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萬安口述、增訂，王雅平整理，汪琪編輯
圖／葉萬安、廖文瑋提供
民國15年我在南京出生，祖籍浙江紹興，民國26年抗日戰爭發生，我才11歲。我祖父是作酒的，那時候在紹興作酒的人太多了，祖父覺得應該出去打江山，所以就跟他的一個朋友到了南京去開酒廠。
不久後祖父生病，那時我父親才14歲就專程去南京照顧，後來祖父過世了，我父親也因此留在南京作學徒。他很努力，學作酒三年就滿師。我祖父的朋友（我們稱他為章爺爺）跟我父親說，你可以創業了，於是他自個兒開了個酒店，從章爺爺酒廠買酒來賣，生意做得很不錯，就自己設立酒廠，自製自賣。後來就又開了一家餐館。是時正是北伐成功，定都南京，蔣中正委員長是浙江人，所以餐廳生意很好，又連續開了兩家餐廳及一家冰廠。而且我父親後來還當選南京市餐飲業及製酒業產業公會理事長。
南京淪陷之後
民國26年以前，我父親的生意作得很好，我們是小康之家。我有一個姐姐，三個弟弟，兄弟四人，我輩是以「萬」字排行，以安、邦、定、國為名，所以為萬安、萬邦、萬定、萬國。雖然我父親自個兒唸書很少，但對我們小孩子很有期望。民國26年發生戰亂，日本轟炸南京。當時我們住的是三進的四合院，一個院子挖一個防空洞，但是附近轟炸震動得很厲害，所以我們離開南京去了六合縣和天長縣等地，都在江蘇北部。我們本來想跟政府走，但是遇到土匪，錢被搶了，沒有能力去，只好在天長縣停下來，住了一年才回到南京。
民國27年我們回到南京，發現家裡的房子三進被燒了兩進，幸好保留了一進可以居住。所有生意都沒有了，我們家開始家道中落，日子就比較辛苦。那時南京是在日本大屠殺之後，殺氣仍然很凶，日本憲兵拿著上了刺刀的槍站在馬路上，看到不順眼的人就抓走。我的爸爸看到幾個人在街上吵架跑去調解，日本人就把他們全都抓走，問了很多事情，還刑求逼供，我父親受了很大的傷。後來家裡找到一個幫派[1]的朋友，那時幫派分「大」、「通」、「武」、「學」、「義」五級，「大」字輩已沒有了，「通」字輩居首。我們有鄰居是「通」字輩的，我母親就拜託他找到通字輩的首腦跟日本憲兵隊說情，才把我爸爸保出來；如果沒有保出來，就不知道會怎樣了。我媽媽是南京土生土長的人，但後來除了舅舅家有往來以外，很多親戚朋友都不知去向，我們也不敢聯絡。
社會不安之外，當時南京的經濟也很蕭條。日本人很強勢，壓制中國人，很多生意都給日本人作，限制本地人發展。太平洋戰爭還沒有發生的時候，只有教會學校可以避免日本人干涉，所以我初中一年級讀教會學校，後來太平洋戰爭發生，再轉到一中。南京一中是南京最好的學校，可以直升高中。我一個同學的哥哥讀的是中國公學高中部，就是胡適唸書、作過校長的中國公學。中國公學設有高中部與大學部，他說他們學校高二的前三名可以以同等學歷考大學，但我因家中經濟困難，如能早日大學畢業，就可以工作協助家庭解決經濟困難問題，所以我沒有選擇在一中直升，就去考了中國公學高中部。
到了高二，我是班上第一名，就以同等學歷考了大學。民國34年抗戰勝利，所有淪陷區裡的大學，國民政府都不承認，另外成立了臨時大學，所以我們全部學生都轉到那間大學讀書。我是考大學時，因為我鄰居同學的爸爸在銀行作事，工作很穩定、待遇很好，跟我們家一比照，我感覺銀行很好，所以就去考了中國公學商學院。
勝利後進入南京臨時大學讀，二年級學年快結束時，調查同學以後要讀哪個學校，每人都要填志願，我填了國立上海商學院。當時國立上海商學院是全中國最好的商學院，結果我被分發到上海念書，解放後改成上海財經大學，現在也是全中國最好的財經大學。2017年學校成立100周年舉辦慶祝大會，同時首次選拔「傑出校友」十人，我是其中之一，也是海外校友，唯一一位當選者。上海商學院當時有七個系，我就讀銀行系，希望以後能到銀行工作；沒有大志，只希望能有一個安定的工作。
