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吳紹雍先生民國12年（1923）出生，本來要報考軍校，卻因為抓兵而直接踏入戰場。曾經為躲避日軍轟炸，「日夜顛倒」地行軍，從四川穿過三個省分到達雲南；曾經走過喜馬拉雅山一帶，和美軍敢死隊並肩作戰，與叢林吸血生物「為伍」。又曾經連夜逃離被共軍占領的家鄉，曾經和步槍上了刺刀的投共分子對峙，曾經在火車站目睹離亂世代骨肉分離的場景。
接受訪談時已經100歲的吳先生，談起記憶中的「曾經」欲罷不能，即使女兒多次提醒可以稍作休息，仍滔滔不絕地說著他的人生經歷。本次訪談要特別感謝吳先生的女兒吳亦仙及吳真真女士的協助訪問、記錄內容，才能順利將她們父親口述的珍貴片段，串聯為完整故事。（羅國蓮）
文／吳紹雍口述，吳亦仙、吳真真、陳淑美、李禹嫻採訪記錄，羅國蓮、李禹嫻整理
圖／吳紹雍提供，李禹嫻翻拍
夏天一到打擺子，晚上流鼻血
我是癸亥年正月二十（1923年，民國12年）出生在四川渠縣的鄉村，家中有五個兄弟，三個姊妹，總共八個孩子。小時候去私塾唸了八年的古書，也念過初等小學校及高等小學校共七年[1]，因為當時父親認為讀傳統的古書老古板沒什麼用，要讀洋學堂，所以去考了私立的鳴遠初中，是在四川渠縣的教會學校，要住校。
讀了一年鳴遠中學後，因為全身長瘡向校方請假，但學校不允許補考，以致於被開除學籍。原本繳了學費，準備回校讀初中二年級，才發現已經被退學，只好申請退費，改考軍校。
小時候一到夏天我就打擺子，就是瘧疾，晚上還流鼻血。家中的狀況算是富裕，經營製酒賣酒的生意，有兩位製酒師傅，家裡也請了長工，還有田地種植玉米、小麥、高粱。
白天懸崖邊睡覺，晚上拉繩趕路
我17歲時，本想就讀國民黨的中央軍官學校，和兩個同鄉一起前往成都考軍校，結果在龍泉驛我們三人就被何應欽的25補訓處抓去當兵。因為想回家，我曾逃過兵還有化名但又被抓回，始終回不了家只好就當兵了。當時抗戰已起，兵源不足，到處抓兵。
我是20軍的配給砲連，約在民國30年舊曆年前後，參與了第三次長沙會戰，長官是楊森[2]，軍政部長[3]是何應欽。年輕熱血的我，參加了敢死隊，作戰時身受重傷，幸好交情好的弟兄冒險至戰場，將氣息尚存的我抬了回來，當時敢死隊成員僅倖存二人。
會戰結束後軍隊重新整編，軍政部25補訓處改為陸軍新編30師88團，胡英傑此時升任團長，因此結下緣分。後來改為青年遠征軍，要到印度訓練，還記得規定是「16歲以上30歲以下的出列，如果願意的就加入遠征軍，不願意的就回去原來部隊」。我們便從龍泉驛出發，經四川威遠、貴州畢節到雲南曲靖先等火車，抵達昆明後再等搭飛機。
前往昆明的途中環境很苦，不停有戰機飛過，砸下炸彈。因為日軍不斷轟炸，山路彎彎曲曲，處處是懸崖，加上白天太陽猛烈，所以我們索性白天睡在懸崖邊，晚上再趕路。但是一邊走路一邊打瞌睡，加上懸崖陡峭，夜間行軍視線不明，擔心一個不小心就會掉下懸崖，所以就用吊繩掛在身上拉著走，每個人背後再貼上一張白紙，以便辨識前方有人。
夏季的軍服是棉質的，早已破爛發臭，裡面的棉花都掉出來；滿身都是蝨子，耳朵全是蝨子蛋。我們到曲靖後準備搭火車去昆明，但是光等火車就等了半個多月；到昆明時才換掉軍服，消毒傷口。我是小兵，也不知道為什麼要等這麼久的火車，只能聽從上級指示：等就是了。
在昆明等飛機，吃的是紅米稀飯；因為不適應，很多人都拉肚子。後來從昆明出發，搭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飛虎隊的飛機[4]，到印度汀江（Dinjan）開始受訓，與美軍約3,000名砲兵一同受訓，這時才知道原來就是所謂的「敢死隊」[5]。
中國兵與美國兵的洗澡衝突
當時我大約19歲左右，抵達印度時，天氣很熱，太陽很大，當地人的皮膚很黑，女生穿著鼻環，而當地人看到我們又髒又黑的模樣，也有點排斥。一開始我們還在訓練階段，營房還沒有蓋好，只能住帳篷。帳篷很大，會墊木板，裡面太熱時，我們會把床鋪搬到外面。
在印度訓練了一年多的時間，盟軍只有美軍，大多是黑人，其他都是青年遠征軍。原本的軍服裝備都換成美軍提供的裝備，受訓期間吃的軍糧也都由美軍提供，資源很不錯，有咖啡、牛奶和牛肉罐頭。原本瘦小的我，正值發育成長期，因此長高長壯許多。美軍甚至還配給香菸，美軍和中國兵都有，但中國兵不抽，因此美軍會用1盧比向中國兵買菸。
當時物資分配的代號是BAD（早午晚）餐，由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將軍直接與美方聯絡發給我們。不過中國人往往一餐就將三餐的分量都吃完了，因為中國人吃米飯長大，而美軍是依營養的補給分量來劃分三餐，所以他們實際吃的分量並不多，中國人會覺得不夠飽腹。
美軍的物資裡有一種中國兵喝不到的飲料，還有菠菜罐頭、鳳梨罐頭等多種罐頭。當管理糧食的守衛是黑人的時候，不准中國兵去拿罐頭；但如果是白人，他們就會用手指比「一」，表示我們只能拿一個罐頭。其實多拿美軍也看不出來，但黑人站衛兵時就不要去惹他們，不然他們會哇哇叫。
