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蘇定遠口述，孫曼蘋、許永耀、汪琪整理[1]
圖／蘇定遠提供
我原名蘇文思，1928年9月6日出生於四川成都井研。曾祖父曾經在四川成都考取科甲，並在廣東潮州當官，於辛亥革命逝世，祖父蘇漢卿之後帶著父親和三叔返回四川居住。
父親蘇柱勛，曾先後任井研縣和溫江縣郵政局長，母親賴惠娟出生於書香世家，家中共有十一名兄弟姊妹，可惜有五人夭折。我小學就讀成都市實驗小學，畢業後入讀成都華陽中學。由於抗日戰爭的緣故，父親的工作隨時調動，家裡因而不斷遷徙，我也經常轉學，直到1944年，我16歲才初中畢業。
1944年，蔣介石委員長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萬軍」的口號，號召全國知識青年從軍，並將這支部隊定名為「青年遠征軍」。我從小就崇拜一些盡忠報國的英雄，如班超、文天祥、岳飛等，決定響應號召從軍報國，父親也支持我去參軍，並將我的名字由蘇文思改成蘇定遠，鼓勵我仿效東漢時的班超投筆從戎，當馬革裹屍還。
1944年秋初，我的體檢及格，獲准入伍。我們這些沒有受過訓的老百姓，連槍都打不來，很快被送到學生軍，通過考試，我被分發到新一軍孫立人部隊學生軍第三隊，有些文化程度較高一點的，就被分到第四隊，接受基本軍事知識和動作訓練，一週後接到通知要派去緬甸。
我們由成都市華洋中心出發，行軍到新津機場趕赴前線。新津機場是美國人幫我們擴建的一個很大的軍用機場。我們經過成都市區時，家家戶戶放鞭炮替我們送行。在城裡大家走得還整齊，一出城隊伍就亂了。我從沒走過夜路，那天從九點多十點，走了整夜約30里山路，我們當中一些年紀輕的，走到都睡著了，有人想了一個辦法，就是用白毛巾把每個人的手連起來，這樣前面帶頭的一動，後面的就醒了。第二天十點鐘到新津機場的時候，大家都很疲勞。
那時的飛機不像現在一般客機有椅子，而是運輸機，坐在機艙兩邊的長凳子上。當時我們沒穿厚重的衣物，飛機升空後氣溫驟然降低、空氣也很稀薄，大家只有擠在一起取暖，一直等到氧氣瓶放開了，我們才感覺舒服了。
那時候滇緬公路被日本人封鎖，飛機要避開日軍的高射砲，必須往喜馬拉雅山區、穿越諸多岔峰飛行。美國的十四航空隊曾經幫我們訓練了很多飛行員，但也被日本高射砲打了很多下來。
飛了約一個多鐘頭後，我們到了相對安全的、靠近印緬交界的一個地方汀江。下機後，我們被告知把衣服和不重要的東西都燒了，我也不知道什麼是重要的，就把衣服脫光。有人身上生瘡，洗完澡，醫衛人員就用黃色的藥往他們的皮膚上抹，然後發給每個人衣服、背包、軍袋（帆布的很大的袋子），內衣內褲等等一大堆。這時候就有很多部隊來接人，哪裡死人需要補充兵員就去哪裡。
我被分發到新一軍38師防毒排。防毒排的主要任務是用衝鋒槍掩護使用火焰噴射器的士兵。日軍依靠地形和森林，建了不少碉堡、交通坑等防禦工事。火焰噴射器有效射程達30米，每次大部隊進攻前，我們都先用烈火摧毀日軍的防禦工事。
叢林裡的蚊蟲很厲害，咬到可能會傳染上瘧疾（四川人叫「打擺子」），所以我們每天早上排隊拿水壺、領一顆奎寧丸；奎寧丸治瘧疾，每天早上要吃一顆防染病。至於飲水，開水是沒有的，水壺裡裝的就是河水加一些消毒藥，有的同學吃不了苦，意志就會動搖。
我們到緬甸的時候，密支那已經收復了，兩邊死亡人數都是兩萬多、接近三萬，日本也是差不多，這些是我看到的、聽到的、有些是長官來跟我們講的，我就把它記起來了。
密支那收復後，我們從八莫繼續前進，穿越雨林，打了約一個多月，一直打到緬甸的南坎，和兩千多公里長的中印公路（中印公路後來改稱史迪威公路，以紀念美國的史迪威將軍），戰事十分慘烈。
1945年約三月份，我們回國了；先到廣東、再轉到廣西南寧，那時戰事還沒有蔓延過去。我們的班（一個排四個班）被派駐防廣西貴縣，有些到玉林，但梧州就不能去了，因梧州經常淹水，連房子都淹了、一片汪洋。
在貴縣時，我們部隊和美國通訊部隊的營區靠在一起，有天晚上聽到「嗶嗶波波、嗶嗶波波」的聲音，卡賓槍跟衝鋒槍打得很厲害，排長就派我們同學裡面年紀大一點的出去打聽，結果他們回來說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了，大家高興得不得了，那時我們才出來一年多。
