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書益撰寫，汪琪、羅國蓮、廖文瑋編輯
圖／姜書益提供
前言
二戰結束後，同盟國除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德國紐倫堡國際法庭，對納粹戰犯進行軍事審判外，一九四六年五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盟軍亦於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日本軍閥東條英機等人進行軍事審判。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至三十日，蘇聯政府卻另於遠東濱海邊區的伯力（俄名Хабаровск）軍事法庭，對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等人，因涉嫌使用細菌武器、違反人道罪進行軍事審判。這是由於在美國操控下的東京遠東軍事法庭，以「查無實據」為由，拒絕追訴日本細菌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等人之罪行，蘇聯政府祇得另成立軍事法庭，對其在中國東北俘獲的日本細菌部隊部分人員，進行軍事審判。以致遠東地區的日本戰犯，受到兩個不同法庭審判的奇特現象。
麥帥與遠東軍事法庭
一九八六年第十三期蘇聯《新時代》（Новое Время）雜誌，刊載一篇曾於德國紐倫堡大審中擔任助理檢察官，以及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協助審理日本戰犯的蘇聯二級司法顧問拉金斯基（Марк Ю. Рагинский 1903-1991）的專訪。拉氏指出，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這是日本投降的條件之一，然而二戰甫結束，美國便放棄過去的承諾，但由於蘇聯的堅持立場，以及國際支持，遠東軍事法庭的審判才能進行。拉金斯基表示，紐倫堡國際法庭的審判中，祇有4名法官，分別代表美、蘇、英、法四國，但在東京遠東軍事法庭之審判，卻有美、蘇、中、英、法、澳、荷、印、加、紐、菲等11國的代表。美國代表盟軍統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不僅指定澳洲法官韋伯（William Webb 1887-1992）擔任審判團首席法官，而所引用的法律條文章程，也由麥帥指定，其他戰勝國毫無置喙之餘地，而審判過程更由美方一手操控。審判的被告共28人，其中日本前外相松岡洋右、前海軍大臣永野修身均於審判期間病故，日本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則因神經性梅毒精神病而不予追究，直到一九五七年才告死亡，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擔任首相的近衞文麿親王，被捕時畏罪服毒自殺，所以最終受到法律制裁的日本戰犯非常有限。
拉金斯基指出，日本投降後，在麥克阿瑟的協助下，除少數罪大惡極者外，多數日本戰犯和財閥均獲得䆁放，逃避了戰爭責任，所以真正受到遠東軍事法庭審判的日本軍閥很少。美國首席檢察官季楠（Joseph B. Keenan 1888-1954）不僅協助財閥的䆁放，並解釋日本財閥與德國納粹財閥的性質不同，德國財閥完全掌控了德國軍工企業，但日本財閥、銀行家和大企業老闆，則是在日本政府武力脅迫下行事。在美方協助脫罪下，釋放了這些日本軍工企業負責人。拉金斯基特別強調，一九四八年遠東軍事法庭最高檢檢察長，在麥克阿瑟的指示下，䆁放了所有被羈押「危害世界和平的日本軍閥」，麥帥參謀本部雖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負責處理戰犯，但一九四九年45名被䆁放。一九五○年三月七日，麥克阿瑟再發佈第5號命令，所有戰犯均可提前䆁放。遠東軍事法庭是一九四六年至四八年，在東京前日本皇軍參謀本部大厦進行的，二戰期間日本軍閥就是在這幢大厦，擬定了太平洋戰爭的侵略計劃。遠東軍事法庭第一次開庭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最後判決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全體法官於六月十九日進行最後辯論及判決，十一月十二日判決結束。判決書共1214頁，總共進行了818場公開辯論，審理了4356項証據，並傳喚419名證人出庭作證，審判紀錄共計48412頁。
日軍的罪行
拉金斯基指出，這場戰爭對日本軍民亦造成極大損害，日軍戰死達250萬，民眾死亡達66萬8000人，被侵略國家以中國受害最大，死亡達1000萬人，東南亞國家中，印尼死亡達200萬人，菲律賓死亡11000人。當時日軍佔領香港、馬來亞、菲律賓、印尼及緬甸，日本並準備於佔領新加坡後揮師西進，與納粹德國採取一致行動，從東西進攻印度。拉氏並謂，二戰期間，日本軍人極其殘忍，在毫無必要情況下轟炸新加坡、馬尼拉、仰光、雅加達等城市，數以萬計的無辜平民罹難。日軍對被逮捕者的手段極其殘酷，曾對俘虜施以炮烙、活埋、斬首，並將菲律賓的美軍俘虜，在森林中刺殺，但多數美軍則死於「死亡行軍」。
