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朱守亮著，《回首來時路——亦圃齋主人回憶錄》，知識系統出版公司，民國97年出版。
文／朱守亮撰寫，張坤成、廖文瑋編版
圖／張坤成翻拍自《回首來時路》
【續前：抗戰期間作者就讀國立二十二中，對當時的食衣住行、師生情誼乃至一九四七年遷校等大事記憶深刻。】
同學挑戰師管區
一九四四年底到安康，後來有二同學外出，好奇地觀看當地駐軍裝甲車，遭衛兵訓叱，同學予以反駁，因而發生衝突，駐軍將二人逮捕，送安康警備司令部。同學得知後，立即集合，包圍司令部。所幸僅僵持五、六小時，二人被釋回。雖極驚險，但沒動用武力，算是一場較激烈的文鬥衝突，不過氣氛也極嚇人。
在安康，常可看到訓練壯丁的師管區，把抓來的壯丁折磨得不像樣子。校內壁報上，不僅有文字批評，且用漫畫把師管區大門，標為「小鬼製造工廠」。拉進來的是一個個碩健胖子，拖出去的呢，卻像瘦鬼一樣，彎腰駝背，奄奄一息。學生與師管區間，早有過節，不愉快。一日，同學外出，見一所謂「壯丁」，骨瘦如柴，尚在呻吟，還未斷氣，被推進泥溝裏要活埋。同學見而義憤填膺，出面干涉：「他沒死，為什麼要活埋？天理何在！」因言辭強烈，結果被痛毆。並揚言：「不准你們多管閒事……」
消息傳回學校，同學們憤而前往師管區理論、聲討，起了衝突。一高年級同學，竟將師管區軍車開往他處——當時認為能開走軍車，是不得了的大英雄。事情鬧大了，師管區持槍將一分校包圍。我們那時除了氣憤外，說良心話，真的也有些怕。後經學校出面處理，化解了衝突，風波得到平息，學校才恢復正常。事後據說安康師管區長官，是分校一同學的父親，才和平解決；否則，還不知會演變成甚麼樣子呢。
到安康後那一、兩年，二十二中不管是壁報、演講、作文與球賽等，都是第一名，那是因有各方面的人才嘛！校與校之間，雖說是友誼賽，有時不僅不「友誼」，甚而大為火爆。一次，到舊城與安中比賽籃球，一分校同學，列隊傾巢而出作啦啦隊，安中當然也不示弱。球賽間，吼叫聲震天，氣氛很緊張。也許裁判執法有所偏袒，不甚公允，犯規的該制止未制止，粗暴動作遂加多，竟將我隊球員鼻部擊傷，滿臉鮮血；嚴重衝突終於爆發了。不分球員觀眾，大打出手，互毆了起來，當然多人掛彩流了血。是安中不對，不僅關了體育場門，也把城門關了，將二十二中同學困在舊城。最後驚動了安康地方軍警，還不是勞動憲兵、警察出面，把我們護送返校。此次算是流血衝突，好久好久，兩校未得和解。一日，一安中球員來我校找同學談事情，一進校門，就聽到有人喊「打」，得知找同學的原因後，才沒打。奇怪，那時為甚麼動不動就喊「打」呢？真要「戒之在關」了。
又一次，校隊與駐安康機場的空軍連隊作籃球賽。空軍連隊全副武裝，托槍小跑步進入校內加油，山雨欲來之勢，低氣壓讓人呼吸不通暢。同學和軍隊，壁壘分明。各據一方加油。分校主任與連隊長坐在司令臺前，雖表面談笑自若，但看起來也各懷鬼胎。當時我曾想：「這是賽球？⋯⋯」那些飛行員，斜戴船形（穿心）帽，口嚼口香糖，滿口英語，趾高氣揚奔馳在球場內練球，一看就氣。論球技，絕不是校隊的對手，好希望能痛宰他們；但宰不得……終場應是小輸和平結束。
不能發生衝突，也沒發生衝突。雖如此，但那次球賽，幾十年過去了，但心之深處，仍視為比任何一次有形、甚至流血衝突更嚴重呀！
學校關閉，我們呢？
保回分校又讀了兩、三個月的書，學校經費斷絕，真的撐不下去了。有辦法的同學回家或投奔親友，先後離校。我和邢文亭等最後一批，於一九四九年六月間也不得不離開了患難與共，留有太多記憶、太多希望與夢、教我育我、相處五年多的國立二十二中母校，到沔縣西安綏靖公署「青年學生訓練班」學生總隊報到。
總隊長為胡宗南部下二十七軍軍長王應尊、另一兵團司令袁樸為教育長。報到後，填「軍訓後願繼續上學，還是要求就業」意見表，同學當然填繼續上學。後又改訓練班為「幹訓團」，發軍服、蚊帳、步槍，回黃家坡原二十二中校本部與丁家營原青年中學開始軍訓。
七月底八月初，我們得知教育部經費又發下後，準備復學。我曾與邢文亭、魏廣瑗等發動復學運動，多次向幹訓團交涉，離團返校上學。幹訓團先言「只要學校有公文即可辦理」。在我拿到二十二中留守處公文後，於大雨中在青年中學司令臺（當時司令臺被大水淹了半截，每走一步，甚至陷下一個坑）幹訓團總部，與王應尊談判，要求實踐表中諾言，讓我們復校。王應尊當然否認意見表中繼續上學事，並變臉回顧隨扈說：「把二十二中漢中留守處的人員抓起來。」收下公文，不准所請，轉身離去。（後來我又設法，把可能抓留守處人員的話，報告給留守處老師。）
