務就是掩護薛岳的陸軍部隊撤退。共軍追著我們打，因為情況緊急，我們船又不夠多，有部隊又有軍眷，一條商船上不了多少人就出港出海了，很多人無法擠上船，都掉到海裡，我們是軍艦不能載人，那種情況看了實在可憐。
海南島戰役之後，我們的船開到珠江外面守了一陣子，然後到廈門掩護在廈門布雷的船，又過了一個多月才轉到台灣。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我們一直都處在備戰的狀態、沒休息過。當時戰亂，船上補給不易，我們就在上甲板砲圍裡養了幾隻豬，過一陣子宰一隻豬，青菜則在珠江口附近買。
當年海軍船上以餿水養豬是很普通的事。在海南島靠港時，我們在造船廠搬了一批小電機，到了珠江以後，有香港人來買這批小電機，我們總共賣了三十多萬港幣。當時我還沒派職務、而且又是廣東人，艦長就叫我帶四個兵搖著小舢舨到香港長洲買一批港貨，但是回到珠江口時，我們的船已經離開了，只有一條俘虜來的小商船，船長向我招手，說「你艦長叫我招呼你」，我們就將港貨搬上小商船，佔了他半條船，再一起將船開回左營。
無水之苦誰人知
我經驗中真正的苦是1953年駐防大陳島──那才是苦啊！那時候我已經調到正安艦當副長（就是副艦長），這船是日本戰敗後賠償我們的。大陳島撤退前，我們在大陳駐防，那個時候制海權還在我們這邊，所以共軍的船不敢出來；白天他們的飛機來炸，我們就開出港到外海，因為共軍的飛機飛不遠，我們就躲開了。
到大陳一次駐防就是三個月，我們共去了兩次，都是在熱天。在大陳，雖然我們有靠岸，但是大陳的糧食都靠台灣運補，黃魚很貴，青菜又只能買到一點，事實上我們錢不多，也買不到什麼東西，天天就吃開水煮黃豆。
吃得不好還不算很苦，最苦的是沒有水。日本船的淡水儲水量不像美國船那麼大，取水也不用水龍頭、而是用抽的，一天每個人只發兩個漱口杯的水。不但如此，大熱天，白天船上的鋼板都是發燙的，因為美國船的鋼板有石棉隔熱，日本船卻沒有，我們24天沒洗澡，身體臭得要命。
日本船是不講究生活條件的；我們的苦，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當年的兵真的是沒話說，都不會搗蛋或抱怨。
撤退到台灣後，我在海軍當過昆陽艦長、巡一艦隊艦隊長、航海學校校長、兵器學校校長、艦隊訓練司令部指揮官等職務，民國74年因為理念和郝柏村總長不和，就退役離開了海軍。
注解
[1] 其實所有的登陸艦都是美國政府送的。
[2] 桂永清是怎麼樣當上海軍總司令的呢？據了解，當年他在大陸陸軍作到軍長，在黃河作戰戰敗，老總統就把他調到英國當軍事代表團的武官，後來升任團長。這期間他接觸到被國府派到英國受訓的海軍軍官，其中有青島海軍學校畢業的、也有馬尾海軍學校畢業的。青島海軍學校的人遊說桂永清去統御海軍，其中之一的盧東閣並且寫了一個海軍建軍計畫給桂永清。他從英國回到大陸以後，把這個計劃拿給老總統看，表示他對海軍很有心得，於是老總統就派桂永清當海軍總司令。後來英國送給國府的「重慶號」接回大陸，盧東閣並一度當了見習艦長。
[3]當年海軍的水兵很厲害，每一個人都有一條鋼絲鞭圍在腰上，是水兵自己打造的，鋼絲鞭末端是鉛頭，用來打人，人是受不了的。當年海軍的水兵在上海也是一霸，在有名的舞廳跳舞，老闆不敢收錢。
[4]當時陸軍在基隆有一個要塞，長官是少將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