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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期間傷兵的希望:林可勝和圖雲關

圖一 林可勝設宴歡迎由前線歸來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救護員(1933年5月28日)。 林可勝(前排右四)、林可勝子(前排右三),林可勝妻(前排右五)、女(左三)。
圖一 林可勝設宴歡迎由前線歸來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救護員(1933年5月28日)。 林可勝(前排右四)、林可勝子(前排右三),林可勝妻(前排右五)、女(左三)。
本文是系列的第1篇,本系列目前有2篇文章,完整系列目錄請按:林可勝與圖雲關
圖一 林可勝設宴歡迎由前線歸來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救護員(1933年5月28日)。[1] 林可勝(前排右四)、林可勝子(前排右三),林可勝妻(前排右五)、女(左三)。來自:《1911~1949 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
圖一 林可勝設宴歡迎由前線歸來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救護員(1933年5月28日)。[1] 林可勝(前排右四)、林可勝子(前排右三),林可勝妻(前排右五)、女(左三)。(來源:1911~1949 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

編按

「解放軍幫我包紮了頭部的傷口之後,說救護隊隨後會來載我,但是結果一直到半夜都沒有人來。黑暗裡我一個人被留在戰場,周圍只有屍體,我感到無比孤獨。」(劉志中,2024)[2]

戰爭中,受傷往往是當事人一生磨難的開始。但在對日抗戰期間,一位來自新加坡的醫生與學者[3]看到了戰爭中「移動醫療服務」的重要性。靠著200部卡車和救護車,他成立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大幅度解決了由戰場後送傷兵到醫院的問題。

1939年林可勝先生在貴陽圖雲關設立的基地,成為抗戰時期衛生人員訓練所和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總部,也維繫著無數傷兵的希望。

除了林可勝和他主持的圖雲關基地的故事,當時由海內外投身戰時醫療服務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經歷的又是什麼樣的挑戰,也是本系列的重點。(汪琪)


文/郭以涵撰寫、[4]編輯
圖/郭以涵翻拍自何邦立著作[5]

若說20世紀初的中國是一艘漫漫獨行的大船,那麼八年抗戰時期的中國,便是風暴中心搖搖欲墜、幾欲解體的危帆。當頭的國難,令無數青年學子、甚至海外華僑赴湯蹈火、義無反顧地投入這場戰爭;林可勝便是其中的一員。

曾經花費十餘年時間鑽研林可勝事蹟的何邦立先生[6]是這樣總結林可勝的成就的:「中國生理學之父、軍陣醫學與西醫教育現代化的奠基者」。林可勝由習醫開始、而以生理學研究結束的事業,竟在現代醫學教育開展出一片天地,不僅只因為對日抗戰的爆發、也因為他深切的國族情懷。

林可勝於1897年出生在一個新加坡的華僑家庭,父親是當地名醫兼意見領袖林文慶。林可勝8歲便被送往英國留學,最後畢業於父親的母校——愛丁堡大學醫學院。

圖二 林可勝先生
圖二 林可勝先生。

他在大學期間自願從軍。那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林可勝被英國派往法國的印度軍團服役,自此對戰地醫療的型態和流程瞭如指掌。然而軍中的生活並非一帆風順。身為軍醫部准尉,林可勝在教授新兵戰地救護的知識時,卻時常踢到鐵板。當時華人的地位低落,經常受到歧視,他認為一切皆起因於祖國的落後。如果中國發展科學, 康樂富強,必能扭轉現況。在這種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操下,他回到中國——華人的根——投身於醫學事業。

1925年,林可勝回國擔任北京協和醫學院教授。一年後,上海發生五卅慘案。消息傳回北京,被同事稱為「超級民族主義者」的林可勝,兩度帶領協和的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幫忙他們組織救護隊,為在示威遊行中的傷亡者提供服務。

1932年年初,日本掌控東北,在此扶植傀儡政權「滿洲國」,並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變。隔年(1933年) 1月1日,日軍進攻山海關,長城抗戰開始。

一通電報改變了林可勝的人生道路

早在滿洲國成立後,林可勝感受到華北緊張的氣氛,就在協和召集了中國職員和學生,組織一支抗日救護隊。他親自設計用具、服裝和運輸工具,並為全體參與人員進行培訓。這次培訓的成果並未及時在華北派上用場,並於一二八事變後,南下進行救護。長城抗戰開打後,林可勝再度組織協和的醫學生,成立「協和醫官救護隊」(Medical Officer Training Corps, MOTC),前往一線進行戰地救護。同年2月至5月,林可勝加入紅十字會華北救護委員會,帶領「協和醫官救護隊」參與喜峰口、古北口、長城一帶的戰地救護。

