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林彩美出身於日據殖民時期苗栗通霄的小商人家庭，卻成為當地第一個考上彰化女中的學生，爾後進入當時也不容易考上的台灣省立農學院。在台灣省立農學院，她遇到了戴國煇。畢業後，為了追求愛情，也為了呼吸自由的空氣，林彩美毅然單程機票遠赴日本。結婚後進入東京大學，獲得碩士學位，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然而，在修完所有博士學分後，她選擇放棄撰寫博士論文，專心投入家庭。
生長在台灣殖民時代的她，經歷過戰爭、1950年代滯悶的台灣環境，以及戰後東京的重建，從傲骨不肯認輸的女學生，到專心奉獻家庭、以襄助夫婿事業為己志的賢妻良母，她是一個走過二戰時代的女子，她的故事顯現那個年代女子的選擇，其中有勇氣、毅力，也有轉身放棄的決然，她將身邊巧遇的機緣，無論幸與不幸，都書寫成一幅美麗的人生篇章。
至於林彩美女士的夫婿戴國煇教授，是公認台灣史研究的先驅。他在1970年代首開研究台灣史先河， 1989年出版《台灣總體相》， 1994年出版《台灣結與中國結：睪丸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前者揭櫫台灣史研究須建構主體性，後者以心理學的依附理論，來談台灣與中國大陸互利共生的關係。戴教授晚年的作品：《台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寧靜革命的來龍去脈》，總結他一生致力探索「從殖民地的孩子，到出生於台灣的客家系中國人」的台灣史觀點，也可隱微看出曾被前總統李登輝延攬回台、擔任國安會諮詢委員的他，對兩岸政策觀點的不同。戴教授1996年回台，2001年過世，但他傳世的台灣史觀點，其影響歷久不衰。（陳淑美、汪琪）
文／林彩美口述，郭以涵、陳淑美訪問整理
圖／林彩美提供
我出生於昭和八年（民國22年）的新竹州苗栗郡通霄庄，土名通霄[1]。家裡在做小本生意，我媽媽賣水果、餅乾和甘仔糖。這門生意早期是由我阿公開始的，他去山裡有種水果的地方撿選水果，再挑回來讓我媽媽賣。糖果、餅乾也是從外面批發回來的。
我的阿公本是客家人，是個孤兒。被招贅至我阿嬤的閩南人家去後，阿嬤生了幾個男孩，但最後都因為流感瘟疫夭折了。膝下只有三個女兒的他們，決定再替女兒招贅。
我爸爸是我們住家斜對面雜貨店的店員，他家在苑裡的山腳（地名），起初他是因為工作的緣故，才來通霄當店員。當初應該是我阿公阿嬤覺得他看起來乖乖的，才把他招進我們家來。可是我從來都不記得我爸爸，因為後來他就被「離」掉（被離婚）了。從我有記憶起，就是和媽媽、繼父，以及三個弟弟在一起生活[2]。
我的童年雖然在日本殖民時期中渡過，但我小時候其實很少和日本家庭的孩子來往──除了我家對面的鄰居。
我家對面住著一位台灣醫生，叫作湯長森[3]。湯醫師本來是別的家庭雙胞胎中的一個，被過繼給湯家的某一房。湯醫生原來過繼的那房人家有另一位小女孩，長大後湯醫師跟那位女孩談起戀愛，最後也步入婚姻。因當時留日比較容易考上醫科，台灣那時候只有台灣大學才有醫科，競爭比較激烈，所以婚後湯先生去日本學醫。不料他去日本後，交到一位學牙科的日本女友，後來也隨著湯醫生返台。
日據時期的日本人在台灣很有勢力，湯先生的女友倚仗著自己的身份，不願意當小老婆。她強烈要求湯先生和他的原配離婚，而當時湯醫師和原配其實已經有一兒一女了，最後好好的一個家庭還是被拆散掉了。湯先生和日本女子育有三個女兒、兩個兒子，他們就成了我兒時的玩伴，我們都叫他們小山內（おさない）桑，因為他們都隨日本太太姓、也取日本名字，沒有姓湯。
