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單元：【林可勝與圖雲關】
本文摘自焦文魁，〈我在貴州圖雲關與安順習醫的經歷〉，收於何邦立編著，《林可勝追思論文錄》（台北：梁序穆暨許織雲教授基金會，2020），頁200─217。
何書該文取材自〈文魁回憶錄（三）決心行醫〉，2018年12月8日。
編按
1948年焦文魁在青島的實習，最終因為國軍的失利而中斷。然而回想當初去青島，主要的目的是和未來的妻子呂錫英會合，沒料到這一決定改變了他的一生；如果他按分發到瀋陽總醫院，必定遭遇國共的遼瀋戰役，結果非死即降；若是去徐州，也擺脫不了跟杜聿明一起投降的下場。到青島後與錫英分別隨著國軍遷往台灣，不但有機會在台灣發展，同時也避開大陸文革的鬥爭──焦文魁留在大陸的同學大都經歷慘酷被鬥；談起來不勝唏噓。
焦文魁深信太太錫英是他一生的貴人；只是在那場浩劫當中，沒有貴人相助的，畢竟還是大多數。（汪琪）
文／焦文魁撰寫，蘇香霖編輯
圖／蘇香霖翻拍自《林可勝追思論文錄》
安順陸軍軍醫學校的洗禮
抗日戰爭獲得勝利後，衛生勤務科長徐步安將軍，為栽培焦文魁等接受更深的教育，特以親筆函向當時在安順的軍醫學校教育長張建[1]中將，推薦他、同在衛勤科工作的李冠群、在檢驗科工作的黃啟祥等三人前往進修。三人一同到達安順接受測試後，編入專科部醫學組11期，在當時安順北大軍營的校址，帶職接受正式的四年醫學教育。
陸軍軍醫學校校址，設於安順城北門外郊區，原為兵營，後改為學員住宿上課的宿舍、教室、餐廳及教職人員教學研究的辦公室，校大門前有一個很大的廣場，樹立著一塊醒目的大字牌，上面書寫著「願做新軍醫者來」的大字。這是學員們操練運動的大操場，建於校外另有細菌研究所、藥科製藥研究所等單位，在安順城內東門有實習醫院、護士訓練所等附設教學設施，軍醫學校的眷屬人員，一般都是租城內的民宅居住。
當時，安順城內有很多高大的中心建築，都是有一定歷史的老樓，古色古香，顯得繁華高貴卻又帶著幾許滄桑，城中的大街方位分東南西北四條，路面由青石板鋪成。學員們大多穿著有鐵釘的水牛皮鞋，每當他們成群結隊經過街道時，都會傳來節奏響亮的腳步聲，氣勢懾人。當地居民大多為苗族同胞，著名的人物便是國民政府的谷家三兄弟（谷正綱、谷正倫、谷正鼎），他們都是高居要職的官員，祖籍安順，為故鄉增添許多榮譽。
軍醫學校的校長由當時的蔣委員長兼任（當時所有軍事院校均由他兼任），教育長是軍醫學校15期畢業，留學德國的陸軍中將張建博士，因教育長是廣東梅縣人，所以在這一期的班上，兩廣的學員幾乎達半數之多。[2]當年遭逢兩廣軍事問題，張建博士曾代表兩廣當局，到南京中央去溝通雙方意見，獲得圓滿結果，遂被中央派為中央陸軍軍醫學校教育長。張教育長是可以和大家同甘共苦的人，在安順時均徒步上下班，身著馬褲、馬靴、武裝帶，嚴肅莊重的儀表，凸顯出軍人的英武本色，在城內也蔚為一景。
安順城內的茶館特別多，周末假日的時候，大部份時間都在安順大街上，焦文魁經常和其他學員們到茶館，一杯清茶（即叩碗茶）、一盤葵花籽，閒話談笑間溫習功課，快樂的時光就這樣度過。傍晚時分有同學到小店來，大家去小巷中找吃火鍋的地方湊錢吃一頓，打打牙祭，再準時返校回教室晚自習。當時的城中都是石頭鋪的路面，同學們大多穿當地產的水牛皮釘子鞋，一群人走在路上發出有韻律的嗒嗒聲。到安順的第一個春節，他不時會拜訪，亦曾在圖雲關工作過的周緻上校夫婦邀請到他家過年。周家小兄弟們特別高興，因為多了一個焦大哥一起在他們中包水餃過年。