圖三 北平協和醫學校之救護隊員全體合影。[7]
圖三 北平協和醫學校之救護隊員全體合影。[7](來源:1911~1949 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當時正在新加坡休假的林可勝,接到行政院衛生署署長[8]劉瑞恆打來的電報。劉瑞恆希望借助林可勝戰地救護的經驗,儘速回國共商大局。

當時衛生署和軍醫署都在劉瑞恆的管轄下,他深知兩者旗下的醫護人員嚴重不足。因此將希望放在當時中國最大,且唯一提供戰地救護業務的慈善團體——中國紅十字會——上。然而,紅十字會過去所走的都市型[9]醫療路線,必須仰賴運輸隊將前方傷患送至後方紅十字會醫院。彼時上海戰況不利,作為首都的南京也危在旦夕。一旦南京淪陷,紅十字會在南京的大型醫院雖然有5000張床位,也難以效力。因此,他希望實踐「戰時三合一政策」,結合衛生署、軍醫署與紅十字會三方的資源與力量,以因應戰時的醫療需求。

林可勝收到電報後,經廣州去南京見劉瑞恆,12月3日銜命轉往漢口紅十字會分會洽談接收,未料卻遭到拒絕。直至三日後,衛生署副署長金寶善出面,與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杜月笙和常務監事錢新之達成協議,林可勝才被紅十字會任命為救護委員會總幹事,並兼任剛成立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總隊長。

林可勝運用衛生署支援的10萬元經費,以及俄國紅十字會10萬盧布的捐款,加上從北平、南京等四方撤退而來的醫療人員,採取「一室三部」的結構(醫療部、藥械部、運輸部和總隊部辦公室)成立了救護總隊。

「流動醫療」是什麼?

相較於過去紅十字會的都市型醫療體系,林可勝引入中國戰場的,是一種稱為「流動醫療」的系統。在何邦立看來,林可勝的理念簡單說就是「把救護隊員送到第一線、去檢傷分類後處理」;如此,一有戰傷,就可以先處理傷勢再後送;沒有這「先處理─再後送」的機制,「許多傷患都會因為細菌感染,死在後送途中」,所以這「(醫療處理)方式整個變了」。

為落實流動醫療理念,林可勝籌組了20支小型活動醫療隊,隸屬於醫療部。每支醫療隊擁有一、兩位醫生、六位護士、九位包紮員,[10]支援各地的戰地軍醫院。藥械部負責管理藥品敷料、製作標準急救包與分配,而運輸部的車隊則負責運送藥品與轉移傷員至後方醫院,也就是小型活動醫療隊駐紮的戰地軍醫院,在此為患者提供乾淨衛生醫療環境下的手術與敷藥等治療。此外,醫療部下還設有防疫隊和X光隊,前者負責公共衛生(滅蝨、滅菌、井水消毒與防疫宣導等),後者則協助野戰醫療服務。

圖四 紅十字會醫師用X光診察臂傷。
圖四 紅十字會醫師用X光診察臂傷。[11] (來源:1911~1949 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
圖五 軍方及民政醫療衛生保健網絡[12](郭以涵繪圖)
圖五 軍方及民政醫療衛生保健網絡[12]。(郭以涵繪)
1938年5月台兒莊會戰後,武漢漸趨不穩,救護總隊撤往長沙。有鑑於過去救護總隊在漢口的出色表現,衛生署要求林可勝在長沙組建「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13] 在短短八個月內,「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就培育了1,432名學員,為中國吃緊的醫療防線即時補充大量的人力資源。同時救護總隊也開始擴編,[14]分成共四個駐外大隊,紮營在湖南邵陽、江西弋陽、湖北均縣和西安四個點,為總計31所軍醫院提供協助。

1938年10月,日寇進逼長沙,11月13日凌晨,長沙大火,救護總隊和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接到命令,帶傷兵一同西遷。三天後,他們抵達位於長沙西南方300公里外的祁陽。由於傷兵普遍營養不良又深受蝨蚤之害,所以在祁陽安頓下來後,林可勝命人把汽油桶改裝成鍋爐燒水,設計了一個個簡便的滅蝨沐浴治疥站,並且推廣到各軍區,解決了這看似微小實則惱人的衛生問題。

1939年2月,戰火再度逼近,救護總隊部和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也再度奉命西遷桂林,最後落腳貴陽東南郊的圖雲關。

圖六 救護總隊與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遷徙圖(郭以涵繪)。
圖六 救護總隊與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遷徙圖。(郭以涵繪)

圖雲關基地的兩大任務

在林可勝的帶領下,圖雲關基地有兩個單位同時運作:紅十字會的救護總隊,和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後者自搬遷至圖雲關後,便從原本的衛生署管制下脫出,併入內政部和軍政部轄下,並擴大規模,改稱「戰時衛生人員聯合訓練所」,負責訓練沒有正式學歷的軍醫官、士官和小兵。依照內外科及衛生勤務、護病學及環境衛生學科、救護及衛生勤務常識等四個班次,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培訓,學員結業後回歸原部隊服務。

