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權升
孟家的成員裡，有人在台灣生、長，也有人在大陸生、長；正因為同為1940年代的兩地人民，認識的世界和遭遇的挑戰與磨難雖非全然，但也十分不同，本篇時代背景的耙梳，也因此必須兼顧兩地的政治與經濟議題。在大陸，抗戰時期協助學生就學的貸金制度以及河南等地的水利教育發展歷程，可以說串起了孟家兄妹早年共同的工作與求學經歷。
貸金制度
1937年7月盧溝橋事件發生後，由於戰況激烈，許多學生流離失所、學校被迫撤遷。國民政府為了穩定戰時人才培育，同年8月底確定「戰時須作平時看」作為戰時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方針。1938年1月，陳立夫被任命為教育部長，在他的就職演說《告全國學生書》中，又再度重申上述觀點，特別是為了協助學生復學以及安定民心，教育部在得到蔣介石的同意後，在當年2月通過《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舉凡公立專科以上的學生，若因其家為在戰區導致經費來源斷絕者，只要提出確切證明，便可向校方申請。至於貸款金額，則視當地生活費及學生實際所需，分為半額與全額借貸兩種；償還年限則訂在戰爭結束後三年之內。
然而，隨著戰事持續擴大，各地物價不斷飆漲、法幣貶值，許多學生生活因此陷入困頓。為了改善學生學習品質，自1940年初以來，教育部持續增加各種補助，並放寬償還的規定與限制。以1940年1月公布的《國立中學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為例，這項辦法就涵蓋了膳食貸金、制服貸金及特別貸金等項目，同時也會因應物價波動，在必要時適當提高補助額度；並在同年11月頒布《學生膳食費用補助辦法》，同樣視學生個人所需，將補助分為四類：全額貸款、半額貸款、全額補助、半額補助。
1940年，全國已有70%的學生受惠於貸金制度。然而戰爭所帶來的通膨壓力不減，在整個1940年代，多數學生的生活條件依舊不佳；縱使學生有能力清償，也會因為法幣持續貶值，使得政府日後所收回的貸金毫無意義。有鑒於此，教育部在1943年決定廢止貸款，改採「公費制度」，訂定《非常時期國立中等以上學校及省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規定公費生辦法》，依學生成績分為甲（全公費）、乙（半公費）兩種。[1]由貸金制度走向公費補助，這兩項制度的實踐，可以說是彼時孟憲岳及孟憲光能夠持續接受教育的主要原因。
水利教育
學生貸金制度外，孟家兄弟在水利專科學校的工作與求學經歷也相當引人注目。有關該校的發展沿革，可以追溯到1927年，以馮玉祥為首的軍閥入駐河南後，為了加強地方建設而展開的。簡單來講，1920年代以來在華北地區雖然已有華北水利委員會、黃河水利委員會以及各省水利廳、建設局等組織成立，但由於水利人才匱乏，這些部門的職員大多是由非水利工程專業者來擔任。為了補足這項缺陷，身兼河南省省長的馮玉祥便與河南省建設廳廳長張鈁協商在開封興辦培養水利人才的學校。1929年3月，學校終於正式成立，起初名為「河南省建設廳水利工程學校」；同年8月改為「河南省立水利工程專門學校」；1931年又更名為「河南省立水利工程專科學校」。1942年5月，中央為了增加戰時水利人才的培訓，因此在教育部主導下，再改組為「國立黃河流域水利工程專科學校」；1943年1月，劉德潤接任校長。1946年抗戰勝利後，水專宣告併入河南大學。
抗戰時期，為了走避日軍進犯，水專曾多次遷校，因此除了文中提到的鎮平縣外，在內鄉縣、西安以及寶雞也都曾有過水專師生的身影。綜合來看，水專在戰時發展，與當時國府亟需水利人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是因為水利設施牽涉層面甚廣，從糧食作物的灌溉、維持河道航運暢通、防汛到水力發電，都有賴於一批經過專業訓練的技術人員負責開發與修建。為了培養相關人才，許多內遷的大學，例如同濟大學、武漢大學、廣西大學、浙江大學與西南聯大紛紛成立水利系；到了1943年，教育部又與行政院水利委員會商定一套培育高等、中等及初等水利人才的辦法，例如要求各大學土木系增設水利組，並與各流域的水利機關合作，從而孕育出一批水利專門人員，對於戰時及戰後中國水利的發展，有著功不可沒的影響。[3]
社會教化運動
再將視野拉回台灣，自1930年代以來，總督府鑒於外部時局轉變，因此有意推行一系列的社會教化運動，其中較廣為人知的措施就包括了：日語普及化、改善衛生與日常生活、鼓勵信奉神道教等。1937年戰爭爆發後，官方對皇民化運動的推行力道更甚，除了加強日語使用外，也開始要求民眾參拜神社，並推行正廳改善，要民眾在家中供奉神宮大麻。在這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策，可說是1940年2月推行的改姓名運動。
