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鈕先銘著《還俗記》，中外圖書出版社於民國60年出版。
文／鈕先銘撰寫，李莉珩編輯
圖／廖文瑋翻拍自《還俗記》
那天晚上，我們點着油燈，一同商量着如何回雞鳴寺去。我當然不提我的話，只待二空和我兩人能說服守志師父，讓我能早點渡江歸隊。
「守印那裏走得動那遠的路？現在也沒有洋車。」守志師父在安排一切，他的個性，是願意大家都聽他的。守印師和二空來永清寺的時候，還沒有進入戰况，所以還有洋車可坐，洋車是三輪車的前身。「不走也得走，未必還抬了去？」二空頂着守志師。「我慢慢的試試看，你們扶着我。」守印師想自己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當然是抬了去。」守志師沒有理守印師的詞兒。「要他走，還不是湼槃在路上，最後還是得抬。」「那裏去找轎子？」我倒覺得稀奇了。「轎子？還不就用那把破竹椅子。」「沒有槓子也能抬？」「那還不是現來做。」「誰抬？你也參加？」二空還是不放鬆。「我抬？守印沒那麼大的命！你，老頭，和二覺，換班抬。」「有我？」我倒興奮起來了。
「你不也要去拿通行證麼？」守志師父也將防疫證叫成通行證。「通行證越早拿到越好，越遲一定越麻煩。而且你一個人根本不能去領，出了廟子，你那裏還像個和尚？抬着守印，就是你的護身符。」「那也好，我抬師叔進城，領到了那張證，我再回來。」
「你回來做什麼？就住在鷄鳴寺，鷄鳴寺是大廟，此地是土地堂。」「師父！你不要誤會，我並不在乎大廟和土地堂，我所想的是渡江歸隊，請你老人家不要生氣。」「你才不要誤會呢！既想歸隊，就得上雞鳴寺去。」「爲什麽？從此過八卦洲，或從下關渡浦口，不都比城裏近些。」「師父！我總覺得你是在對我說氣話。」「放心！我比你大了一倍還轉彎，我還生你的氣。你是富貴中人，二十年後，你可以當大將。我絕對留不住你的。」
守志師父就是這樣的一種性格：果斷、勇敢、獨裁，可是有正義感。我極心悅誠服我這位師父，而一生以有這樣一位師父爲光榮。
為去雞鳴寺冒險進城
我（在南京）出家為期共八閱月，從民國26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之日起，迄27年8月11日止，八一三週年紀念的前兩天才回到上海。在這八個月之中，前兩個月是在上元門的永清寺；在雞鳴寺期間，我眞正出過廟門的只有兩次，一次是南京城內打防疫針，這不得不到臨時的衛生處去；另一次便是離寺去滬，逃出淪陷區。
因爲我本是一個假和尚，雖然有一襲僧衣來掩護，可是年齡才廿七歲，正當壯年，又是當兵的出身，怎樣的裝腔作勢，也去不了那糾糾武夫的模樣。在郊外的永清寺也一樣，廟子裏當然一定有和尚，故不易給人看出破綻來，一旦沒有菩薩的掩護，那麼我這個假和尚，一眼就可能被人看穿了。所以我拿定宗旨，不到萬不得已，我絕不出雞鳴寺的廟門。和尚雖假，而菩薩却是眞的。
南京淪陷後，有一段時間，簡直等於是死城，根本沒有活態可述。我忘記了我到底是那一天來到雞鳴寺？可是我留存着一個印像，大概是在陰曆的2月19日的前幾天，係照佛教的俗習，2月19、6月19、和9月19是觀音菩薩的生日。我們回到雞鳴寺不幾天，正恭逢2月19日，在鷄鳴寺來說，應當有一次盛大的道場，可是當時除了我們幾個和尚以外，並無任何的香客來臨，其寂寥的情形，不亞於在永清寺。可是再過了四個月，到陰曆6月19日，居然來了許多居士來進香，我們才意識到南京城開始再甦醒，總算是有了點活氣。在那以前，處于敵騎之下，南京等於是一座死城。