日本更在佔領區大肆推行所謂「新秩序」，要求被佔領國加入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但是祇有日本國民才能享受真正利益，其作法與希特勒並無不同。現在日本學者根本否認日軍的犯罪行為，其實包括南京大屠殺等虐殺俘虜、平民的行為，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普遍存在，而且在審判資料中發現，這些大規模屠殺是根據上級指示有計劃的行為。日本帝國大本營並發佈特別指令，禁止從中國返日的軍人，展示其在中國的殘忍行為的照片。
談到日本發展細菌武器，並以無辜平民進行活體實驗問題時，拉金斯基無奈地表示，東京遠東軍事法庭自始便準備對使用細菌武器的日本軍閥進行審判，但首席法官季楠受到麥克阿瑟將軍指示，並未公布關東軍第731部隊的犯罪資料，麥帥的一名參謀冷冷地表示：「美國專家已作過仔細審查，並深入研究第731部隊資料，但並未發現任何犯罪証據。」現在我們可以知道，美方已取得第731部隊細菌戰資料，美國希望得到日軍研究成果，準備未來對蘇作戰之用，因而從未公佈。由於蘇堅決主張嚴懲這批戰犯，因此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至三十日，在遠東濱海邊區伯力法庭，對包括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在內的日本戰犯，因使用細菌武器、違反人道的罪行，進行軍事審判。[1]
罪惡的交易
在東京軍事法庭上，蘇聯曾一再要求調查並嚴懲第731部隊長石井四郎等細菌部隊負責幹部，但石井卻將所有細菌戰研究資料交給美方以求免責。盟軍總部甚至根據石井之說法，要求中國將關押在上海戰俘收容所，第731部隊的另一名部隊長北野政次軍醫中將，以專機送往東京，與石井共同接受美方的調查。[2]盟軍總部對二人僅作形式上的訊問後，便以「石井四郎以下人員去向不明，第731部隊並不值得構成戰犯。」答覆蘇方。美軍在調查期間特別提供一間宿舍，供石井等人整理這些由中國攜回的各種資訊。石井則要求美方以書面保證，不對其個人及部下進行戰犯追究，他願完全供出日本細菌作戰各項資料。
根據美國國家檔案局紀錄顯示，東京法庭檢查處雖收到中國政府，有關日軍進行化學和細菌戰之控訴資料，但並未送交法庭。其次美軍檢察官莫羅上校（Col. Thomas H. Morrow 1885-1954）曾向首席檢察官季楠提交一份「中日戰爭」的備忘錄，其中特別提到日軍曾使用細菌武器，但當莫羅檢察官要求審訊石井四郎時，卻遭參謀本部的聯二處長威洛貝少將所拒絕。在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四日《朝日新聞》題為〈麥克阿瑟保証：免究細菌部隊的戰爭責任〉之報導証實，為取得日本細菌作戰的各種資訊，麥帥同意接受「不作為戰犯追究」之條件，因此參謀本部聯二處才向莫羅表示「不准審問」石井等人。此外，一九四六年八月廿九日，當美國法官薩頓（David N. Sutton）突然朗讀中國南京法院檢察處，揭露日本另一支細菌部隊，「榮」字第1644部隊（多摩部隊）以中國平民作醫學實驗之報告時，引起庭上一陣驚愕，審判長韋伯立即打斷其朗讀，並要求提供更進一步証據。[5]充分反映美方有意淡化此問題的態度。
伯力的軍事審判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在蘇聯對日宣戰後未久，由曾參加兩次世界大戰的瓦西列夫斯基（М.А.Василевский）元帥，率領蘇聯紅軍分東、西、北三路進攻滿洲，齊齊哈爾、哈爾濱、新京（長春）等城市相繼失守。[6]十五日裕仁天皇宣布接受盟國無條件投降之要求。十六日深夜，新京關東軍司令部舉行一項會議，包括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參謀長秦彥三郎中將，軍醫部長梶塚隆二中將（第731部隊直屬長官），以及獸醫部長高橋隆篤中將（第100部隊直屬長官）等18名重要官員出席，會議最終決定「堅決遵奉大詔」停戰並向蘇軍投降。十九日偽滿皇帝溥儀一行也在奉天（瀋陽）轉機，企圖逃往日本之際，在機場遭蘇軍逮捕。[7]溥儀等偽滿政府重要官員，以及50萬關東軍，全被蘇聯送往西伯利亞進行勞改。
但在麥克阿瑟的刻意庇護下，東京軍事法庭卻以「查無實據」為由，拒絕審理有關日本細菌部隊之罪行。因此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至三十日，蘇聯遂於遠東濱海邊區伯力軍事法庭，就前日本陸軍12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武器」案，另行軍法審判。被告包括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關東軍醫務處長軍醫中將梶塚隆二，關東軍獸醫處長軍醫中將高橋隆篤，第731部隊部長軍醫少將川島清，第731部隊分部長軍醫少佐柄澤十三夫，第731部隊部長軍醫中佐西俊英，第731部隊支隊長軍醫少佐尾上正男，第五軍團軍醫處長軍醫少將佐藤俊二，第100部隊細菌部科學工作員中尉平櫻全作，第100部隊工作員上士三友一男，第731部隊第643支隊醫務實習員上等兵菊地則光及第731部隊第162支隊醫務實驗員久留島祐司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濱海邊區軍事法庭宣讀判決書，確認被告罪行，分別處以二至廿五年徒刑，以及勞動改造。[10]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雖未將日本細菌部隊的元凶繩之於法，但該部隊部份負責人卻難逃蘇聯伯力軍事法庭的制裁。[11]