在軍醫學校，留德的張岩[3]教授，讓焦文魁留下深刻印象。1945冬天，張教授進入軍醫學校教授解剖學，教學嚴護、不苟言笑、滿腹經綸的人。上課的時候往往「左右開弓」，左手畫出解剖圖，右手卻工整地寫著拉丁文名詞，典型的「一心兩用」，這種罕見的授課方式讓學生們十分驚許。誰都知道，左腦指揮著右手，右腦指揮著左手，一般情況下他們各司其職，但能夠同時運用，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張教授教學時，同學們都是鴉雀無聲，連續兩個小時，一氣呵成，中場也不休息。在他的課上，誰都不敢馬虎。
1946年在學校的第二年，安順城也逐漸成為焦文魁熟悉的環境。有時全班排隊走進城去東城門內，和其他班去上共同的課程，星期天除了到東門外茶館坐坐，也會租腳踏車騎一個小時到黔江中學、金鐘山等地方玩玩。同年暑假，軍醫學校的教職員和學生，開一次他也參加的河北同鄉會，聊很多家鄉事。這次聚會中自由活動的時間，見到同班同學閻學曾、楊柏動、武立和、聶超然等，並由楊柏動、武立和介紹見藥科教授呂世祊，同時見到他的女兒呂錫英，當時在公共衛生學系上班。因為認識錫英，這成為一次別具意義的團體活動，焦文魁自此在一生中最青春的年代，開始一段萬里的愛情長跑，在以後風風雨雨六十多年的歲月中，相依相伴、執子之手、白首偕老。
同鄉會後焦文魁商得閻學曾同學同意，找個禮拜天一同去拜訪呂教官。當時兩袖清風、手頭拮据，只有空手跑到呂家，正好錫英在，他們坐在院中小板凳上，焦文魁結結巴巴地開口找話題。焦文魁的老家在八家莊村，距石家莊平漢鐵路和到太原的正太鐵路車站，大概有五、六華里之遙。。呂教官則是鄰縣獲鹿縣人，焦文魁住的八家莊西頭屬正定縣，東頭的花園村就屬獲鹿縣管轄，而且同是一個大車道的村街。他的家與石莊北平漢鐵路也不遠，以東約二里，田地在村西接近平漢鐵路。呂教授的家是石莊以南的平漢路以西，屬獲鹿縣管轄，二家相距約十華里之遙，一談之下竟是最近的鄉親。
戰後復員與國防醫學院成立
當時很多單位因戰爭結束開始復員，軍醫學校也分幾個梯次復員，先乘汽車到長沙，轉火車到武漢再搭船遷往上海江灣五角場，也就是上海規劃的新校區，由上海市立醫院及抗戰時期之日本軍醫院為校址，佔地150萬平方公尺，與陸軍衛生勤務訓練所及軍醫預備團合併復校，於1947年6月1日更名為國防醫學院。此院由協和醫學院時任軍醫署署長的林可勝將軍擔任院長，張建將軍及盧致德將軍任副院長，下設有醫學系，牙醫學系、藥學系、護理學系等14個系。
上海校區很大，又分為數個大小不等的院區，教室原是日軍佔領時的重要軍醫院。抗戰勝利，日軍遣返，國防醫學院便在全國各省招收員生，以擴充醫、藥、牙、護等技術以及各種教學研究處所。
這年的暑假，他決定回到闊別十多年的家鄉，那時離家已整整十年，很想知道家鄉的父母生活得怎樣？家鄉的親人們生活得好不好？雖然偶爾有信件的聯繫，但不能緩解他對家鄉與親人們日益復一日的懷念，於是懷著思鄉的心，坐上上海開往家鄉的輪船，由上海搭輪船出黃埔江，再經崇明島出長江口，再至東海。
