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孟慶玲女士編輯之家族刊物《我們的報》。
編按
楊嫌民國18年生於鳳山，卒於民國103年。《大戰歲月》一文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由楊嫌親撰，敘述她的童年記憶；第二部分由其女孟慶玲口述完成，描述日本發動戰爭後，台灣物資缺乏的清苦日子。（滕淑芬）
前言
文／孟慶玲
圖／孟慶玲提供
我的媽媽是鳳山人，上有一個哥哥，兩個姊姊，排行三女，取名「嫌」就是嫌女兒太多啦！這一嫌果然接著來了兩個弟弟，最下面又是三個妹妹。外婆共生了九名子女，外公是贅婿，開過火車，當過挑貨郎⋯⋯生活很困苦。
我爸屢次說要幫我媽改名，但我媽不肯，她覺得她的名字很好，沒有必要改。
一、童年記憶
文／楊嫌撰寫（民國18年至民國103年）
從我有記憶起，外婆就經常帶我到（我們）家圍牆外大榕樹下，坐在地上玩砂土。我開始注意到附近的小孩子背著書包去上學校，也發覺住在官舍的日本小孩子穿得很漂亮。
我出生在民國18年（昭和4年）的鳳山，六歲那年四妹出生，她已經排行老七了。阿母體弱多病，有一天阿爸陪阿母去看病，經過公園，有個相命的告訴阿母說：「你有個嬰兒與你相剋，母女不能同住在一起。」阿母想起昆舅沒有小孩，早就想要領養我們姊妹，阿母說把四妹送到他們家，若她哭鬧的話，他們會把她送回來，那也就算過了剋數。
四妹四個月大的時候是我背著她到沙姨婆家的。記得走得蠻遠的，牛車小路往高雄那邊走，我還陪她在沙姨婆家住一夜。沙姨婆是外婆的表妹，昆舅是沙姨婆的獨生子，他們家是種菜的。沙姨婆很喜歡我們，如果她知道我們要去（她家）玩，就會準備好熱紅龜糕等我們。
四妹到昆舅家一星期後，昆妗抱她去驗血（日據時代每個月要檢驗瘧疾一次），回到我們家，阿母一面叫她名字一面想抱她，結果她把臉轉了過去，不理阿母，害得阿母掉下眼淚，進屋子裡哭了。
以後，阿母當別人的奶媽，帶了一個三、四個月大的女嬰叫茉莉，長得很可愛，天天由我背她，吃阿母的奶，一個月五元日幣為代價。
當時我們家一天的生活費要一元，大姐和大哥已經上小學了，生活相當苦。大姐和大哥差一歲，大姐要負責教大哥功課。記得他們小學快要畢業的時侯，阿母帶他們到廟裡拜拜，希望能找到好工作。
大姐畢業後幾天，校長岸本先生叫人來找大姊，介紹大姊到郵便局工作。當時郵局和電話局在一起，於是大姐當了話務生。再過一年，大哥也畢業了，他不想當公務員，由渡邊老師介紹到日本人開的照相館當學徒。
當時如果有人問：「為什麼不讓阿尉和阿嫌去上學？」外婆就會說：「女孩家嫁出去就別人的啦！」所以一直等到二姐十二歲，我十歲時，外婆又聽說不讀書找不到事情做，才叫我和二姐去讀書。二姐說老師會打人，她不去。而我很高興地說：「我不怕，我要讀書 。」
進小學要考簡單日語
那時進小學是要考試的，記得老師從桌子上拿起帽子、衛生紙、手帕，要我講出日語名稱，就這樣我通過了考試。二姐本來已請校長讓她由二年級上起，她自己不讀，也沒辦法勉強她。過了五、六年後，她才上夜校完成小學教育。
我剛上小學時，每天早上都由外婆給我梳辮子，那時梳子都用黑牛角做的，很大很厚。如果頭亂動，外婆就用梳子一敲，哇好疼啊。但開學沒多久，老師就叫所有同學把頭髮剪成方方的阿妹妹頭了。
照理說，不梳辮子應該就沒挨打頭之苦，不過卻換來剪頭髮之慘痛經驗。本來妹妹頭只要把後面露出來的部分剃掉就好，但阿母卻把頭髮往上撥，四周剃得高高的，然後再梳下來剪，頭髮薄薄的，又土又難看。最慘的是剃刀不利，雖然塗上肥皂，剃完頭一圈都熱燙燙的，尤其不小心剃破皮時，那更是痛得眼淚直流，但阿母說毛腳多剃剃，將來長大頭髮梳高，毛腳才會茂密粗黑才漂亮。