跟美軍一起生活受訓時，有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天大家一起排隊洗澡，美國兵和中國兵起了衝突。中國人慣於打群架，比較團結，會相互幫忙，就拿起洗臉盆到處打；美國人卻是站在旁邊看，嘴裡說「no！no！」而不出手，只去叫了翻譯官來，這場衝突，因為是美軍歧視中國人，結果以道歉收場。
在印度行軍期間，胡英傑長官將我調到印度蘭姆伽[6]（Ramgarh，在印度東北部）邊營房站衛兵。我觀察每到晚上，中國人、英國人、美國人、印度人大家輪流站衛兵，這時候會比官階，比較大的不用站，但也沒有人偷懶。
當時美軍在當地（印度）辦了通信學校訓練國軍，分為無線電班和有線電班，我是無線電班的。我因為成績優異，在無線電班受訓完畢，被調通信排，分配到三部無線電機。當時只有我可以熟練收發電報，一分鐘收38個字，每三到五個字母組成一字。
吸血螞蝗上身，芒果吃到生病
隨後史迪威將軍前往密支那（Myitkyina）部署，有三個多月都在山區行走，就由我擔任通信兵，負責收發電報的工作。我還記得三個號碼「284」、「179」、「300」，是與美軍聯絡時使用的無線電報機。由於我專責收發電報，一路上都得帶著300型無線電報機，這是一種能地對空、空對地通信，相對來說又比較輕的機型，故而其他工作如背負主機、腳架、天線、白布板等，就由同行的另外三人負責。另外兩款284型、179型的機器不僅特別重，也無法地對空、空對地與美軍聯繫，所以我們沒有攜帶。
我們和日軍打的第一仗是在緬甸雷邦，日軍往喜馬拉雅山撤退，我們在後面追，但我們的傷亡比較嚴重，我也被日軍打傷；第二仗是在丁高，我就曾使用300型的無線電機和美軍聯絡。在前往密支那的路上，我們走野人山左邊附近的一座山駝峰[7]，環境十分險惡，叢林濕熱且充滿水蛭、螞蝗、蚊子，就連水裡面也有前二種生物。被螞蝗刺到身上，不癢也不痛，但血出不來，會腫起來一大包，只好一直拍打，讓螞蝗和血退出來，血流不止。部隊常走散，跟著一起行軍的軍官可以睡行軍床；小兵就只能自己找位置睡覺，兩人一組撐著膠布在頭頂上，腳下很多紅螞蟻，必須把身上整理乾淨，再戴口罩，才睡睡袋。
我們從喜馬拉雅山下來，到達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的時候，聽說有英國傘兵落在對面、被日軍占領的區域。由於伊江水深難以撤退，他們被困住，只得就地紮營。我們為了避開日軍，從另一邊繞路前往支援。在爬山時美軍盟友有槍枝和大砲，中國人的體力畢竟比不上美國人，美軍一直說「come on, let’s go」，催促我們趕快前進。
當時日軍最精銳的部隊共30萬人，占領了位於伊洛瓦底江口的密支那。美軍攻打密支那的策略是「圍點打援」，也就是將密支那圍起來以斷絕日軍的槍砲、糧食等後勤支援。日後中共在東北也用「圍點打援」的策略對付國軍。
在叢林生活的記憶還有很好吃的竹筍，長得比冬瓜還大；我們把米放在竹子裡，加鹽巴用火烤，米吃起來甜甜的，在山上不會餓飯的。野人山一帶還有一種芋頭，旁邊會結很多小小的塊狀根，伙伕拿來煮了吃發現會抽筋，這種芋頭好像是有毒的。另外當地地處熱帶，也有土芒果。還記得當時看到猴子在很高的樹上摘芒果吃，我們摘不到就故意用石頭丟猴子，結果猴子模仿我們用芒果當武器回擊，我們就不費力地在地上撿芒果吃。不過人吃多了芒果會生病，眼睛、皮膚都發黃，得到芒果痧。我們用鋼盔煮東西吃，碰到印度人，熟知此地野外食物的他們，會主動提醒哪些東西可以吃，哪些野食不可亂吃。
民國33年6月29日晚上，我的腿部受傷，送到美軍的野戰醫院療養。傷好時已經是8月，我回到原來的部隊，但是孫立人將軍的第38師已經收復密支那，正在擴充新1軍，同時廖耀湘師長的第22師也改編為新6軍。跟隨局勢變化，我隨著新1軍一起回到了雲南。
注解
[1]一到四年級是初等小學校，五到七年級是高等小學校。
[2]（編注）楊森，四川人，在第三次長沙會戰時任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27集團軍總司令。
[3]軍政部部長相當於國防部長。
[4]其實是美國淘汰下來再整理過的軍機。
[5]（編注）根據吳紹雍提供剪報的資料──1989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所摘錄《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一書的內容，此處「敢死隊」應指「美軍志願敢死隊」（GALAHAD，又名Merrill’s Marauders），現今常見的名稱為「麥瑞爾突擊隊」、「麥瑞爾的打劫者」，簡稱「麥支隊」。
[6]（編注）印度「蘭姆伽」又譯作「蘭伽」、「藍伽」、「藍姆伽」、「拉姆格爾」等。
[7]（編注）此處「駝峰」應指喜馬拉雅山脈東緣的山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