到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我們系主任換了人，是南京中央大學經濟系的一位教授，他開的一門「高等經濟學」，講到經濟分析與經濟政策，開了我的竅，我才發覺經濟學真是濟國濟民之學。這門課展開了我的視野、擴大了我的志願，所以經濟研究就成為我日後求職的第一志願。希望畢業後，有機會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從事經濟研究，以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早日脫離落後貧窮，成為另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大志已立非經濟研究不做。
在畢業之前上海華新銀行招考，好多人都去考。我班同學有5人，包括我筆試都錄取了，口試的時候考官問我：「你喜歡作什麼工作？」我說經濟研究。他說我們小銀行沒有經濟研究單位，他又問除經濟研究外，你還希望作什麼，我說別的我都不希望，他就不問了，我也就沒被錄取。後來資源委員會（就是管理公營事業的）招聘人員，只要會計、國際貿易、工商管理及統計人員。那時候是民國37年，商學院還沒有統計系畢業生，就提名推薦兩位統計最高分的人，我是其中之一。在口試的時候，先問有關學科的問題後，口試委員問：「你要作什麼工作？」我說我要做經濟研究。他說：「台灣糖業公司經濟研究室需要一個統計員，你願不願意去？」我說經濟研究只是統計，是我的第一志願，我去！如此我就被錄取，於37年9月到了台灣。
機會靠幸運之神還是我自己
如果當時我高二沒有直接考大學，就不能提前一年、趕在民國37年大陸淪陷前畢業來到台灣，如果我是高三才來考，就沒機會了。還有一點就是，我在南京臨時大學二年級時要讀統計學，統計學教授是位留日本的統計學博士，講了三小時我都聽不懂，所以我要退選。系裡助教跟我講，統計學是必修課，怎麼可以退選？我跟系主任說，統計學是一個重要的工具，但是我聽不懂、學不到東西，何必浪費時間呢？退選以後我到上海商學院三年級時補修，教統計的教授是中央大學和蘇州的江蘇師範學院的名教授，用的是外國教科書，但講時運用了許多中國實例做分析，引起我高度興趣。後來我一輩子的研究都用統計來寫報告及文章。
由以上我求學過程來看，我能於民國37年來台灣，有三個重要關鍵：
1. 是初中畢業後，沒有留在一中直升高中，而是轉學到中國公學後，提前一年進入大學；
2. 是在南京臨大退選統計學，到上海商學院補修，如果沒在上海商學院補修，就沒有提名的資格；
3. 是如果大四時，不改變志願，就會進入上海華新銀行工作了。
由此看來，我能來台灣，冥冥之中其實是我自己創造的機會。
評價汪精衛：淪陷區內外有別
民國16年到民國26年可以說是國民政府在大陸的黃金年代，在這十年中，政府全力推動工業，發展如紡織工業、鋼鐵工業、和造船工業等等，被稱為「黃金十年」。日本人看到中國發展起來，就提前打中國。但那時候我們根本沒有力量抵抗，軍火武器等等都跟日本差得太遠，所以節節敗退，北平、上海、南京失守，中央政府撤退到重慶。沿海地帶都成為淪陷區。
