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作者授權[1]，完整轉載自聯合報副刊沈珮君女士【他鄉、故鄉】專欄，2022-12-18。
文／沈珮君
圖／葉萬安、沈珮君提供
葉萬安，96歲，前經建會副主委，職務並非特別顯赫，《經濟日報》在他退休時卻以「國家瑰寶」譽之。他30歲即被同事、長官敬稱「萬老」。財經界尊他為「台灣經濟活電腦」，整部台灣經濟史烙印在他腦子，因為他全程以全人生的方式參與，「那是我的工作」，公職生涯四十四年，每天工作12～15個小時，怎能不刻骨銘心？
我曾跟他借閱某些名家寫的台灣經濟史，看到他在書上記下很多眉批，全是揪錯，有些高達一百多個，他連註解都仔細看過。
胡適千叮萬囑學生，做學問一定要「不苟且」，萬老做事、做人就是這樣。
萬老是尹仲容時代的人，他的直屬主管有王作榮、李國鼎、嚴家淦、俞國華。在台灣資源有限還是「管制經濟」時，他從「經濟建設第一期四年計畫」即參與，從助理做到主持規畫大計，後來是經濟「自由化」的推手、催生人。
一生血汗在台灣
他是浙江紹興人，生在南京，不是避難來台，他是興沖沖來台灣工作的。民國37年，他在上海考上「台灣糖業」（台糖）。
他是當時最好的財經學校——「上海商學院」（上海財經大學前身）畢業的。他在念「南京臨時大學」商學系時，統計學完全聽不懂，急得退選。轉入「上海商學院」就讀後，名教授鄒依仁帶他進入統計學殿堂，這門對他原本困難、枯燥的學問，忽然變成繁花滿目，讓他癡迷一輩子，並成為他「報國」的方法。
好老師可以改變學生一生。他碰到不僅一個好老師。
他在上海商學院就讀後，從商學系改念銀行系。他念銀行，當初是只求「安定」。亂世，沒有比安定更可貴的。他父祖輩雖創業有成，全盛時期在南京夫子廟附近有一家紹興酒廠、三家餐廳、一家冰廠，卻因戰亂家道中落，而鄰居同學的爸爸任職銀行經理，高薪、穩定，銀行系便成了他的第一志願。他說自己原本「胸無大志」，但大四修了徐宗士教授的「高等經濟學」，如獲啟蒙，發現「經濟」才是「經國濟民」之道。
經濟，不是只解決「自家」問題，是解決「國家」問題，他從此滿腦子「國家」，一心一意要做「經濟研究」。
葉萬安快畢業時，通過上海華興銀行筆試，面試時主考官問他想做什麼，他說「經濟研究」，主考官啼笑皆非：「我們小銀行，哪有什麼經濟研究？」再問他有沒有其他志願，這個老實人說「沒有」，落榜了。
天可憐見，中國那時有什麼經濟？中國自清朝開始即因落後，飽受列強欺凌，中華民國建國之後，又因內亂外患，遍地烽火，經濟根本無處扎根。即使民國56年王惕吾先生在台灣創辦《經濟日報》時，大家都還笑他：「台灣哪有什麼經濟啊？」而葉萬安這個年輕人在民國37年就已死心塌地要做「經濟研究」。他第一次面試失敗，仍未學乖。主管國營事業工礦單位的「資源委員會」也來校招考，其中一項是統計員，上海商學院當時還沒有「統計系」畢業生時，他是第一批修習「統計學」成績第一名的學生，學校又推薦他去。面試時，他仍然一口咬定要做「經濟研究」，主考官翻了翻資料說，只有台糖「經濟研究室」可去，他立刻說「我去。只要是經濟研究，不論在哪，我都去」。他連台灣在哪都不知道。
民國37年9月27日他與另外五位同學在基隆港下船，台糖派卡車來接他們，坐在車上，他立刻領教到烈日如火，這是他對台灣的第一印象。他住在台糖倉庫（《中國時報》萬華區現址），地方很大，人很少，晚上只有一顆5燭光的燈泡，昏暗到令第一次離家這麼遠的他心毛毛。那年他22歲，這是他在台灣的第一站。
承繼「尹仲容精神」
「安邦定國」，是萬老四兄弟的排行。父親雖是酒商，心心念念的是國家存亡，對老大葉萬安寄望很深。葉萬安從小就覺得自己笨，學什麼都比三個弟弟慢，弟弟書讀一兩遍就會了，他必須讀五或十遍。他自小便知「勤能補拙」，「人一之，己百之」，念書如此，工作也如此。因為勤，所以特別耐煩。
葉萬安是台糖「甲等實習員」，底薪110元，因為表現優異，年年跳級，五年後底薪已升為200元。在台灣一切混亂時，他替全台34座糖廠建立即時的產銷日報表。當時台灣最重要的出口物資是「糖」，占總出口60%以上，是國家外匯的主要來源。財經當局希望每天能看到前一天的產銷日報，但當年沒有電腦，資料要用郵寄，一個星期才能收到。為了搶時效，葉萬安每天一早打電話給34個糖廠，查問前一天產量，並與總公司的出口量合併呈報，趕在當天中午之前將產糖日報送到台糖高層、財經首長、台銀董事長的辦公室。
