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元慶
圖／鄭元慶
距今80年前，1942年的11月14日，一個寒冷潮濕的秋天，523位盟軍戰俘，在日軍的押解下，從瑞芳步行約六、七英哩至「金瓜石戰俘營」。我們試著依據愛德華茲（Jack Edwards）少校在「萬歲，你混蛋」（Banzai, You Bastards!）書中，以及克勞士（James Cross）少校在戰後審判日本戰犯證詞裡的描述，[1]從瑞芳火車站走了一趟昔日戰俘們的艱辛路程。
漂洋過海抵台灣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同時攻擊菲律賓、關島、中南半島和中途島；次日美、英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時日本的「南進政策」已籌劃多時，且逐步執行，面對英、法、荷等國在殖民地薄弱的防衛，如秋風掃落葉般的一路挺進，先佔領香港，接著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的英、荷、美軍，在半年內先後向日軍豎白旗。
盟軍被俘者眾，起先被日軍就地安置，後來日本國內及台灣人力缺乏，乃用戰俘補充男性勞動力，以生產戰爭物資，或興建軍事為目的之工程，如許多人耳熟能詳的桂河大橋[2]。
日軍為運送俘虜而徵用民間貨船，為了容納最多的人數，常以不人道的方式，將戰俘安置在狹小的空間，包括空氣不流通的船艙、煤庫。戰俘無法獲得醫療衛生設備，每天僅獲少量口糧和飲用水，生存條件惡劣，死亡率極高；加上日軍不肯在船身標示紅十字記號，以致很容易成為盟軍攻擊的目標，因此日軍的運俘船，也被稱為「地獄船」。
有千餘名戰俘（主要是1942年2月15日，在新加坡向日軍投降的英軍），在樟宜戰俘營待了半年多之後，攜帶所有家當，以及些許「紅十字會救濟物資」，於10月20日在新加坡登上了一艘日本的蒸氣貨輪「英格蘭丸」（England Maru）。泊港三天，再經過將近三周的航程，於11月12日抵達高雄，11月14日上午轉達基隆港。依據資料，這應該是第三批來台的戰俘，前兩批在八月份，分別由「長良丸」（Nagara Maru）和「大太郎丸」（Otaro Maru）載運。
克勞士描述，他們在基隆下船後，被要求站立了兩個小時。日軍穿著口罩和白大衣，手持消毒噴霧劑。戰俘們背著行囊，六人一排離開碼頭。此時愛德華茲注意到他們周圍的人群：「在這裡，似乎所有的人都被趕出來觀看英軍俘虜……。」日本軍官叫戰俘們排隊，一一檢查、清點、再清點，「數了很多次」。經過三個星期在「地獄船」上的航行，許多戰俘幾乎無法行走，但是他們一坐下來，守衛立刻衝過來，一腳將他們踢起來；而這情景卻好像「讓人群看起來很高興」。
523名（34名軍官，489名其他階級，其餘戰俘被送到隘寮戰俘營）戰俘被帶上火車，車廂的木製百葉窗都緊閉著。戰俘們坐倒在木椅上，因為遠離那些嘲笑的人群而鬆了一口氣。
丟丟銅仔到瑞芳
但是僅僅一個小時後，他們就在抵達瑞芳車站時，再次遇到圍觀的人們；「站外聚集了上千位當地居民和興奮、大喊大叫的小學生」，愛德華茲這樣寫道。那時瑞芳民眾應該很少看過外國人，因此而好奇聚集圍觀也未可知。
日據時期，想從基隆搭火車到瑞芳，需在八堵轉搭宜蘭線。依照軍部的命令，這應該是輛「戰俘列車」而無須轉乘。途中可以看到基隆河的景致，可是車廂被封閉，戰俘們應該也無心賞景；但火車經過隧道，他們還是會聞到煤煙味的。
日本台灣軍部命令中提及，要金瓜石戰俘營指揮官「在瑞芳準備好食物」，而且「可以允許休息」。於是戰俘走出月台排隊、報數之後，就坐在自己的行李背包上休息，每人並分配到一小塊麵包充飢。由於沿路滴水粒米未進，小塊麵包很快的被大家吞下肚。
現今的瑞芳火車站有前、後站之分。1917年，為了便於運送物資及掌控資源，日人開始興建宜蘭線鐵路，1919年在龍潭堵設立了「瑞芳驛」，即是現在瑞芳車站後站。戰俘們稍事休息後，被命令向山區「行軍」；據愛德華茲的記載，這段路程有六到七英哩之遙。
淒風苦雨中相互扶持