由於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訓練成果很好,1940年,林可勝又在陝西褒城、江西戈陽、四川黔江、湖北均縣和湖南東安五處,開辦五個分所,分派了五所的主任,他自己則擔任圖雲關總所的主任,負責擬定訓練所的教學方向和內容規劃,細部則交由各科專家撰寫,再由他親自審定,送往香港複印後,空運回圖雲關,發給各單位。除卻書面上的知識,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也未曾忽略實作課程。同在圖雲關的167醫院,全數被軍醫署分配給了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當作教學醫院。

直至抗戰結束,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都沒有開設分所,惟圖雲關的總所在名稱上不斷更變,業務範圍也不斷擴增,後來還設立了臨床檢驗班、X-射線技術員班和環境衛生工程技術班等。在抗戰結束時,基地總共訓練了一萬五千名軍醫和四萬名醫護人員,其中包括了四、五百名技術人員。1947年6月,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與陸軍軍醫學校整併,成為國防醫學院。

同在圖雲關、同由林可勝管轄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也迎來新的改變。總隊的醫療股從過去四個分隊(又稱「大隊」)擴增至九個,對標中國的九大戰區,以戰區番號為大隊番號。每個醫療大隊下轄五個中隊,中隊以下設兩個區隊和一個手術隊。[15]此外,每個大隊擁有一、兩輛汽車,必要時候出動汽車,運送醫療隊至前線部隊、移動式急救站或後方的野戰醫院,協助戰場救護或防疫工作。

過去的材料股則分成五個組,包括藥品組、器械組、敷料組、製造組和總務組。前三個組負責點收來自海外的醫療資源:清點入帳後開立收據,接著包裝成標準箱,送給各個戰區材料分庫,供各地醫療隊使用;多餘的依軍方或民間醫療單位的申請,酌量分發。

相對於仰賴外部供給的藥品組等,製作組靠自己:他們利用當地原料製造藥品,例如燒石膏無法在圖雲關這種西南方溼熱的天氣下久存,因此多由製造組酌量燒製。若部隊疥瘡傷患者過多,則製造硫磺膏等產品,供給前線清疥蟲。最後總務組下設倉庫、衛生材料出納(收發室)和總務三個部門,[16]例行公事就是派汽車去買糧食、蔬菜、副食品,以免斷糧。

以上的這些單位之外,在體制上,要執行林可勝「流動醫療」理念不可獲缺的一環,應該就是運輸股和下設的汽車大隊了。這個大隊由200輛汽車組成,分成九個運輸隊,他們南北奔波,負責運送傷兵、資源和人員。這些汽車部分是卡車、部分是救護車。林可勝在法國的時候就體會到,一名醫生手術可能做得十分出色,但是病人卻死了,「問題就在於缺乏機動性」,「因此應該有相應的運輸系統把傷員送回來。」為了建構運輸系統,林可勝在重慶、昆明、貴陽、衡陽、褒城、瀘州和金城江七地設立了運輸中繼站,這才讓系統趨於完整。

圖七 紅十字會救護隊在前線實施急救手術。
圖七 紅十字會救護隊在前線實施急救手術。[17] (來源:1911~1949 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
而圖雲關的總隊部辦公室和總務股,則負責維繫圖雲關基地永續地營作:前者負責對外聯絡窗口和檔案保管,後者負責總務、財務、會計等。

作為總隊長,林可勝負責募款開源、視察、審理業務成果或業務拓展的工作。當他前往外地視察業務時,林可勝通常不會跟著醫療隊走;他有自己的車輛,車上放著附有防蚊罩的行李袋,需要過夜時隨地攤開、隨地就寢。飲食則吃自帶的乾糧和水。他從不會麻煩他人,或追求排場、鋪張浪費。有一回他在巡視時看到醫療大隊的大隊長坐滑竿(竹製的一種轎子)行軍,林可勝立刻令他下地步行。

圖雲關雖隱於山坳間,但也並非完全地安全。有時日軍會派飛機前來突襲,以致於林可勝必須主持疏散計劃。此外,圖雲關作為醫療基地,還要迎接川流不息的難民,例如1942年的河南飢荒和1944年的豫湘桂會戰(又名「一號作戰計畫」)都引發了大規模的難民潮,隨之而來的則是傳染病,例如鼠疫、霍亂、傷寒、斑疹傷寒、痢疾、天花、瘧疾、白喉、回歸熱、腦膜炎等等。

