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陳猷（1918-2013）先生祖籍江蘇鹽城，當地以產鹽聞名。因緣際會，他的大半生卻貢獻給了台糖公司；不但參與台灣糖業工作，也成為見證台糖輝煌歲月的「台糖人」。在戰亂時代，一生由鹹而甜的轉折充滿險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陳猷剛從高職畢業南京就淪陷了，他既無法參加上海交大的入學考試，也無法前往南京就讀已經考上的藥學院。在顛沛流離中，他向後方轉進，希望能夠找到出路。一九三八年，他終於被同樣逃避戰火而搬遷到貴州的浙江大學錄取。但是一九四○年，就在他即將升三年級的時候，又面臨家中無力資助，而學校貸金未下的困局，幾乎被迫中斷學業。即便後來靠工讀度過難關，大學畢業後成為公務員，後來又如何來台，吃了「糖飯」？這當中靠的是機遇，但有更多先生自己的努力。
《鹹甜一生》是陳猷先生的回憶錄，該書於二○○七年出版[1]，分送親友。我們根據他的女兒陳彬女士節錄及整理的文稿，進一步依據時序與內容，將之分為六篇：第一篇敘述一九三七年以前的童年歲月，第二至四篇敘述求學、立業、成家[2]的過程，第五至六篇敘述自請來台以後的生活。（羅國蓮、汪琪）
文／陳猷撰寫，陳彬、汪琪、羅國蓮編輯
圖／陳彬提供
我家祖居江蘇省鹽城縣上岡鎮草堰口鄉陳家坎，父親上壽下鏡[3]，字鑑湖，母親藍氏。到我，已是第六個孩子。四男、兩女，「家」字排名，我名家驥。讀高小時，有同名在前，上初中後，父親為我改為單名猷。讀浙江大學時，國文教授祝文白老師為我起個字叫「嘉季」，幫助單名有時不易稱謂。
父親曾在南京高師讀過法律，高師即後來中央大學前身。家中除有廣大農地須要照顧外，還有木行一座，因此學業結束後，未入仕途即歸鄉務農。自我記事起，就沒見過木行，想來早就息業，但家中有又寬又大楠木板一批，父親視為至寶。祖父母殯葬時，這批楠木部分做了棺木，其他妥為保管。
水淹海浸，縱有農田七百畝，生活亦難矣！
我們江蘇北部通稱為裡下河十七縣，河道縱橫，土地廣袤，若果每年雨水順調，農漁業生產應不亞於江南太湖流域魚米之鄉。但雨水多時，廣大田園，盡成澤國，連城市亦遭淹沒。乾旱年頭，海水倒灌，農田被鹽水掠過，生產無法恢復，實在是地大而物不博。我家耕地，水田以風車計算，一部風車，自河道內抽水灌溉，大約六十畝地，不過水頭條件較好，生產力高，水尾則較差。旱地以畝計算。我家土地面積，大約水旱各半，水田是六部風車，也就是總面積約七百畝左右。未用放租方式，而係將土地交與農戶耕作，屆收成時，分收產品。我們小時候曾經住在農戶家看收，很是有趣，那都是幾代下來的共同生產關係，看收、烙石灰印不過是完成手續而已。父親終年奔波於各筆土地各戶耕農間，雖不親自下田操作，然與農戶協商種植計劃，調整灌溉排水，土地改良方案等，無不細緻精確。可惜天不從人願，受旱澇蝗害等不可抗力災害，常在十之六七。靠天吃飯，難矣。
蘇北老家的童年歲月
我出世歲餘體弱多病，先母受疫病流行見背，大小差距十一歲的六個兄弟姐妹，頓失生活與管教重心。家中雖有男女幫傭，但父親生活壓力特大，大姐照顧我特多，我又時常鬧病，情況甚差，祖父母就建議父親將我過繼給二伯父母，因為二伯母祗生了兩位姐姐，大我十多歲，沒有再生。他們欣然接受，父親也祗有同意。誰知他們收養我以後，照顧並不週到，健康狀況也未改善，並且得了鼓脹病，腸胃消化不良，常常到處嚷嚷「嗲嗲餓！奶奶餓！」叫個不停。爺爺奶奶捨不得，徵求二伯父母的同意，又由父親把我領回家。當時自己才兩三歲，不記事，常被哥哥姐姐拿這個話題取笑我。尤其後來看我長壯了，說「當時還怕你長不大呢！」
因為我們兄弟姐妹多至六人，所以父親非得尋娶繼室不可，但條件較為複雜，因此延誤甚大，四、五年後才自縣城內物色到王姓母親進門。這對她來講，不能不算是很有勇氣了。繼母是二十七歲進我們家，因為是縣城內出身，對於經營農業知道得很少，在管理田產上幫不了父親多少忙。孩子們雖多，也比較大了，而且大哥、二哥已離家住學校讀書，家中顯得和睦平靜。後來，這位母親，也為我們生了三個妹妹、三個弟弟，又是六位。所以我們家兄弟姐妹共一打。
土匪囂張上門搶劫，長工竟渾然不覺
我們家是標準的農村房舍，所謂前不著村，後不靠店，兒童到了入學年齡必須走到一里以外的後村一所私塾去上學。在我跟隨三哥、二姐到陳壯飛老師的私塾上學時，大哥已到揚州讀中學，二哥也去北邊鄰縣阜寧溝墩上高小了，大姐時讀時輟。有一兩年陳老師停教，我們就由父親自行督教，那要比老師所教嚴格而有效多了。父親不能長期專業任教，於是把我和三哥也送去溝墩小學就讀。溝墩離家雖然祗有十五華里（七公里半）但既要坐車，又要坐輪船，不可能通學而要住校。我祗有七歲，讀二年級，生活上尚不能照顧自己，學校宿舍勉強住了一個學期，三哥又不能完全照顧我，父親考慮必須另行設法要做長遠打算了。