當時電話是手搖的，透過接線生轉接，通話品質很差，辦公室也吵，180公分高的葉萬安常常得蹲在辦公桌下打電話。這應是他日後脊椎隱患的來源。
因為他嚴謹、敬業，他的長官潘誌甲問葉萬安願不願意跟他進入「經濟安定委員會（經安會）」的工業委員會，尹仲容是工業委員會的召集人，那時正要做「經濟建設第一期四年計畫」。葉萬安大喜過望：「經濟研究，我的第一志願」。葉萬安進入工業委員會財經組，從王作榮的助理做起，王作榮當時是尹仲容極倚重的幕僚，常替他撰稿。
尹仲容是台灣從二戰廢墟到經濟起飛的「領航人」。有一次，尹仲容給「國防研究院」演講，葉萬安替他換簡報板的大字報，忽然發現地上有水，細看才知是血，原來是尹先生痔瘡發作，血自長褲裡面流到地上，他提醒尹先生休息，尹非但不以為意，演講後還回辦公室繼續開會，葉萬安回憶當時，「我太震撼了，一輩子都忘不了」。尹仲容「一個人做三個人的事」，未滿六十歲即因「忠勤盡瘁」（總統蔣介石悼他的輓額）病逝。
「尹仲容精神」影響很多人，葉萬安是承繼人之一，他唯恐事情做得不夠多、不夠好，對國家貢獻不夠大，生病也仍伏案工作。他曾因脊椎問題，痛到不能下床，同事背他下樓就醫。王作榮曾提及此事：「葉萬安一個人抵三個人，才累出病來」。
經安會撤銷後，葉萬安隨王作榮、尹仲容到擴大改組的美援會工作。美援會對台灣影響巨大。前台大校長孫震第一份工作也在美援會，王作榮是他的第一個伯樂，他帶孫震認識的第一個人就是葉萬安，當時葉萬安已是資深專員。孫震後來歷任要職，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他：「萬安工作專注，導致背痛，有一段時期腰部裝上鐵架，仍然不肯休息」。他們都是拚命三郎，年紀輕輕就把身體搞壞了，孫震氣喘好幾年，葉萬安終身之痛則在脊椎。
「三一儲蓄運動」大獲成功
台灣曾經非常缺錢，1950年時，台灣銀行開的信用狀都遭國外銀行拒絕，台銀還曾向民航空運公司借用50萬美元，以供調度。尹仲容常跟同仁嘆「國家實在太窮了」，沒錢就不能投資、建設。美國自1951年起每年給台灣約一億美元，這對台灣幫助很大，但1959年起即逐漸減少，並預告1965年完全停止，所謂的美援，後來變成貸款，且是否給予貸款、貸款多少，將視我政府提出的計畫而定。
台灣當時極迫切的問題是美援停止後的一億美元缺口，怎麼辦？老蔣總統指示要「自立自強」，葉萬安跟王作榮提出「三一儲蓄運動」，一人一天存一元，當時人口1100萬，一年可存40億元，正好約一億美元。
王作榮提報之後，副總統兼行政院長、美援會主委陳誠立刻接受，並在廣播電台呼籲大家支援經濟建設，一人一天存一元，各銀行紛紛趕設儲蓄部，老蔣總統夫婦還親臨台北市十信合作社開戶，這個運動大獲成功。
1960年時，全民儲蓄額是79億元台幣。1961年推出「三一儲蓄運動」之後，1965年儲蓄額270億元，1970年574億元，1972年已達1009億元，不僅可充分供給國內投資，也可對外投資。
台灣「自力更生」了。台灣在接受美援的1952～65年間，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8.6%，美援停止後的1966～73年更高達11%。1974～78年推出十大建設，強化各項基礎設施，輕工業也向重化工業轉型。台灣經濟起飛，在蔣經國時代，每年平均經濟成長率為兩位數，是亞洲四小龍之首。這些漂亮數字的背後，是多少人的高瞻遠矚、殫精竭慮，還有勤儉的人民。
台灣正在躍起，葉萬安病倒。1962年他的腰椎已經撐不住了，醫師要他「好好睡兩個月」，他兩周後就用鐵架把自己撐起來上班，醫師氣得罵他：「你這麼不聽話，以後不要來看我了。」
催生家庭計畫
這個穿著鐵架的鐵漢，又催生了一個當時充滿爭議的政策，1968年台灣家庭計畫全面實施。