日本投降後，政府派了新六軍接收上海，廣州市就由新一軍接收。因為怕日本人把重要設備毀壞了，所以我們連天連夜趕路。那時交通不方便，要靠民家的大木船來運防毒排的器械，包括防毒器具和裝載氧氣等氣體的瓶子──這些又長又重的瓶子連我們都拿不動的，廣西女人卻很厲害，她們都可以抬。因為木船載重量大，所以臨時找來四位年紀大一點、力氣好一點的同學，加入划船的陣營。
進廣州市的時候，打頭陣的是我們直屬部隊（13團、14團）的兩個班。那時日本還沒有正式投降，日本軍人端起槍，所有老百姓走他們面前過，都得鞠躬敬禮才讓你走。我們到了廣州，起初是駐防在沙河一個學校裡面，後來轉到沙面，一直到九月份。
第二年內戰爆發，我們被派往東北，於是坐廣九火車到香港，連夜在尖沙咀發裝備。裝備分幾種：軍官的、軍人的、一般的，都有品級的。我們從尖沙咀上船後，因為有波浪，船身擺來擺去，裡面掛的東西也隨著擺來擺去，有些同學身體不大好的受不了、起不了床，比較嚴重的，把吃的東西──甚至連黃水──都吐出來。我身體還好，年輕也不懂，有時候還可以到甲板上去看一下。
走了九天九夜後，我們從塘沽登陸。那陣子蘇聯與共產黨合作，本來我們可以從葫蘆島或大連登陸的，但是共產黨動作快，國府派去接收東北工礦的張莘夫副處長（經濟部東北行營工礦處，負責東北工礦接收事宜），就被蘇聯派人把他殺了。有人說共產黨的部隊一個月消滅了幾百萬日本關東軍，這不是神話嗎？
後來我被調到司令部留守處人事科當文書，跟著司令部一路從瀋陽去四平街。那時候國共兩邊已經打起來了。北方開始化雪，路很糟，所幸我們的裝備好。有一些穿了老百姓衣服、棉襖，看起來不屬於正規軍人的，就死在鐵路兩邊。當地人看到我們都說：「哎呀國軍你們來了呀，好盼望你們來」，北方人對我們是很有情的。他們說蘇聯夥同那些不是正規軍的部隊會強姦婦女，後來女人出來要把臉塗黑，不然就會遭到強暴。
我們從瀋陽、四平街、到吉林後，又往南走撫順、鞍山，到海城，在海城駐紮得比較久。那時國民黨也是不團結；孫立人和杜聿明的戰略跟戰術不一樣。當時孫立人年輕氣盛、又是留美的，但不管怎麼說，杜聿明都是領導，大家應該商量，但是各搞各的，最後戰事就不順利。
我是1947年第三期退伍的，因為部隊規定，凡自願參軍、學生從軍的，時間到就可以退伍，孫立人說話是非常有信用的。在部隊──尤其是在重要的部隊裡面，如果對打仗有經驗的離開，會對戰鬥力有影響，所以李鴻師長、還有參謀長龍國鈞紛紛挽留，最後學生軍決定分期退伍：1947年三月份第一期、六月份第二期、九月份第三期退伍，我就等到九月份。
那時候要是留下來，還可以保送到長春大學；但我學歷不夠，高中都沒有讀，去唸大學要準備，準備還是不行的話，回到內地還是要讀青年中學，但數、理、化──特別是三角、幾何、代數這些科目是高中才普遍有的，我們哪趕得上？
我們離開部隊後打算回成都，途中路過南京，南京國民政府還懷疑我們，叫我們到差館（派出所），在那邊待了一個月。回到家後，我們當中高中畢業的、或是有高中同等學歷的，都進了四川大學，學歷不夠的，就給了一個消防隊防護團的工作。防護團有些人是義務的，我們才十幾歲，社會上什麼事情都不懂，有事得找人幫忙，但這其實是我的工作，自己都不好意思；加上一個月給一斗米，結了婚的養家都養不起，所以很不得意，最後就離開了。後來又重新投入國軍隊伍，至1949年因病請求離職，最後輾轉到香港投靠親友。
後記
1950年，蘇定遠回廣州，透過戰友關係，獲人民政府安排於廣州越秀公安分局工作，一年後因為曾是國軍遭到辭退，被送去開發新疆克拉瑪依油田。在反右等連串政治運動期間，蘇定遠又以曾為國軍的背景，被冠上各種罪名，在新疆烏魯木齊監獄和伊犁農場遭到嚴重傷害，至1963年才獲釋，依靠打散工和體力工作維生。
1981年到香港，在工廠工作至2000年退休。
注解
[1]（編注）蘇定遠先生的訪談由許永耀於2022年5月22日完成，參考資料包括：袁梅芳、呂牧昀編著，《中國遠征軍》，紅出版（青森文化），2015年；〈蘇氏老兵故事〉遠征軍老兵蘇定遠：為國家民族我不後悔，每日頭條，2019年10月14日；〈88歲遠征軍老兵憶戰場：手持衝鋒槍，掩護噴火兵〉，華夏經緯網─人人焦點，2020年12月21日；〈香港抗戰老兵蘇定遠〉抗日戰爭紀念網─肖像與手模，2019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