湯家房舍前面是醫院，裏頭才是住宅。如果我們生病了，就會去他們家看病、拿藥。平常我都和他們家的孩子在街上玩，很奇怪的是，就是湯家的小孩子從來都不會玩得很髒，也不會邀請我們去他們家玩。大概是覺得我們台灣小孩很髒，也沒鞋子穿吧。
我先上通霄公學校附設的幼稚園，在我七歲的時候，進入了通霄公學校，開始唸書。
當時日本人唸的是小學校，閩南人唸的是公學校。我們平常是都是赤腳，上學也是，唯有一些重要典禮或節日，比如天皇生日或是新曆新年，才穿木屐。所以穿著很好的小學校學生，看到我們都笑我們是雞（にわとり），因為雞沒有穿鞋子。
我是二月生的，當時日本人把開學日訂在四月一號，四月以前生的小孩，日文叫做「早生まれ」（出生於一月到四月的小孩），可以提早入學。因此我剛滿七歲就上學了，不像我的先生戴國煇，他4月15號生，滿八歲才入學。
日人召集漢詩集會
我在公學校裡，從來都沒有被日本老師教過，我都剛好碰上女老師。她們都是台灣人（閩南人，客家人，熟蕃──比較漢化的原住民），從新竹女中或者台北第三高女畢業的，不會任意兇我們，也不會欺負台灣同胞。如果你是男生[4]，又剛好碰上日本老師，就可能會遇上罰站，或是頭頂水桶之類的懲罰。運氣不好的時候，還會被打嘴巴。
那時候老師們都兼上很多科，除了日文，還有數學課、修身課[5]、體育課、圖畫課和音樂課，而裁縫課則是到了五、六年級才會上。當時學校並沒有上英文課和漢學課，漢學私塾我也上過，是學校之外另外學的，用閩南話教。那個時候的日本人，為了表示他們很有文化，殖民地時代剛開始時，男人如果要表示他有學問，就用日文唸漢字，作詩也用漢字。日本人還去召集我們的漢詩人、有學問的人去聚會，一起吟詩、作漢詩。
我上小學的時候，皇民化運動開始了。除了學校會帶我們去虎頭山上的通霄神社參拜，以及升旗時必唱國歌〈君が代〉（きみがよ）外，每天早上街頭也會播體操廣播，大家聽到了，就會去通霄庄街上做radio体操（日文，中文為體操）（たいそう）。雖然這並非強制性的，但大家都很踴躍。我們也不只在街上做，去學校升旗後，也還要做一遍。
感受到戰爭
那時候儘管我年紀還小，仍然能夠感受到戰爭。一方面是因為時不時發生的空襲警報與消防訓練，當時我們家家戶戶都被要求要造防空洞和準備沙包與水。一旦警報響起，我們就躲在自造的防空洞，或是街上公造的，再則就是跑去菜園裡的防空洞，但菜園防空洞其實很簡陋，只是簡單挖一個一家人可以坐進去的空間，上面擺木板和布袋與土。倘若真的有炸彈炸下來，躲進去的人還是會受傷。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家裡可支配的物資一天天匱乏了起來。比如米、糖、肉、布等。比方肉，一個禮拜只配幾兩，都給老人吃。後來也沒有配糖，儘管台灣有種甘蔗產糖，但都被日本殖民政府買起來，給在台的日本人享用，或是送回日本或戰爭前線。我本來天天吃番薯籤飯（那原是豬的食物），後來糧食不夠，米配給也變少，餐餐就變成了番薯籤稀飯，配著無油的水煮青菜，特別難吃。好在通霄靠海，有人會去抓魚，我們可以買到一點點魚，政府再要伸手也很難管。
另外一個政府難管的地方是雞蛋。當時大家都養雞，但因為雞蛋容易壞掉，所以不納入管制範圍。不像我們家養的豬，養大後都不能自己宰殺，只能賣掉，因為私宰犯法，抓到後可能會罰錢或被關。
戰爭來到後期，萬事萬物都成了配給，有錢也買不到任何東西。此外更明顯的，是空襲慢慢變得嚴重起來。大概我九、十歲時，我們還「疏開」（そかい，疏散）[6]到我們佃農的家，大概離通霄半個鐘頭至一個鐘頭的路程。我們全家去一個佃農家，我阿姨也是招贅，他們去另外一個佃農家。我們有佃農家可以去是因為我阿公當初靠挑水果、當長工賺錢後，我阿媽節儉地存下來置產，我們家才從佃農變成了小地主，不過後來遇到國民黨政府的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政策，又被打回成原形了。