靜音她家租我們的房子，住在隔壁。因為她上過幼稚園，所以不用考試即可進小學。她八歲我十歲，我們同班，上下學走在一起，回家兩個人在院子裡做功課。我寫的字太小，老師不給打分數，要我重寫。第一學期成績單發下來，靜音第六名，我二十五名，被阿母在腿上狠狠捏了下去。
二年級換了位日本女老師村山先生，是一位很漂亮的小姐。她的教法很好，我的讀法好，都是受到她的傳授。但她有點情緒化，一不高興就用鞭子敲我們的頭，如果有人頭縮一下，就打得更重。不過我總覺得我比別人輕一點。
村山先生給每個同學起個日本名字，我叫陽子，靜音叫靜子。村山先生老是拿我做榜樣，有一次全班同學在太陽下罰跪，我是第一個被叫起來的。
二、大戰歲月
文／孟慶玲撰寫，滕淑芬編輯
圖／孟慶玲提供
我上小學的那段日子，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大肆向外侵略的時候，做為殖民地的人民，我有著難以忘懷的回憶。
大約是昭和13年[1]吧，我讀小學三年級，日本發動七七事變。記得「海南島登陸」的消息傳來，我們小學生都高興得在老師的帶領下搖著小旗子上街遊行，一面大呼口號：「萬歲！萬歲！」一面高聲歌唱：「想吃島上的香蕉喲！戰士吐露著心聲。」到處是優美的歌聲，人人眉開眼笑。我們還寫慰問信給前方戰士，請他們趕快救出支那的小孩們。
可憐！當時並不明白自己就是支那人，雖然課本裡有一課是「孫文」，但老師跳過沒有教，我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歷史。外婆很不高興我們這樣心甘情願當日本人，常常自稱：「我們清朝」。頑皮的外孫們那裡知道什麽清朝呢？我們只知道學校老師不高興就罵我們是「 清國奴 」。唉！當時年紀小，怎曉得亡國痛？
後來時局愈來愈不好，「登陸」的消息愈來愈少，反而到處在開挖防空洞，學校也開始教導防空知識，人人都要學會一聽到警報就找掩體，用手把眼睛耳朵壓住。
學校裡有「奉仕作業」（日語，意即為社會服務），就是每兩星期由老師帶隊，大家打著赤腳到陸軍第七部隊割草。營區很廣，草長得很快，好像每天都有小朋友輪流來服勤。軍方就用大籮筐裝煮熟的番薯犒賞我們。
後來為了飛機的用油，我們種起了篦麻。學校的責任區在往五甲的路邊，每人分了一小塊地，由播種到收成都一手包辦。每天放學後，人人提著水桶去澆水。而家裡的責任區在往高雄的路邊，所以我們去五甲澆完水，回家放下書包，又和鄰居結伴往高雄方向去。從前空地多，到處有水渠和水窪，取水並不難，但碰上枯水時，也要走很遠去取水。
買肉要用糧票
物資愈來愈缺乏了，市面上很難買到東西，所有的物資都往部隊送，老百姓成了赤貧。有一次學校配給的力士鞋，我沒抽中，教過小弟的鳥丸老師特地留一雙給我。這恩情教我永難忘懷，他是我見過最有教育愛的日本老師。
肉食要用糧票限量購買，幾乎吃不到，常常為了一小塊肉，或一小塊豆腐，排隊排得被壓倒在地，但有錢人由黑市交易還是買得到。像岡山阿姨是有錢人，就從沒缺過糧，只要和農漁民聯絡好，照樣可以買到大尾大尾的虱目魚。
有一次阿母去岡山取魚，正在他們廳裡翻看時，一個台灣警察走進來大聲斥罵：「那裡來這種東西？」一面用簿本夾敲打阿母的頭，態度驕蠻惡劣。我們驚駭萬分，只求不要惹禍，誰也不敢講話。
這是台灣警察狐假虎威，至於日本警察那就更威風八面了。小弟說他看過一個鄉下人扛著草袋去賣黑市，被日本警察攔下檢查，發現是豬肉，喝斥東西從哪裡來，鄉下人嚇得不敢答，日本警察拔出木劍當頭劈下，鄉下人立刻頭破血流，形狀可怖。
有些日本老師對待台灣孩子也粗魯至極，竟然在操場上以柔道摔小學生，孩子被摔得手腳骨折，家長來學校領回時，一句怨言也不敢說，還要鞠躬向老師道歉。