為解決傳染病問題,林可勝推動戰時防疫工作,一方面他派遣醫療小隊到戰區,協助軍中衛生機構滅蝨、治疥、抗瘧,改進環境衛生與飲食營養,並從1942年起,陸續在西南八省[18]增開了治療所(人員由當地的醫療大隊提供)。另一方面他和國外藥廠聯絡,請他們供應各式疫苗材料,由中國自製後,不分軍民地大量預防性注射。但即使如此,有時難免仍有力有未逮的情況。


注解

[1] 原刊於《古北口回憶》1933 年11月 ,87頁。

[2] 95歲高齡的劉志中將軍於2024年2月15日在台中自宅接受本平台編輯訪談時,提到他在1948年底參加徐蚌會戰受傷後的慘痛經歷。

每一位傷兵的遭遇都不相同,然而沒有救護隊及時救援,他們的下場卻是大同小異──不論時間、地點。

[3] 林可勝1948年4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生物組第一屆院士,1942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外籍院士,隨後因為入籍美國,於1955年調整為院士;1964年又當選為美國臨床藥理暨化療學會院士。

[4] 本文係根據何邦立先生的訪談紀錄,並參考他所主編的《林可勝:民國醫學史上第一人:愛國華僑林可勝院士百二十誕辰紀念專輯》一書所寫。

[5] 本文圖片由郭以涵翻拍自:(1) 何邦立,〈林可勝與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兼記紅會風潮與左傾釋疑(上)〉,《傳記文學》,第110:1;(2)何邦立,〈林可勝與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兼記紅會風潮與左傾釋疑(下)〉,《傳記文學》,第110:2;(3)何邦立主編,《林可勝 : 民國醫學史上第一人 : 愛國華僑林可勝院士百二十誕辰紀念專輯》,臺北市 : 梁序穆暨許織雲教授基金會,2017。

[6] 何邦立先生畢業於國防醫學院醫科,早年赴美專攻航空醫學,並具飛行駕駛執照。現將其專業運用於歷史研究中,研究的領域包括抗日空戰史、醫學史等。他研究林可勝先生十餘載,著有《林可勝:民國醫學史上第一人:愛國華僑林可勝院士百二十誕辰紀念專輯》、《林可勝追思論文錄(1897-1969) : 林可勝先生逝世50周年紀念專輯》等書。

[7]原刊於《古北口回憶》1933 年11月 ,87頁。

[8] 劉瑞恆同時兼任軍醫署教育長(署長為蔣中正掛名),他也是協和醫學院前院長。

[9] 即便有人捐錢興建大型醫院、購置救護車給紅十字會,到戰時一旦淪陷,一樣都不管用。

[10] 不同時期人數不同,一隊有多至50人到後期20至10人的規模都有。

[11] 原刊於《中華(上海)》1940年,第92期,24頁。

[12] 救護總隊的小隊駐紮於急救站、新生營、野戰醫院。這三者以及更上一層級的兵站醫院皆為動態移動性的,惟後方醫院和中心總醫院是固定的。後方醫院相當於現在中國的市級醫院,中心總醫院相當於省級醫院,每個戰區只有一所。救護總隊最初是服務於軍事系統底下,一切遷移進退皆依軍事情況而定,而當時民間醫院則多隸屬於教會系統。資料來源:何邦立先生2023年11月23日訪談,以及張朋園訪問、羅久蓉紀錄,《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台北市: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民國82年。

[13] 「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不僅為衛生署提供醫療衛生人員之訓練,同時也為軍醫署和救護總隊所需的基層人員培訓,相當於戰時地方醫學院。訓練所下轄軍事、醫療、外科、護理、預防醫學、衛生和行政七個部門。並將學員分為急救、 護理、治療與防疫四類人員,進行為期四週的培訓。

[14] 救護總隊從過去的一室三部,擴編成一室四股。其中的運輸部改「部」為「股」,醫療部改成醫務股,藥械部改成材料股,而另增總務股,為總隊部辦公室分憂解勞。醫務股旗下的醫療隊也從20支增為77支,包括救護隊23支、醫護隊23支、醫療隊24支、醫防隊6支和1支X光隊。77支隊伍按軍隊編制,往上組成了中隊、大隊。

[15] 人事的安排,大隊長通常由指導員充任,中隊長由視導充任,小隊長則由年輕醫生充任。凡是有「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分所的戰區,大隊長由分所主任兼任,以便統一領導。

[16] 總務組下設倉庫、衛生材料出納(收發室)和總務三個部門。倉庫負責保管衛生材料、總務負責整個救護總隊部的雜物和人員生活。

[17] 原刊於《古北口回憶》1933 年11月 ,87頁。

[18] 這些城鎮包括貴陽圖雲關、大西門、桂林、贛州、曲江、成都、昆明、柳州、衡陽、恩施、福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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