我在小學畢業後，本來應該要報考新竹女中，因為按照規定，我不能跨州就學，因此新竹女中作為新竹唯一的州立女中，就成了我的第一選擇。班老師替我寄了内申書（ないしんしょ，申請書。美軍飛機的空襲之故火車幾乎停駛，爲了安全考生不能到校應考而改用内申書形式））給新竹女中， 內容包含了我的個人資料、成績和家庭情況。但因為我們家不是國語之家［国語の家、國語家庭］，也沒有改姓名，所以我沒有被錄取。
我的同班同學，她是我幼稚園老師的小孩，成功申請了國語之家後，就把自己的姓氏「徐」改成了「安川」（やすかわ）。她是我們那屆唯一錄取新竹女中的學生。而我最後被分發到了苗栗的家政女學校（かせいじょがっこう）。
當時新竹州（涵蓋桃園、新竹、苗栗，當時通霄庄屬於新竹州苗栗郡），唯一的州立女中就是新竹女中。家政女學校是繼竹女的第二志願，雖然是「女學校」（じょがっこう）只招收女生，但不像台北叫第二高女。
媽媽不急著嫁我
說起來幸運，我小學畢業還能繼續唸書。當時並不是所有女生都能繼續升學；通常女孩小學畢業後就在家幫忙、準備嫁人。但是我媽媽個性比較好強，她並不覺得只有男孩子才可以唸書，只要是她的小孩子能唸書，她就覺得很光榮，並願意給與支持。我應該算是可以讀書的女生吧，因此可以繼續升學。
從我們通霄到苗栗的家政女學校很遠，隔好幾座山。那時候交通工具很缺乏，火車因為戰爭空襲，也不一定準時。我們會想辦法搭火車，有時候也用走的到家政女學校。學校並沒有提供宿舍，家政女學校的學生大概都要在苗栗租屋，上學時再走路去學校，從苗栗到通霄約走2至3小時。剛好我們通霄也有比我高班的人去唸，於是我們就常結伴同行，到苗栗才分手，各自回租屋處。
在我入學幾個月後，某一天美軍轟炸了苗栗的製油所，儘管我們學校離礦區很遠，但那個直入雲霄的大煙把我們都嚇壞了。我趕緊收拾行李，和那些比我高年級的同學們一起回通霄，一路上我們只要聽到飛機聲或是空襲警報，就趴在低窪地裡，或是躲在大樹下。同一天，通霄也遭受美軍的空襲，估計是因為他們看到了移動中的火車或貨車，所以連排掃射。當天我們街上的一個小孩也被射到了，而我也藉此機會，再也不去那所我不喜歡的家政女學校了。
不去學校的原因，除了空襲被嚇到，還有家政女學校學生畢竟不如竹女學生有地位。那時家政女學校學生走過苗栗街上，小孩看到我們穿的戰時的「國防服」（戰爭時，學生的打扮：短和服上衣與長褲），都會笑我們「がまエッエッ」（青蛙叫聲），為何會這樣笑我們，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但我討厭被笑，也就不去家政女學校了。
光復之後
沒多久後，我們終於迎來了光復。8月15號當天我們並沒有聽到天皇放送說戰敗，因為我們家沒有收音機。我們小孩子都是從大人們的奔走相告中聽來的，大家訴說的臉龐都散發著喜悅。後來我們聽說受降典禮辦在10月25號，於是還有人自發地舉旗在通霄街上遊行。我當時也跑去參與了，我在隊伍裡揮舞著中華民國國旗，到了晚上則改成提燈籠遊行。
當時，國軍來到通霄後，住在小學教室，等他們搬走要經過一段時間，小學才會回復正常運作。我們滿心雀喜地歡迎他們，結果映入我們眼簾的是一支穿著草鞋、衣服破爛，還挑著鍋碗瓢盆的軍隊，我不知道這些是軍伕還是軍人，但只知道日本人向來愛面子，不會給殖民地的人看到不體面的一面，我們之前看到的日本軍人素來穿戴整齊、威風凜凜的，也許國民黨軍隊本來就沒有那麼講究，但當時我們覺得很失落，他們好像乞丐軍。
除了軍人，當時，我們跟大陸來台的外省人的接觸，還有便服警察，跟教本省人國語的外省籍老師，也有從大陸回來的本省人，我們稱「半山」，「半山」的穿著好像比我們講究，但不管外省人跟「半山」跟我們都很少接觸，也無所謂好印象或壞印象。