班上有個女生的爸爸是學校裡的老師，她們已全家改姓「本田」，不知為什麼，大家看到她垂著頭扭扭捏捏的樣子，就很討厭她。常常有人被故意推去撞她，還拼命拍彈衣袖說：「細菌還給妳。 」她爸爸氣沖沖到我們班上打人，偏偏又打錯，還把那小孩子打得流鼻血，大家就更討厭她了。
級任老師不得不處理這事，叫她說出和她作對的人，被她點到的人就要出來跪在講台上，結果講台跪得滿滿的，我也是其中之一。 老師很傷腦筋，但仍努力充當和事佬，拉著我們一一和她握手，希望和好如初，相親相愛。可是老師一走開，小朋友又拚命甩手，要把「細菌」還給她。
保甲收家用鐵器做飛機
戰況不好，保甲挨家挨戶來收取鐵器，聽說要熔了做飛機。家裡窗上的鐵框也交走了，首飾金銀也要充公，大家不敢不交，就交一部份，藏一部份。我看到阿母把戒指、手環、項鍊、龍銀等用布包好，裝在陶缸裡再埋在地下。街上又傳出官方有一種鍍針，能夠測地下偷藏的東西，謠言紛紛、人心惶惶。
後來連布也配給，市面上買不到布。大姊以前買過一些布料，怕被搜走也包了埋在地下。人人都穿破衣，沒有一件衣服是不打補丁的，甚至有人用紙來補衣服。到了冬天沒毛衣可穿，只好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身，那些薄薄的夏衣長長短短，一件套一件，大家都一副怪樣子。記得有一次我們在數誰穿的多，「五件！」「七件！」「八件！」竟然有小朋友穿了十一件！
沒米，老師鼓勵我們吃代食蕃薯，但吃番薯最會放屁，尤其是番薯和蔥一起吃，放的屁尤其臭。整天教室裡都臭烘烘的，學校又提倡吃「日の丸便當 」，就是俗稱的「紅太陽便當」，那是一盒子飯當中擺一顆紅酸梅，色彩就像日本國旗，完全沒有配菜，有小朋友偷藏肉在飯下面，被老師看到會挨罵。
沒布裁衣禦寒，校方就積極鍛鍊我們的身體，每天早上由電台播放音樂，大家做操健身。還規定每天清晨只准穿一件衣服，自動到日本神社祈福，希望打勝仗，國運昌隆。老師會躲在路邊突擊檢查，看你有沒有偷偷多穿衣服。我身體好便儘量做到，也幸好南台灣的冬天，咬咬牙就撐過去了。
日本神社和台灣廟宇有很大的差別，台灣廟宇是雕樑畫棟，五顏六色，極為繁華縟麗；日本神社則比較肅穆，通常神道兩旁是一座座石燈。神道由較大一點的石頭鋪成，越進去石頭越小，有大小兩座牌坊，都保持水泥原色，沒有油彩。中間一座方池，上有亭，有勺可洗手。最裡面就是神社主體建築，是淺淺扁扁的神龕，木頭構成，也是保持木頭原色，沒有彩繪，裡面沒有菩薩，只寫了一些日本字。
當時年紀小，到了那裡，畢恭畢敬跟著大家垂首低眼，拍掌鞠躬便退出來了。神位上面寫什麼字，一點也不知道。神龕旁邊設有大鐘，垂著粗繩，若有捐獻，和尚便敲鐘答謝。也有籤筒，抽好的籤條便綁在樹上。
日本和尚和台灣和尚也大不相同，他們都穿寬大的白色唐裝，束著寬寬的白腰帶，戴著奇怪的帽子，手拿白紙做的拂塵。人們來祈福時，和尚就用拂塵在人面前晃動，還唸唸有詞。這些和尚都帶著妻兒住在神社裡，可能也不忌葷腥，我們心裡總覺得日本和尚六根不淨，很可笑。若不是虛應公事，台灣人只信自己的中國神，根本不上日本神社的。
日本人有一陣子禁止台灣宗教，把佛像拆下來和馬桶一起焚燒。後來聽說燒的人都遭到慘禍天譴，便也不太禁止了。記得大哥大姊畢業時，阿母都曾帶他們到廟裡祈求有個好職業。
日本人雖不禁台灣宗教了，但卻強迫每家每户供奉日本神位。神位由政府發下，家家都要供在神桌上，前面兩隻白瓷瓶，用清水養著榕枝，每天清晨要拍掌鞠躬。
戰亂時期，疫病叢生
轟炸時期，街上傳言：美軍來丟炸彈。見台灣女人好大本事，小腳尖尖，撩著長裙接炸彈。人人都說是觀音娘、媽祖婆顯靈，真的！光鳳山一地的寺廟就何其多，竟然沒有一間毀於戰火，百姓的膜拜就更虔誠了。由此可見，日本人即使費盡心機也無法拔除台灣的本土宗教啊!