就在我六、七歲時，有個秋天晚飯後，大姐帶著我們三個小弟妹在堂屋東邊桌上做功課，父親和一位耕農在西邊桌上談收成。忽然闖進三個陌生人來，第一個進門後就把門後一枝步槍拿走，原來是土匪。那幾天母親回娘家不在，一個土匪就跑進她房間翻箱倒櫃，並把踏板底下一把手槍取走。父親在他們進門時乘亂自東北屋牆頭翻出去喊救兵了。匪徒們四人，一人在大門外把風，三人是從西屋和堂屋間牆頭翻過，打開後門進來的。父親雖然大聲求救，但是散住的民間沒有防衛力量，喊喊不過是盡人事而已。一個土匪拿著槍，對著那位耕農，把我們四個孩子，小的在前，大的在後，逼著我們排在神櫃之前，嚇得我們不敢吭聲，直求饒命，歷半個多小時，才揚長而去。我們家長工二楞子在他房裡還不知道堂屋裡發生重大搶案哩。事後父親知道兩桿自衛的槍被拿走了，損失了些財物，沒傷人命，也沒綁票，還算幸運。但父親怕三哥和我被綁票，用家裡現成的楠木板，架在南屋東房的屋樑上搭個舖，每晚用梯子爬上去再撤走梯子，早上再接下來。而為了子女安全及教育，這個老家不能住了，民國十六年，舉家遷入縣城。
童子軍大露營讓小土包子大開眼界
父親尤其重視子女教育問題，當時大哥已自省立揚州中學畢業考入國立同濟大學醫學院就讀，二哥則在國立勞動大學就讀。舉家進城後，立刻將大姐、二姐送入女校，三哥和我送入男校不同年級上學。不僅如此，三哥自幼訂婚的管達，大伯父家的二姐家蕙，姑母家的表姐、表弟，也全部邀來住我們家分別進校。當然，這是件大事，維持這樣的一個家，全部靠農產品出售支持，豐年尚可勉強度過，而蘇北水旱災頻仍，家庭經濟情況，不斷衰退，二哥、三哥祗好轉入軍事學校就讀。大姐結婚後停學，二姐改讀上海中德助產學校。我因為在省中就讀，住在家裡，故而開支甚省。父親光忙大哥的開銷，就筋疲力盡了（同濟要讀八年）。
我入縣立第二高小時，參加了童子軍活動，學校番號編為全國第四十七團。團長石崇仁老師，選了一小隊同學共十六人，在民國十九年參加於南京舉行的全國童子軍大露營，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鹽城到南京要坐兩天的輪船，再坐半天火車，來去路程得花五天，費用不小。童軍活動先得受相當長時間的訓練，使每位團員都很熟練各種參加項目，如旗語、結繩、救護、操演等，而營帳、餐飲、臥具、制服等設備均須相當經費。鹽城縣府及學校與團員家庭能完成此舉，實在不易。而我純粹是農村來的小土包子，居然能列身其間，至感光榮。那次一個禮拜活動與比賽，真正開了眼界。近百個團，上萬的人，都祗是中小學校的學生，大家生活在一起，歡樂在一起，競技在一起，舉辦起來，多不簡單！
鄉間城裡那些寬裝大肚婦人的秘密
連年水旱輪流災害，盜賊叢生。我家鄉間住宅，除東屋存放糧食外，其他都係空閑，但南屋仍被匪徒放火全部燒燬。東屋堆滿稻穀豆類，亦被放火焚燒，堂屋未被波及。因家中經濟情況甚差，稻穀未被燒燬部分祗得仍然去殼輾成煙燻後焦米，運回城內家中食用。這是天災人禍帶來的不幸，全家祗有咬緊牙關度過。不過堂姐、表姐、表弟們不能忍受，就個別返家不在我們家寄宿讀書了。民國二十年水災以後，年歲比較順調，政治也比較清明而上軌道，整頓治安為首要任務。縣府及各區公所成立靖鄉團隊，嚴厲緝捕兇殘盜匪送縣府法辦。清鄉工作持續三年方始結束，搶劫火燒我們家的匪徒數名，也在歷次綏靖工作中伏法了。
從我小時記事起，無論住在鄉間，或者以後搬進城內，常見寬裝大肚婦人進出，原來是賣鹽的，我覺得非常奇怪。鹽城縣有伍佑、新興兩個大鹽場，年產海鹽數十萬噸，鹽價很低，每斤不過一兩角左右，每個家庭消費量又不太多。鹽的體積雖不大、但很重，一個婦女能懷多少？而每日長途跋涉，又能賺得了幾文？家中大人們解釋給我聽，說她們賣的是私鹽，祗有晒鹽和銷售的成本。婦人腰纏三十二斤，若一天走三五十里地，跑個二三十家能夠賣完，就有五六元收入，也很不差的呢。鹽有油紙包緊，氣溫、人溫、物溫雖有差異，但不會潮解。祗要不被稅務人員抓住，在各行各業販夫走卒中，比較起來，這行職業不算太差。運河中，江蘇揚州是食鹽集運站，不知有多少富商，歷經多少年代，吃鹽飯。若與那些私鹽販比較起來，他們的財富，實在來得太容易，也太不應該了。
注解
[1]（編注）陳猷，《鹹甜一生～陳猷回憶錄》（台北：陳彬，2007）。
[2]（編注）陳猷先生的夫人任允慧（1918～1996）女士，山東省長山縣人（今屬鄒平縣），曾任經濟部商品檢驗局第一組第二科科長。
[3]（編注）作者提及父親名諱時，加「上」、「下」二字，以示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