回家的路線要經過天津，再到北平，有他思念的女孩－錫英。利用回家的時間造訪北平無量大人胡同，見到朝思暮想的錫英，相隔許久再次見面，發現對方似乎成熟很多，比起在安順初次見面的情景更親切，青澀和稚氣已讓顛沛流離的戰亂鍛鍊得更成熟。錫英在南長街北平女中讀高中，上學要經過東長安大街及西皇城的東華門及西華門，焦文魁陪著她走在北平寬廣的大街上，記住這些街道的名字，熟悉這些街道的走向。很多年後這些熟悉親切的地名在腦海中，仍然散發著深情的光澤，至今聊起來仍是歷歷在目。
經過在機場長時間排隊等候，終於買到飛往石家莊的機票，帶著思念飛回夢想中的家園。[焦文魁]帶回家鄉最大的禮物，便是復員時途經長沙買的一面紅色湘繡被面，是送給祖母的。作為家裡德高望重最老的長輩，祖母在家中慈祥和靄，家人對她的尊重無人能比，更是兒孫們最景仰的長輩。年邁的祖母捧著鮮豔的湘繡，高興得合不攏嘴，老人家笑哈哈地指著焦文魁說：「我說這孩子屬雞，又是天亮時出生的，是個辛苦的勞碌命啊！可當真是應驗了呢。」全家人歡聚一堂，氣氛非常熱烈，爹娘、叔嬸、哥嫂及弟妹等一一過來見這久未謀面的親人，一大家人幸福地歡聚，親情像潮水一樣鋪天蓋地把他包圍。
在家鄉人的眼裡，他被描繪成身經百戰的抗日英雄，心中也是百感交集，二爺一家，還有三爺一家都到齊，父親更是為此待在家裏，暫時也不去平山工作。他的叔叔在石家莊橋東煤市街開設一間蠟燭廠，於平漢車站大圓環處已預購一個鋪面，希望他國防醫學院畢業後，能在那裏開一間診所。十年滄海桑田，經過日本佔領的石家莊已改稱為石門市，包括石家莊及休門鎮，以石家莊車站為中心，周邊有強大的防禦工事。日本人挖了一層濠溝保護，溝深二丈五尺，寬二丈五尺，非常的有氣魄。挖出來的土，在溝外築成了一道高土牆的防線，八家莊是在第二道圍牆之外，第三道周邊之內，可見那時石門市已是河北省中部大平原上的重要地段，外環防線之內還建了環市公路及環市鐵路。焦文魁看三道防守大圍，內心百感交集，家鄉已不是離家時的模樣，曾經見過的良田都已不在，不禁感到一絲惋惜。
在家鄉待了一個暑假，他又匆匆趕往上海的學校，此時國共兩黨的矛盾日益擴大，上海的生活指數更因內戰而日益飆升。戰後的失序，對政府的不滿，導致各地學生運動也風起雲湧。當時焦文魁在上海江灣區，星期天要去上海玩，要先到五角場，再到四川路底，搭電車到南京路，再去四大公司窮逛。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喜歡去蘭心戲院看表演，晚上有時也去黃金戲院看梅蘭芳的京劇。這些穿灰色棉衣的軍事院校窮學生，捨不得買票，都得先在戲院門口等候。有票的客人先進場完，還有剩下的空位，才會讓他們免費進場。散場時間很晚，已無免費電車可搭，於是大家集資擠一輛祥生出租車回江灣。
上海消費水準高，物價不斷飛漲，作為清貧的窮學生，他和同學在街上連一碗陽春麵的費用都要節省，常常是半夜回到學校後，吃一些同學們留下來的冷飯，生活的清苦可想而知，卻也樂此不疲。放假時，班上大多數人回家探親或遠遊，這時大多由俞瑞璋、[4]馮文江兩位同學接辦班上的伙食。俞瑞璋是留校念書，馮文江是浦東人也不回家，一方面可多唸點書，一方面回家吃飯會消費家裡的糧食，精打細算，畢竟當時的浦東非常窮苦。
臨近畢業，焦文魁已經在上海接受臨床後期教學，值得一提的是在重慶幹訓團時的孔慶德教授，教導臨床Ｘ光學，他的夫人許月娥女士（湘雅醫院）教小兒科，沒想到在重慶時期的「小焦」，竟然坐在教室裡傾聽他們授課，成為他們的學生，鄭寶琦大夫則教腹部外科，這些老師對教學十分負責。此外，學校還經常組織他們到上海總醫院病房，實地見習。