民國34年9月8日，受降的前一天，我隨侍何應欽上將乘坐着「美齡號」飛到南京，那是一架DC-4的座機，當時是最優良而且是最豪華的飛行工具，可是自芷江飛南京却費了四小時。因爲我主管的就是受降幕僚作業，所以在那飛行時的四小時之中，何公上將一一指示我下機後應辦的事情，其中包括着要向敵將岡村寧次大將去下達的一件命令。
「你下機後，就將這道指令送給岡村去。」「是！報告兼總司令。」何公當時是以參謀總長而兼任中國戰區的陸軍總司令官，所以我們都稱他爲兼總司令。我接着說：「部下有點小要求，希望兼總司令能給予批准。」「什麼事？你說說看。」
「我下機後，我想先去一趟雞鳴寺，然後再去送達岡村的命令。」「爲什麼要那樣的急去雞鳴寺？」何公上將笑着問我。他當然對於我曾在雞鳴寺落髮爲僧的經過知道得很清楚，可是卻不知我爲何一下飛機就得先去雞鳴寺不可？
「報告兼總司令，在七年前民國27年8月10日的下午，我離開雞鳴寺的瞬間，我曾向菩薩頂禮許願，說我一旦勝利回京，一定先回到雞鳴寺，所以我請求兼總司令能讓我了這份心願。」
何敬公並不是佛教徒，然對我那「萬死孤城未肯降」的故事，却非常欣賞，所以上將一口就批准了我的請求。
日軍常遊雞鳴寺，日必數起
我們自上元門回到雞鳴寺不久，日軍開來了一些部隊進駐到考試院，兵臨山下，當然令我們感覺到非常的麻煩。可是我們不太恐懼，因爲日軍官兵常來遊寺，日必數起，最多的時候，可能過百，那與在永清寺的情形迥然不同，雞鳴寺的佛像都完美齊整，即使是凶神惡煞的敵軍，一進入到莊嚴佛土，似乎也不敢妄爲，有的甚至於還合十頂禮，所以我們已經司空見慣，不再那樣怕鬼子兵。
我與二空約好，凡是鬼子兵來寺，無論是遊覽，抑或是拜佛，都由我出面來接待。我當然從來沒有說過一句日本話，可是鬼子兵說什麽我都懂，自然比較易於應付。
有一天從考試院來二個日兵，既不是來觀光，也不是來參禪，而是要來拉夫，要和尙去幫點忙，搬點東西。起初連我這懂日語的和尚都被吓唬住了。在永清寺我們有過這經驗，我和老農爲鬼子兵抬過柴，雖然並沒有遭受任何虐待，可是後一兩天便來了一次大灣子的大屠殺，這次莫非又是歷史重演？使我們餘悸猶存。可是奇怪的是，並不要和尙「心焦」些什麼東西抬送到日軍去，而是要和尙去抬東西到寺裏來，實際是要「心焦」些什東西給我們。
經過我和鬼子兵假裝用筆談，才弄清楚，原來是他們發現考試院裏藏了許多的佛經，要我們抬到廟裏來保存。盜亦有道，這倒是出於我們意料之外。
「師兄！不要怕，你跟他們去，我是不出廟門的。」因爲我曾和二空約法三章，凡出廟門的事都歸他去辦。
那時候，雞鳴寺裏除了守印師叔，二空師兄及我以外，二空還在山下別的廟子裏找來了兩位眞和尚，一位法號是道原，另一位是弘道。因爲雞鳴寺比較大，瞎子師叔既不管事，守志師傅又不肯來，光是我和二空，實在照應不過來，所以二空才去找了兩位同道，而道原、弘道兩位大師也樂意來此掛單，因爲山下的廟子反而不如雞鳴寺來得安全。
二空帶着另外兩個和尚以及前來的日本兵，經過了三天的時間，往返了十幾次，才將考試院的藏經，都搬到了雞鳴寺來。搬來的是以日本印的《大藏經》爲主，經我整理之後發覺業已殘缺不全，因爲是日本印的大藏經，所以日軍要我們搬到寺裏來保存。此外還夾雜其他的中文書籍，經史子集，各種的書籍都有一點，而以詩詞最多，像《宋六十一家詞》、《清詞選》，都完整無缺。