瑞芳後站出口左側，有座昔日瑞芳神社的石燈籠，見證過去的歷史。從這裡到金瓜石，五百多名戰俘不可能走山徑或小路，必走較寬的馬路。應是沿瑞芳老街，右轉逢甲路向東接上102縣道。這段路在清治時期屬淡蘭古道北段，1937年，日本開闢從瑞芳到金瓜石的汽車路，就是102號縣道的前身。
逢甲路再往前走一點，過平交道後左經龍潭隧道，右邊就是基隆河，當年的景致雖與現在不同，但基隆河仍潺潺的流著，當年它可曾見到路過的戰俘？
根據克勞士的回憶[3]，離開瑞芳之後，他們開始走上坡路：「大約前進10-15分鐘之後，就理解到，我們正經由崎嶇難行的道路，前往一座山。」此時他們經過的，應該是柑坪社區，而克勞士所說的「山」，就是正前方海拔588公尺的基隆山，從那裡開始一路到金瓜石，沿路戰俘們都可以看到它聳立在他們的左上方。
由於金瓜石位在東北季風的影響範圍內，加上臨海的位置和坡地地形，氣候上終年有雨；戰俘抵達金瓜石的那天也不例外，是個雨天。也因為下雨，剛從熱帶地區來的戰俘們感覺溫度更低。
到最高點隔頂的4公里坡道，是全程最耗費體力、最辛苦的路段，加上天雨路滑，不少戰俘跌倒，[4]或者因為身體病弱無法前進而需人攙扶：「可憐的葛瑞菲（Griffey），他的喉嚨發炎腫脹，看起來十分虛弱」，必須由同伴攙扶或者架著往前走，行軍背包則由夥伴們輪流揹。由於許多戰俘面臨嚴重的狀況，「不少戰俘拋棄自己隨身物品，幫助受傷的同伴前進」，患難中見真情。
拳打腳踢
面對戰俘們的困境，日軍卻沒有太多的寬貸；每當戰俘跌倒，日本警衛就上前「推擠，重拳，或腳踢，甚至以槍托敲擊跌倒」，克勞士寫道。
大約前進1.5小時之後，戰俘獲准休息10分鐘。此時葛瑞菲已經無法言語了，「在第一個休息點，他在我和薩維廉之間倒了下來，精疲力盡的我倆，也跟著倒在路上」，愛德華茲寫道。這個休息點，可能是現在的第9號停車場，這裡有較寬廣的空間，可供五百多人休息。距離瑞芳火車站約3.5公里。
這期間，金瓜石戰俘營指揮官蘆田積（Ashida Tsumoru）在翻譯的陪同下，不斷來回巡視隊伍，看到了很多人的體能情況，然而日警毆打戰俘的情形仍舊持續不斷。
克勞士筆下的戰俘，在對前路茫無所知的情況下，開始走上一條沿著山壁左迴右轉的山徑。此時天空飄起毛毛細雨，他們跌跌蹭蹭地一直往上爬，爬了將近8公里，雨勢也越下越大。日本衛兵被穿著黑色制服，手持木棍的警察從旁煽風點火，脾氣似乎也越來越暴躁，他們的喝罵詛咒音量之大，震耳欲聾。由於沿途看不到一間廁所，腹瀉和痢疾的戰俘只能在路旁草地或是樹叢後就地解決。
根據軍部命令，從瑞芳到金瓜石中間，戰俘們可以在九份休息。由路線上看，這個休息點應該是隔頂──從瑞芳到金瓜石的最高點，也是攀爬基隆山的步道口。旁有一大片空地，可以容納大團體休息，現在是一個停車場。
「我們終於到達了山頂」，站在那裡，他們可以看到遠處的大海和山間一簇簇房屋。此時映入愛德華茲眼簾的當地居民，「穿著都是黑色衣服，頭上戴一頂櫃工帽，手中攜帶著一只電石燈」。他們走過時，當地人默默地看著，「臉上流露出憐憫的神情」。眼前的情景，令他們害怕；前面就是一座礦坑，那裡將會是他們被迫工作的地方嗎？
一條蜿蜒的山徑，經過許多「用黑色木板搭蓋的低矮房屋村落」，居民的飲水是以「長竹竿汲引的」。這些「黑色的木板」其實是刷了柏油的油毛氈。當年的九份和金瓜石人口不少，由於東北角長年陰雨綿綿，防雨水的油毛氈被居民用來覆蓋房屋和牆面，因此房屋呈現一片暗沉的黑色。
命如草芥身心創
從隔頂高點到金瓜石戰俘營，也就是舊稱的「溫州寮」，是一段緩下坡的道路，也是今天的「金水公路」北34鄉道。再走了幾里路，轉一個彎，愛德華茲和他的戰俘同伴又遇到一群孩童；「輕蔑的眼神，鄙夷不屑的笑容，口中不停發出興奮的尖叫聲」。
根據克勞士的記載，這段路走了4個半小時到5個小時。約下午5點，他們抵達一座大型建築物，「顯然是間小學」。
當年金瓜石只有兩間小學，金瓜石東國民學校（現稱瓜山國小），和專門供日本子弟所就讀的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從地理位置判斷，戰俘們經過的大型建築物，應該是金瓜石東國民學校，因為從那裡到金瓜石戰俘營只有2百公尺距離。