話說回來，在整個幹訓團被大水淹沒，王應尊為淹水事已頭痛萬分；好像西安、寶雞一帶局勢也不妙，他應知之而煩心。再加上我們吵著要返校，就更火了。別說原本不願意我們復學，就是願意，那麼多人，如何離開幹訓團，如何回校報到，也要辦很多交接手續，當然不會答應我們馬上離團的要求。認為二十二中公文要學生復學為鬧事，要逮捕留守處人員的話，也似可理解。
丁家營青年中學被淹了，後又在大雨中搬入漢中城内一小學，我仍然為復校事跑留守處。但患了腸胃毛病，事情交涉得也不順利，又被幹訓團官方注意，精神很不好。好在常下雨，借駐小學也沒甚麼軍訓場所，普通上上課，還可應付，否則，會支撐不住的。
一天早飯後，大隊指導員（濟寧小同鄉）把我叫到辦公室，以鄉長身分，談了很多安慰鼓勵的話。我直覺判斷，那是暗示我「開小差」，離開幹訓團。是指導員個人的意見，還是面惡心善大隊長的指示，我不知道。[1]當天晚上，我把步槍及裝備蚊帳等放妥，收拾得整整齊齊，在滂沱急雨中，與鴻仁見面，由廁所翻牆進入老百姓家。說明身分，換上學生服，當夜潛回老君殿一感情甚好，以前曾借鍋做飯的好心人家藏匿，後又換了好幾個地方。記憶中好像又跟先離開幹訓團的邢文亭會了面，辦好了流亡學生可搭「黃牛」──當時又名「黃魚」乘車證，領了到四川重慶復學報到的八塊袁大頭入川費。又帶了多位同鄉長輩寫往重慶的信，離開了算是第三故鄉的漢中，由褒城西方的重慶而獨自入川了。
再次流亡
在金風送爽、氣候轉涼下，我背著極簡單的行囊，獨自由陝西褒城出發，奔向復學目的地四川重慶，開始了又一次的流亡。第一天步行走了幾十華里後，在接近黃昏時，身後駛來一輛汽車，我擺手示意要搭便車。好心的司機停車，我出示了流亡學生可搭便車的證明，司機先生說：「車子只到沔縣」。當然很好，不久即到了沔縣，當晚借睡在一家雜貨店櫃臺上。
第二天在沔縣登記搭便車，三天後的半夜剛過，爬上了開往四川廣元的卡車，出陝西寧強，當晚到了四川廣元。在廣元因等車，住在由漢中搬去賣蔥油餅、酸辣湯的曹縣劉姓同鄉店裡，好像在閣樓上已住了三、四位認識的同學。客人多、生意好時，也幫忙端端盤子，洗洗碗。也許是饑餓吧，總感到蔥油餅、酸辣湯特別好吃。待了五、六天，才有了開往成都載棉花個的汽車可搭。
次日一早，上了車，坐在司機上面車頂上，後依棉花個，用繩子緊緊牽住身體，免得掉下來。經劍門、劍閣，到了梓潼。汽車老闆有太太女兒，見我每到一處，就打開簿子寫東西，對我特別照顧，甚至請我一塊吃飯。只吃了一頓，我就藉機不再打擾人家了。當夜住梓潼，我跟旅社老闆講明流亡學生沒錢，好心的老闆，讓我免費住了一夜。
夜裏想前想後，似乎沒怎麼睡，次日上車後當天到綿陽汽車在綿陽要停三天，第一天我就在張雲甫老師家見到了張秋實、李曼南二同學。記得很清楚，第二天是中秋節，她倆說請我吃晚飯，是我怕她們花錢，主動要求吃烤地瓜。應該感謝她們的安排，兩夜都是睡在六中金鄉同學那兒，第三天一早，就到了成都。
二次流亡入川，目的地本是復學的重慶。不料到成都後，一因路費發生問題，需設法補充；再就是局勢不太穩定，需暫作停留，稍事觀望，再計畫以後的行動。沒想到這一停留，就是兩、三個月，終未去成重慶。待在成都的這段日子，蒙史伯伯漁夫照顧，解決了生活問題。
在成都兩個多月中，整天有霧，從未看到過大太陽。又因沒有衣服換洗，滿身虱子。後因局勢大變，成都難保，高炮團將轉移臺灣；感謝史伯伯費心安排，教我内穿學生服，外披軍棉衣，佩帶名叫張華明的二等儀器工符號，至新津機場，候機準備來臺。
揮別山河到臺灣
乘駐紮成都空軍高炮部隊撤退武器的軍機，在成都局勢緊張前，由新津機場起飛，七、八小時後，降海南島海口港。次日晨起飛，又約四小時，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降臺灣嘉義軍用機場，來到了臺灣。當飛機起飛，俯視著漸飛漸高漸遠、而漸漸模糊的錦繡河山，也在模糊淚眼中，漸漸消失時，那種複雜感覺，較離開老家，離開第二故鄉安康、離開二十二中，更有著難以筆墨形容的情懷。
注解
[1] 後得廣暖兄二〇〇四年一月三日函：「在漢中黃家坡、丁家營受軍訓，因為鬧復學，惹惱了學生總隊長王應尊。王應尊要逮捕你，是大隊長楊志遠（山東人，面惡人善）講老鄉情面，透露的消息，叫朱守亮趕快跑」確實是大隊長的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