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權升
教育制度
林玉芬女士的父母親，同樣出生中日戰爭前後，卻因為原生家庭經濟環境的差異，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日治初期，殖民當局為了有效管理台灣社會，引進新式教育制度作為「開化」與「同化」台灣社會的手段，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為了因應日本國內帝國主義思想發展與各地民族自決思潮，1919年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即頒布《台灣教育令》，確立台人教育制度，並在各地廣設公學校。
1920年代，一些台灣社會運動者主張台灣應比照日本國內實施六年義務教育，到了1930年代後期，總督府展開一系列籌備工作，直到1943年義務教育制度正式上路。整體而言，雖然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制度始終存在著差別待遇與隔離問題，但也可注意到從1920年起，學齡孩童的入學率從25%逐漸提升，到了1943年已達66%，1945年更高達80%，就此來看，確實有不少學齡兒童因此有了接受初等教育的機會。[2]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殖民政府為了動員需要，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鼓勵台人說日語、改用日本姓氏、接受神道教信仰等，其中符合官方標準者，又被稱作「國語家庭」，在日常生活中享有實質優惠。[3]或許這就可解釋為何林女士的父親僅接受三年的初等教育，卻深諳日語、且對日本有關的事物深感興趣。
赴中國經商
根據學者許雪姬的研究，日治時期有不少台人或為抵抗日本統治、或基於求學、求職、經商等需要而前往中國（尤其中日戰爭時，日本佔領地區不乏有台人配合軍方或官方需要，前往當地從事各式工作）。透過1940年的《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可以注意到當時有不少台灣人在上海、南京等地從事各種商業活動，例如上海一帶即有林懋烈經營鹽業公司、吳金塗經營海運公司以及林火輪販售皮製用品等。[4]林女士的祖父順應當時潮流，前往中國作生意，最終卻受戰爭波及，被迫中斷事業，留在台灣。
幣制改革
對比上述海外經商及接受教育的經驗，林女士的母親則因出身貧寒家庭，九歲便由林女士的四伯公以五萬元舊台幣將其收養。回顧1946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了取代日治時期通行的「台灣銀行券」，正式授權台灣銀行發行「台幣」。但不久即受國共戰爭影響，政府為了支付軍費開銷，超量印製鈔票。隨著法幣與金圓券相繼崩盤，台幣連帶迅速貶值，島上通貨膨脹嚴重。1949年6月，台灣省政府為了穩定島上經濟，頒布《台灣省幣制改革方案》、《新台幣發行辦法》等相關辦法，最終決議以舊台幣四萬元兌換新台幣一元，並切斷新台幣與大陸各地區貨幣的匯兌活動，這也使得林女士母親的「身價」出現如此戲劇性的轉折。
注解
[1]許雪姬，〈1937-1947年在上海的台灣人〉，《台灣學研究》，13期（新北，2012年6月），頁1-32。
[2]吳文星，〈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與社會流動〉，《台灣文獻》，51：2（南投，2000年6月），頁163-174。
[3]吳密察，〈皇民化政策〉，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714 ，擷取日期：2022年5月28日。
[4]同註一。
延伸閱讀
一、期刊文章
吳文星，〈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與社會流動〉，《台灣文獻》，51：2（南投，2000年6月），頁163-174。
許雪姬，〈1937-1947年在上海的台灣人〉，《台灣學研究》，13期（新北，2012年6月），頁1-32。
二、網路資源
吳密察，〈皇民化政策〉，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714 ，擷取日期：2022年5月28日。
許峰源，〈四萬換一元：新台幣的發行與流通〉，https://www.archives.gov.tw/ALohas/ALohasColumn.aspx?c=1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