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文瑋
抗戰時期的國立中學
對生活在當代的我們而言，中學或許只是人人必經的教育階段，可在數十年前的抗戰年代，「國立中學」代表一種艱苦的流亡歲月。抗戰前，中學教育以地方辦學為原則，為此公立學校大抵為省立或市立。最早的國立中學是於1934年在北平建立的國立東北中山中學，從名字就不難看出，該校主要招收「九一八」事變後流落至關內的東北學生，由國民政府公費培養。
而後，隨著盧溝橋事變爆發，大片國土淪喪，眾多師生跟隨政府逐步由東部撤至西部大後方。教育部遂開始登記流亡學生，在後方省份設立以該省命名的國立臨時中學，並完善法規。而後教育部長陳立夫在《國立中學暫行規程》中取消「臨時」二字，國立中學得到制度化且在中西部各地廣泛建立。
由於戰火緊逼、學生眾多，學校的地點和建制經常變動，且各國立中學不是以所在省份命名，就是以生源省份命名，規則單一，容易重名。1939年開始，教育部開始用數字次序統一命名學校，如國立河南中學即改名為國立第一中學，陸續有22所。此外還有國立女子中學、國立華僑中學等等。
抗戰結束後，教育部要恢復地方辦學原則，讓學生返回原籍，並將絕大部分國立中學交由各省管理。可是由於學生還鄉工作的繁雜，加上內戰的陰霾籠罩，即便教育部三令五申，國立中學的這一戰時體制直到1947年夏天才告一段落。
總體而言，國立中學是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實行的較為成功的教育救濟制度，將無處可歸的流亡學生養成民族的生力軍，還促進了教育的發展。首先，儘管限於戰時財政不善、流亡學生眾多、學校內遷合併等因素，國立中學的校舍可能由廟宇改建，伙食或許只是稀飯配小菜，但國立中學除小部分時段實行「貸金」制[1]外，衣食住行基本都由政府公費承擔，對於國立中學的撥款在艱苦的抗戰中十分充裕。
其次，由於國立中學收容大量流亡學生，使得中國的教育血脈並未因戰爭而被打斷。這些中學生當中許多人參加後來「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青年從軍運動，亦有許多人成為下一代教育事業的領軍人物。此外，國立中學的設立也推動了教育制度的完善和現代化：一方面公費制度令更多學生有能力完成中學階段的學業，接受的教育更加地規範集中；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的教育水平得到了提高，部分國立中學在抗戰勝利後交由當地省府管理，或是學生畢業以後留在當地教書，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教育的地域不平衡。
國府遷台前的最後一次全國運動會
抗戰勝利後，唯一一次的全國運動會是1948年在上海舉辦的。連年征戰，一場讓五湖四海的運動員匯聚一堂的全國運動會，是鼓勵國民強身健體，凝聚民族向心力的有效方式。而這第七屆全國運動會，其實是辛亥革命後的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只是主辦單位將宣統2年（1910年）舉辦的「全國學校區分隊第一次體育同盟會」算是第一屆，之後在1914、1924、1930、1933、1935年又各舉辦過一屆，於是1948年的這次就成為第七屆、也是國府遷台前全國運動會的絕唱。
因為戰亂停辦多年後再恢復舉行的全國運動會是一件盛事，但當中也出現不少意外事件。一方面，許多項目由於裁判不當，引發糾紛，最後導致多個隊並列冠軍或亞軍：例如在男子排球比賽裡，上海、廣州、香港、警察四隊竟同為冠軍；女子排球項目上，上海、湖南和香港三隊也未分出亞、季軍來。另外，根據上海《申報》的報導，因為場地整修不善，欄杆坍塌事故層出不窮：「東司令台右側的看台，突然有一處欄杆折斷，連跌下帶跳下的觀眾，共有二百多人……不多一會兒，西司令台左側，也有一處欄杆折斷，北看台也有一處欄杆斷裂。」[2]這些混亂狀況反映出當時戰火瀰漫與經濟紊亂，對體育發展帶來了巨大影響。
此屆全國運動會的參賽單位除32個省、市，各地華僑外，還包括陸軍、海軍、空軍、警察、聯勤等，共54支代表隊，規模空前。值得一提的是，光復後的台灣也派出了代表隊，這也是台灣隊登場的唯一一次全國運動會。台灣隊在男子短跑、跳高、田徑接力、壘球、乒乓球、女子標槍等項目上取得冠軍，其中男子400米還以50秒7的成績打破國家紀錄，表現極為亮眼。
注解
[1]貸金，是一種在抗戰中期給國立中學學生發放的公費助學貸款，政府將一切學雜費貸與學生，並將所貸總額印在畢業證書上，要求學生在就業後償還。不過由於抗戰日久，學生就業困難，國立中學又很快改回更普遍的公費制度，故而貸金實際上並未被要求償還。
[2]〈擠! 推! 沖! 畢竟出亂子〉，《申報》，1948 年5月6日。轉引自孫璐、周新國，〈論民國時期的全運會〉，《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年3期，頁75。
參考文獻
孫璐、周新國，〈論民國時期的全運會〉，《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年3期，頁67-76。
鄭秀娟，〈國立東北中山中學始末〉，《哈爾濱學院學報》2014年第8期，頁134-137。
張頌甲，〈抗日戰爭期間的國立中學〉，《百年潮》2007年第10期，頁46-51。
余子俠，〈抗戰時期國立中學的創辦及其意義〉，《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頁8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