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逃離中國：現代臺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英文版：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Postwar Taiwan）
作者：楊孟軒著，蔡耀緯譯（Dominic Meng-Hsuan Yang）
出版社：臺大出版中心，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23，2020
出版地點：台北，Cambridge, UK
英文版
書名：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Postwar Taiwan）
作者： Dominic Meng-Hsuan Yang
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20
出版地點： Cambridge, UK
本書榮獲2021年「記憶研究學會」（Memory Studies Association）「首書獎」（First Book Award）。
文／吳昱佑
1976年，陝西同鄉會成員徐秉琰發現彰化縣秀水鄉有個陝西村，村中墓地的墓碑上多刻有「陝西」二字。不僅如此，村中還有座烏面將軍廟；徐秉琰推測這位名為烏面將軍的神祇，應該是鄭成功陝西籍的部下馬信，因此村民應為當時隨馬信來台的「陝西同鄉」。陝西同鄉會隨後大量報導此事，不但募捐大量資金建設該村，還在烏面將軍廟後建了「陝西文物館」，內設于右任銅像。
但是沒有多久，來自陝西的外省人很快因參拜活動的方式等問題，和當地陝西村村民產生了矛盾；陝西同鄉們強調馬信史事、陝西認同，陝西村民在意的卻是維繫台灣傳統信仰，最後兩者分道揚鑣。這件事情看似是一起地方衝突，但根據《逃離中國》一書作者楊孟軒的分析，它反映的是1958年八二三砲戰後政府宣布放棄軍事光復大陸，外省人經歷又一次創傷，開始在台尋根、發展認同的過程。根據《逃離中國》一書作者楊孟軒教授的觀察，經歷創傷來到台灣的外省人，其實在踏上台灣土地之後，又經歷了三次創傷。
在《逃離中國》一書，「外省人」是研究的對象，然而作者並不認為「外省人」是一種「族群」；更準確地說，它是一種「記憶群體」：任何認同自己是「外省人」的人，都會成為這一群體的一部分、享有共同的文化創傷與顯著記憶。反之，有些人即使擁有外省家庭背景，若不認同這一身分，就不盡然有相同的記憶。而根據作者分析，從1949至今，「外省人」主要歷經了共四次社會創傷，才形成今天的社會記憶。
第一次社會創傷便是內戰流離與甫抵台的歲月，戰爭使得許多流離者失去了在原鄉的社會網絡，形成「一無所有且原子化的個人」；當時外省人的自殺率、犯罪率皆遠高於本地人，直至1960年代後才逐漸下降。此外，許多流離者為了快速安置自己、重建社會網絡，在報章中徵義父母，這對宗族概念極強的中國人而言，並非容易做出的決定。
然而，流離經驗並不是當時外省人群體的顯著記憶，剛結束不久的對日抗戰經驗才是。對許多抵台的外省人而言，因為內戰來台與前幾年因為抗戰而奔赴「大後方」的情況雷同，上次勝利返鄉的記憶往往成為療傷的依據；不但報章中出現抗戰文學，而「動員戡亂」的戰時體系，以及與過去在重慶相同的防空演習，使不少台灣人也產生「二戰時日軍空襲台灣」的記憶錯亂。
1958年八二三金門砲戰過後，總統蔣中正在美方壓力下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共同發表《聯合公報》，強調將以政治手段光復大陸，而非軍事手段。許多外省人開始理解到他們不再僅僅是「戰時過客」；短期內、甚至永遠回不了家鄉的事實形成再一次社會創傷。於是，傳承自己省分的文化、設法在台落地生根成為此時的顯著記憶；大量的同鄉會、同鄉報刊興起。其中，最能代表該時期的故事，莫過於前述陝西籍外省人和彰化秀水陝西村民在烏面將軍廟一事上的糾葛。
1980年代，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外部變化，台灣黨外人士為了廢除「海外黑名單」，遂與姜思章、夏子勛、何文德等外省人合作，發起外省人「返鄉運動」對政府施壓。蔣經國政府在內外壓力下開放外省人回鄉探親，卻沒想到「人事已非」的現實，使他們遭遇第三次社會創傷。經歷過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親人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不但價值觀迴異，許多親人甚至責備流離者，因為他們赴台，使家庭有了「歷史問題」而被歸類為右派、反革命等。朝思暮想的故鄉，原來只是想像！那麼，台灣才是屬於他們的家嗎？
回眸台灣，民主化社會典範的轉移，卻為他們帶來第四次社會創傷。政治民主化的過程當中，黨國史觀論述步下神壇，外省人遭抨擊為殖民者、威權加害人，這與他們過去的自我認知截然不同。此時敘述1949年的流離記憶、建構自己與台灣其他記憶群體同為歷史受害者，就成為他們重新加入民主化台灣社會的顯著記憶。從此以後，外省人逐漸成為台灣社會除原住民、閩南、客家外又一種「記憶群體」。
本書之所以使用「記憶的歷史」進行探討，在於作者認為所謂「集體記憶」不應該是單一、或一元化的，相反的它應當是具多元、多方向性的「社會記憶」。這種社會記憶源自集體社會性創傷，而隨後漸漸發展為一群「記憶群體」的「文化創傷」。換言之，這種社會記憶雖然人人歷經的經驗或有不同，但卻可以歸納出屬於該時期、該群體的「顯著性」，而認同該群體者，即使自身並未有同樣的創傷經驗，卻能產生類似的創傷記憶。
台灣作為一個多元社會，許多「記憶群體」因為站在不同的觀點，對同一段歷史往往產生不同解讀，從而矛盾加深。本書作者楊孟軒教授，作為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也曾站在「外省人」是外來殖民者的批判視角。然而，少年時期遠赴加拿大留學，那段難以融入主流社會的艱難歲月，卻讓他對於客居他鄉的流離者多了一分感同身受。於是他在歷史研究的領域之中，提出「多向同理未了」（multidirectional empathic unsettlement）[1]的概念。《逃離中國》一書反映了作者這樣的研究理念，也代表他對於台灣社會各「記憶群體」和解的期待：在批判以前，多一些同理，是社會和解所需要跨出的重要一步、也是第一步。
注解
[1]係指在「設身處地的同理」與「客觀角度的批判」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並融入多方向思考問題的研究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