國共內戰局勢急轉
1948年暑假後，校方為加強臨床病患病學，要求學員多和各類傷患實地接觸。這年底因為物價飛漲，社會上人心不穩定的現象蔓延到學校中，因此學校決定讓即將畢業的學員，提前進入實習階段。焦文魁和班上的同學被分配到全國各大總醫院實習，最先被抽到瀋陽總醫院，後與同學交換到徐州總醫院，最後和同學交換到青島的浮山所，青島第八總醫院實習。
青島總醫院為日本侵華時的建築，是青島當時規模最大且醫療設備最為完善的醫院，面臨渤海，並有優良的海水浴場，後面是山，背山面海，紅瓦為頂，乳白色的牆壁，數棟建築鱗次櫛比，氣勢磅礴。每棟房子均有長橫寬廣的木質地板長廊，互相映接所有相關病房科室的治療設施。
在外科實習期間，曾參與和主任、主治醫師共同為一個腦部嚴重受傷的士兵開的大型手術。青島新聞曾經報導此事，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基本上沒有能做此種大型手術的醫院。院裡還經常請青島大學的醫師教授，定期來院作學術指導，他非常珍惜這些機會，每次會議從不缺席，認真作好筆記。醫院裏他再次看到戰爭給士兵們帶來的惡果，外科的病人大部分都是戰場下來的輕重傷患。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與源源不絕的大小手術打交道，有時一天下來，做的手術連自己都記不清楚，開顱術、截肢術等一些大型的手術往往一做下來就是十多小時。
醫院的設備在當時非常簡陋。北方天氣寒冷，醫院裡沒有暖氣，日據時期室內走廊暖氣設備因經費不足已停用，面對大量繁瑣的工作，每天很少能在午夜十二點以前成眠，經常夜以繼日地工作，等到拖著疲憊的步子回到宿舍時，已是凌晨時分。鑽進冰冷被窩裡，感覺剛剛睡暖和，東方已露出魚肚白，接著天色便大亮，迷糊下就趕緊起床，又開始緊張地投入到新一天的工作當中。
艱苦的衛生醫療條件下，一些輕傷變成了重傷，重傷的戰士，焦文魁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在掙扎中撒手而去卻無能為力。每天都有大量傷病員在痛苦中掙扎，每天都有傷病員在掙扎中去逝，看著受難的同胞，他心如刀絞，每天填寫病歷交接班的時候，內心總是很沉重。曾經在他面前的年輕生命，因救治無效，都有被新名字代替，內心的無奈與傷痛溢於言表，尤其在跟隨指導醫師查房，報告他們的病情進展時，內心都異常沉重。
注解
[1] 張建（1901－1996年），陸軍軍醫學校醫科 15期畢業，1934年獲柏林大學醫學博士及哲學博士，回國任廣東軍醫學校校長，1937年任中央軍醫學校教育長及軍醫署署長，1946年任國防醫學院副院長，1949年遷至臺灣。因於日記中表示對當局不滿，1951年遭調查局軟禁，一年半後獲釋，對官場失望，便於新竹市開業行醫。1985年移居美國，1996年逝世。
[2]1937年南京陸軍軍醫學校南遷廣州，與1934年張建創立的廣東軍醫學校合併，是兩廣學員多的另一原因。
[3] 張岩（1900－1976年），是我國解剖學界德高望重的學者，曾在北平大學醫學院、瀋陽醫學院、湖北軍醫科大學和河北醫學院等任教。
[4] 1960年2月9日，俞瑞璋成為台灣第一位使用人工心肺機進行心臟手術的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