自動退學後，平常時我待在家裡幫忙。有一天我背我二弟在廟口玩，剛好碰見了我六年級的老師鍾才妹。她對我說：「さいびさん（我的日本名字彩美），妳要不要回來補習？」因為光復後，班上有一些同學都回去找老師補習考初中了。於是，我就回家問我媽媽，我說：「才妹老師在問我要不要回到學校去補習？去補習就是要重考初中。」我媽媽說：「好啊！」所以隔了一、兩天，我就直接去了。我們當時就只補國文和數學，因為這兩科是考試科目，我補了一年左右，到可以考試的時候，我報考了彰化女中。
從日文到半吊子國語
在日據時代，日本人都希望我們無論書寫或講話都用日文，在家裡也用日文，但是家裡有長輩，他們平常都說河洛話，根本不會日文，怎麼可能全部用日文。等到國民黨來了之後，要我們學國語，其實那時教我們的台灣老師也剛學會注音符號，所以當時的情況大概是老師昨天學，今天教給我們。
那時候到台灣的外省人好像每個人就順理成章地變成國文老師，可以到學校教我們。很有趣的是，有些私塾的漢學老師也開始教國語，但他們也是半吊子，只是把國字唸成閩南語的音。雖然是這樣，我們也只能接受，慢慢調整。但我很感謝當時幫我補習的老師，她並沒有收我補習費，所以我媽媽都塞一些物資給老師。
我沒有考新竹女中，一來是因為上次它沒有錄取我，我有點賭氣想，「這次換我不要你」，二來是因為去新竹的時候要在竹南換車，我們海線要換成山線，很麻煩，但到彰化就不用，直接走海線即可。
去彰女唸書可以選擇住校，或是每天從通霄坐火車通勤。但是因為坐火車要早上六點上車，我媽媽很忙，沒有把握在早上六點前弄好我的早餐和便當，於是她就讓我去住校了，免得天天提心吊膽來不及。我是通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去彰女唸書的人，當時沒有人和我作伴，所以我一個人帶著一只大的舊皮箱，懷裡揣著學費，自己坐火車去報到。
小白兔原來是小白狼
那個舊皮箱是從床下拉出來的，真的很舊，加上沒有人送我，我一個人笨拙地前行。我從彰化車站出來的時候，被一群男生看到，其中一個用著開玩笑地語氣說：「欸你看，那個人！那個拿著很舊的皮箱的，就是我妹妹。」有點故意嘲笑我很土氣的味道，我不曉得他妹妹當時有沒有在那裡，他比手畫腳地指著我，大概是因為我是在場最顯眼的一個。其實我也不想帶那個舊皮箱，可是沒有辦法，家裡沒東西可以裝。後來我才知道他妹妹也跟我同班，他們是從大甲來的。大甲比通霄還大，還繁榮一點，而且她家好像也是做生意，但不是像我媽媽做的那種小生意。
我到學校後，就開始找宿舍。我很客氣地問了一個經過的女生：「能不能告訴我宿舍在哪裡？」，但是看到我那麼土，還拖一個大皮箱，她「哼！」了一聲，扭頭就走了。我當時心想，「好，我會把妳記得的」。後來我發現她是我的同班同學，也來自彰化，之前讀的是離我們學校不遠的民生小學。民生小學只收女生，再加上地利之便，所以我們班一半以上都來自民生小學。我進教室的時候，她們湊成一堆、一堆地在閒聊，感覺好像只有我一個從鄉下來的。當時我就下決心：「我才不會輸妳們！」我那時｢刺牙牙」（河洛話：比喻很好強。為了保護自己，就表現得像刺蝟一樣），只想贏過她們。連體育課的「跳箱」，我都跳了四、五層，每次跳箱我都一次就跳過，迎來同學們一片驚嘆。
後來我跟那個不理我的同學說：「我那個時候問妳宿舍在哪裡，妳還『哼！』這樣。」她回我：「拍謝啦！」我那時穿著很土，又拉個舊皮箱，剛進彰化女中時，真的很像誤闖叢林的小白兔，不服氣的我當時只想把小白兔變成小白狼。
在彰女的時候，我們一個禮拜上六天課，周末才回家。平常時都在學校搭伙食，我們不用繳餐費，而是繳米，周末返家我們都會順便抱米回學校，大約是一人一個月的飯量，多少斤忘記了。繳米是因為當時物價波動得很厲害，學校才會有「現物制度」（繳實際物品的制度），而米算是大宗商品，具有指標性，所以被拿來交易。每個人每個月都要交一定份量，不管你吃多、吃少。學校裡也有職員會秤米和記帳，一旦每月該帶的米夠足了，就不用再繳了。