多子多孫多福氣，這是早期農業社會觀念，當年家家戶戶至少生五、六個孩子，生十幾個的也大有人在。我上小學時，全班同學有78人，中午吃便當時，好幾個同學小心翼翼用便當蓋遮遮掩掩，不希望人家看到裡面只有幾條番薯，這成為我童年回憶的創傷畫面。
人口增加太快，糧食供給不足，經濟發展、公共建設、教育、物價都將出現問題，農復會主委蔣夢麟早已預警，1959年甚至說下重話：「我要積極的提倡節育運動，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為我提倡節育而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先減少我這一個人。」但是，反對力量很大，節育只能偷偷摸摸做，效果不彰。
1964年葉萬安彙編「十年經濟展望」時，認為必須正視人口問題，希望在十年內將人口增加率由3.6%降低至2%，這份計畫與「第四期四年計畫」分訂為上、下兩冊，葉萬安負責在行政院院會口頭報告此一重大目標，被一位黨國元老厲聲斥責：「大陸有四億人口，台灣才一千多萬人，你們還要降低人口，我們拿什麼去反攻大陸？」當時「反攻大陸」最大，行政院長嚴家淦圓融地裁示「十年經濟展望」留作內部參考，「第四期四年計畫」先核定通過。
葉萬安沮喪極了，他和經合會副主委李國鼎一起搭車回辦公室，他不死心，因為事關台灣未來經濟發展，他建議召開人口問題研討會，公開辯論。
李國鼎分析，反對者多是「國父遺教學會」會員，那些人認為降低人口出生率違反國父遺教，李國鼎主張邀請國父哲嗣孫科來做研討會的主題演講人。孫科應邀之後，葉萬安主動想替他擬參考稿，他說不必。葉萬安很忐忑，因為他完全不知道孫科立場。
其實，孫科和他的主張完全一樣。演講後，聯合報記者張作錦訪問孫科，直指核心：「家庭計畫是否違反國父遺教？」孫科直接了當回答「不違反」，就此一槌定音。
內政部後來提出「人口政策綱領」、「家庭計畫實施辦法」，1970年代台灣人口增長率降到1.8%，葉萬安欣慰極了，「孫科一席話，降低人口目標提前十年完成」。
孫科知道是葉萬安以一個小小「專門委員」的身分不屈不撓在對抗抱殘守缺、龐大的保守力量，會後主動用毛筆手書國父語錄送給葉萬安：「吾心信其可行，雖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這幾句話才是國父精神。
編訂第一本《台灣統計手冊》
台灣第一本《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1960》（台灣統計手冊）是葉萬安編訂的。1960年財政部長嚴家淦要去瑞士參加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希望有一本可以放在口袋的小冊，裡面須有台灣各項經濟社會資料統計數字，並附比較分析，可以隨時翻閱查找。葉萬安帶著三個助理，在兩周內做出，不僅有統計分析，還加上國際比較，總共183頁，來不及排版鉛印，是油印本，可見在多麼緊迫的時間內完成任務。從此以後，《台灣統計手冊》年年編印。
他也是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創始委員，迄今五十七年。除他之外，其他委員全是經濟學博士。他不是掛名而已，每次會議都提出具體評論及建言，被稱為「重量級委員」。譬如，今年二月開會時，他提醒該會對出口、景氣的預測過度樂觀，對物價上漲的預測過度保守，後來果然印證他是對的。
他一直沒有正視自己的脊椎問題，直到2017年底痛到不能不動手術，當時他近92歲，術後恢復極不順利，後來連心臟也動了手術，他在八個月內五進五出醫院，幾度昏迷，先後住院150天，瘦了20公斤。在臥床時，連翻身都痛得要命，他心中浮現還有三本書未寫，這麼多事沒做完，怎可倒下？他每天從走十步、二十步開始復健，能走五十步時，再告訴自己可以走一百步，他的意志力，加上妻兒對他的愛，終於又讓他打贏這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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