值此期間，總督府為了更有效強化台人對日本的向心力，同時也禁止學校的漢文課程、刪除報紙漢文欄，並且打壓台灣傳統信仰及戲曲表演。到了1941年，「皇民奉公會」成立後，這個階段的措施更從前期培養國民精神素質為主的政策，進一步提升到鼓勵民眾積極「實踐忠君愛國」的層次。[4]因此回頭來看楊嫌在中日戰爭期間的種種經歷，包括學校動員學生到附近軍營協助割草、種植篦麻等「奉仕作業」（編按：為社會服務），也正是基於前面所提及的皇民化運動脈絡下所展開的。
宗教信仰
此外，我們也可注意到隨著戰事發展，台灣社會逐漸被捲入其中，彼時民眾經常得面臨物資匱乏的情況。1941年太平洋戰局爆發後，躲避盟軍轟炸更成為百姓生活的日常。而由「躲空襲」所衍生出的各種神話故事，實際上遍及台灣各地，因此除了文中提到媽祖用長裙接炸彈的故事外，根據王志淵的研究，在其他地區也有觀世音菩薩、王爺、保生大帝、三山國王等不同神祇，展現神蹟護佑民眾倖免於難的傳說。而這也反映出台灣社會在面對1944年後盟軍定期式轟炸、百姓生命財產備受威脅的情況下，宗教信仰轉變為彼時民眾相當重要的心靈慰藉。[5]
注解
[1]李靖，〈淺談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貸金制和公費制 〉，《河南教育》，2007年第12期（鄭州，2007年12月），頁22-23。軒艷青，〈抗戰時期「貸金制度」研究〉，《西昌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2期（西昌，2017年6月），頁24-27、47。黃偉，〈全面抗戰時期高等教育貸金制度的歷史考察〉，《近代中國》，第36輯（上海，2022年），頁321-346。
[2]（編注）〈學校申請補助及敵產撥充校舍訓練設備〉，《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90000-00009-006。
[3]李志，〈國立黃河流域水利工程專科學校播遷考述〉，《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2期（鄭州，2019年4月），頁84-89。李俊，〈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水利建設述論〉，《求索》，2009年第12期（長沙，2009年12月），頁219-222。
[4]蔡錦堂，〈皇民化運動〉，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803，擷取日期：2023年8月4日。
[5]王志淵，〈二次大戰期間台灣空襲記憶在戰後的傳承、移植與再造〉（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0年），頁123-141。
參考書目
王志淵，〈二次大戰期間台灣空襲記憶在戰後的傳承、移植與再造〉，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0年。
李志，〈國立黃河流域水利工程專科學校播遷考述〉，《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2期（鄭州，2019年4月），頁84-89。
李俊，〈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水利建設述論〉，《求索》，2009年第12期（長沙，2009年12月），頁219-222。
李靖，〈淺談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貸金制和公費制 〉，《河南教育》，2007年第12期(鄭州，2007年12月)，頁22-23。
軒艷青，〈抗戰時期「貸金制度」研究〉，《西昌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2期（西昌，2017年6月），頁24-27、47。
曾秋美，《台灣媳婦仔的生活世界》，台北：玉山社，1998。
黃偉，〈全面抗戰時期高等教育貸金制度的歷史考察〉，《近代中國》，第36輯（上海，2022年），頁321-346。
蔡錦堂，〈皇民化運動〉，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803，擷取日期：2023年8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