當時三餐的白飯也是學校分配好的，有時我吃完還想要添，也不敢，因為高年級會盯著我們。那時候我們遇到高年級的，都要用日文叫：「姐姐（お姉さん、お姉さま）」。比我們高一個年級，就叫她的名字，後面加上「姉さん」；高我們兩個年級以上，則是名字加「お姉さん」，高三年級則再加上「お姉さま」，一級比一級尊敬之意。儘管已經光復了，可是我們和高年級的都受過日據時代的教育，所以相處間還會有用敬稱的習俗。
抓共產黨草木皆兵
後來宿舍有認妹妹、認姐姐的習俗，因此比我低年級的都叫我「彩美姊姊」，不過我們不像以前有很多的階級，只是我們作為姊姊的，要稍微照顧一下妹妹，教她各種宿舍和學校的事。
我在彰女一直維持甲班的成績。在讀完初中後，順利地直升上了高中。在我高二、高三的時候，蔣介石加強抓捕共產黨的力道，因為當時共產黨確實有解放台灣的意向，他們可能會藉著蔣軍撤退的時候，或是以探親、作生意的名義潛入。蔣介石丟掉大陸、退到台灣後，就膽戰心驚、草木皆兵，因此那時候社會上還流傳著一種說法，抓一百個裡頭，只要有一個是真的，他們就值得了，所以說當時白色恐怖時代亂抓得很多。
像在彰化女中，我們那些來自大陸的老師，很多都是從基隆、台北一路逃過來的，比如我們的國文老師羅卓才，就是有人在台北車站附近看到佈告的槍斃名單上有他的名字，他應該聽到風聲才往南逃。他在彰女沒多久，又匆匆逃了，後來聘請他的皇甫珪校長沒多久，也被換掉。我們的師長換了又換，再加上我們住校的不能去補習，以至於我們的課程學習很多部分都連接不上，零零落落的。
那時候在彰化女中有上英文課、國文課、數學課、體育課、音樂課、家政課，還有要學三民主義的公民課。此外，學校也有教生物、物理和化學，偶爾也會做一些簡單的實驗。我那時候數學最差，考大學時就不敢考理科。選科系時也只能隨意選，最後沒有考上台大，就上了台灣省立農學院（也就是現在的中興大學）的農經系。當時大學就只有台大、師大、台灣省立農學院（現在的中興大學）、台灣省立工學院（現在的成大）等幾所大學，當時的台灣省立農學院還沒有文學、商學院等其他學院，但也是跟大學同級的「大專院校」，都是獨立招生。
注解
[1]1935年（昭和10年）4月21日早上六點發生了新竹到台中的大地震，芮氏規模為7.1，俗稱「大地動」。當時我在前院的地方爬，旁邊有剛煮好的稀飯在冷卻，我本來就爬不穩了，再加上地震的晃動，我直接跌入稀飯中，右手肘關節處大面積燙傷，此後餘生都一直帶著燒傷的印記。
[2]自從我會爬後，因為母親忙於生意，所以她有時就用背帶把我綁在榕樹下，讓我在地上任意爬行玩耍。我總是弄得滿身塵土，有時還會不慎跌落乾涸的水溝裡。待我長大、離家就讀於彰化女中時，某天我返家遇上了同庄愛開玩笑的鄰居阿伯，他看我亭亭玉立，一改過去的土氣時，還用河洛話笑我說：「你還記得你以前都在地上抓雞屎吃嗎？」因此我現在90歲了，別人問我身體健朗的秘訣，我都跟別人說：「因為我是吃雞屎長大的」。所以經歷過貧窮時代的林彩美，常笑自己是被淘汰剩下的碩果，因此百毒不侵，直至現在身體仍健朗。
[3]湯長森，生於清光緒26年（1900年）。父親湯祿曾任通霄庄庄長達26年之久，兄弟四人，台灣光復後，先後擔任通霄接管委員。湯長森畢業於通霄公學校、台北國語學校國語科（即今之國立台北師範大學）、日本慈惠醫科大學耳鼻喉科。畢業後，擔任日本警視廳（相當於我國之警政署）之専科醫師三年半。29歲時返回通霄庄，開業於慈惠宫旁，民國79年以高齡91歲去世，行醫先後達62年之久。（道卡斯文史工作室）
[4]通霄公學校主要採男女分班，但因為人數通常不是整數，所以有一班是男、女混班。
[5]「修身」課就是教你怎麼守規矩、守道德等，類似過去國府時期的「公民與道德」課。
[6]「疏開」是去了就不太回家，基本上是在那裡長居，除非要拿東西才會回家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