流行病是跟著戰爭來的，聽說是使用了生物戰劑。霍亂、傷寒到處流行，市上的蔬菜都浸泡漂白水，水果被禁止，尤其是番石榴最吃不得。一發現有染病的人家，立刻就用草繩圍起來，以示警告隔離。
另外虱子很多，人人都有，只要覺得耳邊癢，立刻洗頭，盆子裡一定有虱子漂浮。記得班上一個女生沒有媽媽，長了滿頭虱子在髮間亂攻亂鑽，進進出出。她爸爸一狠心，把她頭髮剃光光，她就常常戴一頂帽子來上學。
還有被稱做「 南京蟲」的臭蟲也很多，公共場所的椅子，家裡的床板都有。天氣好時，阿爸常搬床板出來敲打，臭蟲會一隻隻掉出來，用手指一按，鮮血淋漓、臭氣薰天。街上也常見人家曬草蓆，有的用開水燙，都是被臭蟲咬得受不了。有時衣服上會被臭蟲下了一粒粒的小白蛋。
最可怕的是瘧疾，班上有人得了，發冷發熱要回家，我總不以為然，心想一定是偷懶想逃學。後來他病了很久，我很怕他死掉，會來報我以前和他吵架的仇，擔心了很久，卻從不了解生病的苦。
後來二姊、小弟、表妹都得了，我在畢業後終於也病了，病得很重，一日發作三次。一冷起來，腸子都縮緊了，手腳痙攣，蓋上六、七條被子，再坐上小弟，還是止不住發抖。而一發熱起來就暈了過去。記得有一回醒過來，見外婆、阿爸、 阿母、姊妹、弟弟都圍著我，有搗藥杵還沾著青草汁擺在旁邊。我猜想我一定是又一次從生死邊緣被搶救回來了吧？
當時沒西藥，吃了像座小山的中藥也不見起色，大姊向軍人要的金雞納丸也沒效，阿母還試過抓蒼蠅虎綁在我脈上的奇怪偏方。記得最後吃的是紅色百花婆婆針的根，加酒燉青皮鴨蛋，終於試對了。
瘧疾病了一年，好不容易好了，卻又罹上鼻衄，週期性的鼻子大出血，捏住鼻子，血塊就大塊大塊從嘴裡嘔出來。又接著患上眼痛，真是諸病纏身。後來阿母挖首飾出來，買大螃蟹給我調養身體，才漸漸恢復潤澤，原來都是營養不良惹的禍呀！
又有一次，晚餐過後正準備往防空洞去躲警報，一個日本警察住在前面宿舍裡的，從巷子進來，無聲無息地從篦麻叢後出現，我嚇了一大跳，昏昏沉沉，發燒不退 。阿母拿碗盛清水，洗那人衣角，給我喝三口，又前拍三下後拍三下，幫我收驚。日本人雖不信這個，但那人見我病成這樣，也答應阿母乖乖坐著任我們作法，想來那人的心也不壞。
除了生病，那段日子最可怕的是轟炸。起初大家不知轟炸的可怕，夜裡有盟軍的飛機來偵察，探照燈的光柱在天上來回搜巡，有一次見兩條光柱夾住一架盟機，日機立刻升空迎戰。百姓們都上了屋頂拍手歡呼：「照到了，打下來！」真是不知死活呀！
等到美軍來轟炸，大家嚇得半死，才知道以前開挖防空洞的用處。時間久了，我們不用抬頭也能聽聲音辨飛機，美軍的飛機俗稱黑寡婦，有雙肚，聲音很沉，飛得很高，要丟炸彈時就突然急降，再疾飛而去。日機漆銀色，本來就飛得低，聲音卻較輕。
每次炸彈一下來「碰！」一聲，天崩地裂，接著就是人語喧嘩，說何處人肉噴到電線上，何處血流如何淒慘，我都避開去不敢看。
為了躲轟炸，家人都疏散到旗山，那裡是成片的茂密香蕉林，向老百姓租房子住。只有阿爸、大姊和我因為有公務，還留在家裡。那時我已畢業，鳥丸老師推薦我去郡役所當接線生。