結語
二戰期間日本對盟國進行細菌戰，並對戰俘及無辜平民進行殘酷的醫學實驗，日軍這種違反人道和國際條約的行為，戰後成為國際法庭調查的目標，但731部隊頭子石井四郎卻將細菌戰研究成果，作為戰爭免責的條件與美方達成妥協進行交換，所以東京法庭不僅拒絕對細菌戰問題進行討論，甚至要求「不得審訊」細菌部隊有關人員。難怪蘇聯法官拉金斯基強烈指責，麥克阿瑟操控遠東軍事法庭的運作，而首席檢察官季楠，更未將日本細菌戰罪行資料交給法庭。
一九四九年伯力軍事法庭雖未能將石井、北野等日本細菌部隊元凶繩之於法，但山田乙三、梶塚隆二、高橋隆篤等重要負責人卻難逃法律制裁。儘管蘇聯對關東軍細菌部隊部分負責人進行了法律審判，但美國卻全盤接收了日本對細菌戰的研究成果。一九五○年韓戰發現美國使用的細菌炸彈，與關東軍第731部隊的石井炸彈如出一轍，而美軍在越戰使用的「橙劑」，更像關東軍第100部隊研製的落葉劑。二○二二年二月俄軍在烏克蘭戰場上，俘獲美國生物實驗室大量資料，難怪俄羅斯強烈指責美國進行生化作戰。
注解
[1] Леонид Млечин, Кого и за что судили в Токио и Хабаровске ? Новое Время, №13 ,1986г. ст.18-20。
[2] 有關派專機送北野軍醫中將前往東京事。請參閱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訓令，誠字第96號，民國34年11月8日於南京。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司令部處理日本投降文件彙編（下卷）》（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南京，民國34年），頁129。
[3] （編註）〈處理日本投降文件彙編（二）〉，《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0701-00055-001。
[4] 許介鱗，「五 戰後美國掩蓋日本生化部隊的事實」，〈在中國的日本化學細菌戰部隊〉，《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1928-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民國73年12月，台北市），頁939-947。
[5] 粟屋憲太郎原著，里寅譯，《東京審判秘史》，（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1987年7月第1版），頁11-33。
[6] 1945年8月9日，蘇聯紅軍由瓦西列夫斯基元帥（А.М.Василевский）、米列茨科夫（К.А.Мерецков）、馬林諾夫斯基（Р. Я. Малиновский）率領，分別由外貝加爾、黑龍江、牡丹江三路，越界進攻偽滿州國。請參閱В борьбе за свободу,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Остро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Россия。
[7] 楳本捨三原著，高書全、袁韶瑩譯，《關東軍秘史》，（上海譯文出版社，上海，1992年1月第1版），頁277-287。
[8] 此圖出自楳本捨三原著，高書全、袁韶瑩譯《關東軍秘史》。
[9] 董彥平，《蘇俄據東北》（中華大典編印會，台北，民國54年12月再版），頁79、80、100。
[10] 蘇聯遠東濱海邊區伯力軍事法庭，對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等12名「前日本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進行軍事審判全部材料，於1950年由蘇聯莫斯科政治書籍出版社出版。詳見Материалы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по делу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 обвиняемых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и применении бак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рудия. 1950г.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1] 關於美軍掩蓋日軍細菌戰罪行，亦可閱讀John W. Powell，Japan’s germ warfare: The U.S. cover-up of a war crime，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2:4（1980），pp.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