到了小學之後，戰俘們被帶到操場上排隊，此刻「數以千計的圍觀者和孩童，在兩側圍觀」，在愛德華茲看來，「日本人正在向觀眾炫耀著日本皇軍及海軍的在海外的勝利。」他低聲請求衛兵，讓病重的葛瑞菲（當晚過世）躺在地上，「他一聲怒吼，我的瞼上馬上挨了好幾個巴掌，接著被穿著軍靴的腳，狼狠地踢了好幾下」，這讓他體會到，「將來的日子，一定會越來越難過」。
從歷史資料來看，金瓜石東國民小學全盛時期有千餘名學生、總人口數曾經破萬。戰俘抵達前，原來礦場工人居住的「溫州寮」，已經被改建成戰俘營，所以戰俘到達的消息傳出後，會聚集那麼多學童和民眾來看「長鼻仔」。
操之在彼命乖舛
戰俘們在操場排列，接著依序點名，被點到名字的人，進入學校禮堂列隊站立。在外淒風苦雨，能進禮堂暫躲風雨不錯。但愛德華茲說：「突然，他們命我們發誓不許逃跑，每人必須簽署一張宣誓書。我們的長官大聲叫『沒有什麼意願，別忘了史拉蘭（Selarang）的經驗』，然而他在被脅迫之下，仍然代表全體戰俘簽下了『恥辱的宣誓書』。」
接著，穿乾淨軍服、腳著發亮馬靴、戴白色手套，左手握著腰間武士刀的營區指揮官蘆田積，開始那「誇張又離譜」的訓話。他極力頌揚大日本帝國和大東亞共榮圈的榮耀，根據他的說法，英、美海、空軍皆己被日軍掃蕩一空，陸軍也不堪一擊，日軍攻佔澳洲只是日期早晚而己。他承諾當日軍佔領澳洲後，會給戰俘吃麵包和肉，不但如此，「我們最關心的，就是你們的健康，你們必須好好保重自己的身體，以便日後跟親愛的家人團聚。」在新加坡、恐怖的海上旅途，以及行軍等如地獄的經驗之後，「保重你們自己的身體」這種滑稽說法，成為往後數年，戰俘拿來諷刺日軍的口頭禪。
當戰俘們到達國小操場時，日軍當局也邀請了記者。「期間日本記者試圖採訪戰俘，但得到的回答顯然無法見報」。克勞士寫道，可能記者得到的都是負面抱怨。
戰俘離開學校禮堂時天色已黑，但仍然下著雨。他們推推擠擠地沿著一段看似無終點的粗糙石階往上爬，穿過木圍籬，最後終於進入營區。
付出代價爭自由
從瓜山國小經過瓜山橋，往上爬約50公尺，就是金瓜石戰俘營，現為「國際終戰和平紀念園區」。相對於「黃金博物館」或附近的九份山城，這裡總是冷冷清清，遊客稀少，要到每年11月14日前後，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舉辦紀念活動時，才會有一些人氣。
隨著被日軍囚禁在台灣戰俘營的最後一位前戰俘，加拿大籍的Adam Houston，於今年4月13日以100歲高齡過世，今後再也沒有當年戰俘能夠出席紀念會，僅留下紀念牆上4370位戰俘的名錄。
其實不只盟軍戰俘，連當年欺壓虐待戰俘的日軍，在回到他們各自的故鄉後，也極可能都已經不在人間。但即便兩造當事人都已遠離，這段牽涉四千多位戰俘，橫跨三年多的歷史，確曾發生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手上拿著兩位戰俘的回憶資料，唯有走過金瓜石戰俘之路，模擬成為階下囚的經歷，才知道自由真是可貴。
注解
[1]本文關於戰俘當年經驗的描述，主要根據克勞士（James Cross）少校在戰後審判日本戰犯時的證詞（http://www.mansell.com/pow_resources/Formosa/IMTFE_James_Cross_affidavits_re_exhibits.pdf）、以及愛德華茲（Jack Edwards）少校在「萬歲，你混蛋」（”Banzai, You Bastards!”，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Ltd., 1988）一書中的記載。
[2]桂河大橋是泰國與緬甸邊境的一座鐵橋，二戰時期日軍調派大批戰俘修築鐵橋及其連接的鐵道，導致大量戰俘死亡，故事後來被拍攝成電影。（https://www.gq.com.tw/blog/dailyfocus/detail-5809.html）
[3]以大團體行進速度而言，這是合理的推斷。
[4]後來戰俘們發現這是山區典型的氣候；而事實上台灣降雨量最多的地區也是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