有一天上班時間，郡役所的防衛隊大敲警鐘，鐘聲未歇，黑寡婦的影子已在頭頂。我來不及跑防空洞，轉身鑽進桌下，就聽到「碰！」炸彈已開花，窗子玻璃破碎。飛機過去後，我趕快奔入防空洞。不久飛機又回頭丟燒夷彈，這種彈咻咻作響，爆炸後向四方延燒。這次轟炸，日本小學、郡役所、街役所都燒了。而廟宇、台灣小學、軍營、高屏大橋卻都完好，等著後來接收，可見事前偵察之嚴密。
轟炸後，我從防空洞出來，看到火燄衝天，到處都是捲起來的綿線，火順著綿線到處延燒。本來我都走後面巷子回家，但那天房子在燒，巷子太窄我不敢走，哭著繞到前面，穿一雙木屐，腳抖得停不住。一個小溝跨了好幾次跨不過去，最後還是一腳踏進溝裡，又掙不出來 ，幸好有同事把我拉出來，但一隻木屐掉在溝裡，也沒精神撿，就一腳高一腳低哭著走回家。
當天二姊和小弟剛好由旗山回來，他們得了瘧疾，回家取東西。 我哭得全身乏力，只收了幾件自己掛在牆上的衣服，就想疏散到旗山，我看到小弟扛著一床棉被在前面跑，他才二年級就知道顧全大家的睡覺問題，突然感到很慚愧，但我實在已力不從心了。
那天從家裡出來，要走公園那條路，但是電線桿倒了一地，小弟扛著棉被邊跑邊跳。我們怕危險把他叫回來，改走巷子，怕飛機回頭掃射，又全部躲入大水溝裡。溝上的房子正在燃燒，消防隊在沖水救火，水流進溝裡是滾燙燙的，我的腳抖得幾乎沾不著地，一個阿婆一直唸著「觀世音菩薩 」。
後來飛機沒來，旗山也去不了，我們只好回家，怕房子燒起來，把東西都搬到屋外。幸好大火燒到屋子後壁就止了，否則晚上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
那天晚上吃的是大鍋的菜豆粥，那粥早就煮好的，為了躲警報端到榕樹下，後來又端回家吃。小弟說他至今每吃菜豆粥，就想起那天大轟炸，心情很不好，很不願回想。
郡役所燒了，我們搬到講會堂上班，沒電話可接，我換到財務系辦理薪水事務。那時仍怕飛機來轟炸，都是早上去取公文，然後就各自到郊外去處理，下午再拿回來交。後來我得了瘧疾，就把工作辭了。等病好，已是台灣光復以後的事了。
大戰末期，日軍節節失利，開始徵調台灣青年從軍。當時有俗稱的敢死隊自殺飛機，就是用一人駕駛的軍機去俯衝美軍的航空母艦，目的在引起航空母艦爆炸，玉石俱焚。壯烈犧牲的青年不知有多少，常常我們走過空軍俱樂部，看到裡面一些面頰紅潤的俊美青年，想到年輕的生命就要凋萎，心裡就非常難過。戰時人命微如螻蟻，面對美好，即使有多大不甘，多大不捨，卻也沒有能力去保有。
大戰歲月的斑斑血淚，至今仍刻骨銘心，難以忘懷。
注解
[1]此處應為昭和12年；因為昭和13年是西曆1938年，而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在1937年，民國2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