民國29年汪精衛到南京以後，情況有了改變。淪陷區的行政及社會治安，都由新政府負責，他不准日本憲兵抓人。所以國民黨說汪精衛是漢奸，但我們淪陷區的人認為汪精衛是個救星，這是淪陷同胞親身的感受，不是局外人所能體驗到的。汪精衛的部下都是一些中國了不起的菁英分子，比如財政部長周佛海。可是國民政府來了以後，認為汪政府是偽政府，把所有汪政府的負責人抓去了，又說我們是偽學生，必須要讀臨時大學改造；連在南京汪精衛政府管理下的中央陸軍官校學生也被視為偽學生，那批學生對國民政府處理不滿，全部投奔中共去了。所以國民政府在收復淪陷區時有很多錯誤政策，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沒有把我們照顧好，把我們留在淪陷區受苦受難，還說我們是偽學生，這種態度太惡劣了。那時候我們文科學生沒有力量反擊。但軍校學生不同，他們連武器都帶走了，增加了共產黨的力量，共產黨於是在蘇聯幫助下不斷擴張，國民黨終於撤退來台。
抗戰勝利後：好日子呢？
抗戰勝利以後，中央政府政策的錯誤影響人心很大，再加上國共內鬥，社會不安，物價膨脹。我們一方面讀書、一方面關心國家大事。當時物價漲得好厲害，大家都很艱苦。我們南京臨大共有18位同學被分發到上海商學院念書，但學校還沒有宿舍，所以我們就住旅館。旅館有大的房間，我們18個人住在裡頭，中間用個布幕隔開來，男生一邊、女生一邊。吃飯就在學校經濟食堂，很多美援剩餘物資，美國人不要了，那些肉罐頭、魚罐頭、麵粉就送到學校做成饅頭、包子給我們吃。我們吃到魚、肉罐頭，認為很好，因為平常都很苦，難得吃到魚肉，早上都吃稀飯饅頭。
後來學校對面有人蓋了一排木頭房子，可以賣給學生，8個人一個房間，我記得我們買一個床鋪要一兩黃金。到學校宿舍蓋好、我們搬到宿舍，這之間大概不到一年的時間，賣那個房子的錢只能買一雙皮鞋，可見通貨膨脹之嚴重。民國37年政府改革幣制，那年王雲五任財政部長，由法幣改成金圓券。我們民國37年畢業，要寫論文，我的論文就是作幣制改革的研究。當時我認為政府靠發行金圓券支持戰爭，沒有準備、沒有配套措施，註定失敗；而且王雲五4月份就職，9月份推動幣制改革，時間很倉促，但因為物價漲太快了，幣制不改革不行，但改革也沒用，因為發行金圓券不斷大幅增加，所以物價繼續大漲。
勝利以後大家都擁護、支持政府，沒有亂，但後來內戰開始就亂了。一方面我們讀書，一方面看哪邊有會戰、哪邊又撤退了，人心惶惶。一個比我高一年級的同學被派到軍隊裡面，到徐州去當軍需管錢。發薪水他要到上海來領錢，不在徐州領，因為在上海拿到法幣以後，他要買銀元（就是袁大頭）帶到徐州發給大家。因為漲價，如果他在徐州發薪，很快錢就貶值了。物價漲得太厲害了，沒有人把錢存起來，拿到錢馬上買東西，貨幣流動很快，是惡性循環，大陸的丟失，惡性通貨膨脹是關鍵所在。
那時候有很多學生參加共產黨，我們學校地下份子比較少，交通大學和復旦大學比較多，但是他們到我們學校來呼籲要我們參加遊行反對政府，我們沒有參加。後來發現政府到學校來抓人了，一個同學躲在大禮堂的活動講台下面，我們都不知道，他逃過一關沒被抓到。第二次來抓人，根本一點消息都沒有，那是暑假，我們一個同班同學沒有回南京，就睡在參加共產黨的同學的床鋪上，結果就被抓去，直到他拿出學生證證明不是他們要抓的人，才被放出來。四十年以後我們回去，才發現上海的共黨「領導」竟是我們學校一位功課最棒的女同學，完全看不出來她參與共產黨地下工作。我還在南京臨時大學的時候也有人來找我，我說不參加，因為我是書呆子，讀書重要。他們又說有個讀書會，問我要不要參加？我說書自個兒讀就好，幹什麼要參加讀書會呢？讀書會要讀什麼書我都不知道，我喜歡讀自己要讀的書，所以就沒參加。
注解
[1]（編注）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幫派」本指因同鄉或同行等關係而組成的小團體，但現在多指從事犯罪或被認為可能犯罪者所組成的組織或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