那些書此後都成爲我最好的讀物，我對於佛經多少有些知識，都是在那雞鳴寺中所得以進修；自從一出廟門，迄今近三十年，我連想看的一本《釋迦牟尼傳》都只拜讀了一半，世俗所羈，心爲形役，我自也覺得慚惕萬千。
那些經典和善本書，無疑都是前考試院長戴季陶的藏書。除書籍以外，還有許多書法用的紙張，其中有些還貼了小紅紙條子，寫着：『敬求墨寶賜呼某某』等字樣。最值得珍視的是戴公自己用的刻有「孝園書翰」的格子小楷用紙，我曾借用它恭錄過幾部經。
後來在重慶，張恨水爲我寫了本《大江東去》，崔萬秋學長爲我寫了一《第二年代》，關於我的故事，當然就不脛而走，不知何以傳到了戴季陶先生的耳裏，他派了一位姓張的簡任祕書來訪問我，要想看我用「孝園書翰」所恭錄的佛經。
我也曾將在鷄鳴寺所抄寫的經書帶出了一部，可是到滬後就放在上海的家裏，那時上海尚有租界，日軍還有所顧忌，當時覺得比較安全，所以就沒有隨身帶着去武漢。
我本不想到雞鳴寺去，這句話的意義並不是說我歡喜永清寺；而是說我最終的目的，是逃出陷區，既然都是暫時性的，則一動不如一靜。理由也很簡單，永清寺的搜查和大灣子的屠殺，風險都已經過去，在我離開永清寺的當時，已再沒有鬼子兵來騷擾。我所處的環境既已十分的熟悉，當然比較容易應付。雞鳴寺在我是一所陌生的地方，城裏既不比鄉間僻靜，預料駐防的日軍更多，我又何必進城去自投羅網？
要逃出陷區，必先進城
但我非去雞鳴寺不可的理由，第一是守印師叔非常的需要我。我到永清寺去本是一位不速之客。在那腐肉白骨滿疆場的時候，原是不受歡迎的人。可是我狼狽的逃入寺中，要求二空予以收容，二空請示守印師父，馬上就獲得了允諾。這個決定，爲時沒有超過五分鐘。說起來，二空和守印師未免有些過份的草率。敵軍兵臨城下，廟裏的神龕都被阿兵哥拆散了去當渡江工具，大殿上東倒西歪的一大堆散兵，唯一保持着佛門聖地的就算是那一間柴房，豈容兵大爺再行侵入？然而收容我竟是一諾千金，焉能不說是一個奇蹟！在佛學上來說謂之因緣，可是在我看來完全是基於儒學的忠孝仁愛。大家都是軍人出身，所謂同澤同袍的精神，有一股生死與共的潛意識存在。那怕他們已經是方外人，可是敵愾同仇，則此心不泯。
鷄鳴寺畢竟是他們傳統的本山，當然不肯輕易放棄，所以他也聳恿我前去。同時他既認清了我不肯放下屠刀、與世隔絕，那末想逃出陷區，也只有先進城去。
進城的布署，却是煞費周章，在這一點上，倒頗能顯出二空的能耐，也很表現他的機警。他先率同了老農作了一次偵察，馬上在雞鳴籠山下丹鳳街的某寺院中（我已忘了這所寺宇的名稱）找了兩位和尚道原和弘道一同去清掃。他所推測，認爲守志師決不讓我進城，也怕我根本沒有胆量穿過這道日軍的防線，所以他就準備了二名預備隊，以壯其陣容。丹鳳街的某寺院，與永清寺地位相等，同爲雞鳴寺的下院，所以這兩個小廟，都仰止雞鳴寺爲本山。
二空萬沒有想到守志竟能一諾千金，居然放手我同去雞鳴寺！這當然是出於他的望外，爲了我肯一同回雞鳴寺，那麼進城的那一關，則又不得不大費周章了。
守印師既是瞎字，又是年近七十的高齡，當然無法步行。所以我們就用舊籐椅紮了一頂臨時的轎子，由我和二空老農三個人輪流的抬着。我們是由中央門進城的，二空之所以不選定上元門的原因，是因爲中央門是出入南京城的要道，來往的老百姓很多，雖然同樣有日軍駐守在城門口檢查，但因爲出入的人們比較多，反而容易混得過去。
果然不出二空所料，駐守城門的鬼子兵，只注意到瞎子和尚以及那頂轎子，對於我便輕易的放了過去。可是我！却出了一身的冷汗，簡直是等於伍子胥過昭關的模樣。
雞鳴寺在南京防衛戰中是被徵用爲軍用通信中心，但不僅在戰火中毫無所損，即我軍撤退，也僅僅搬走了通信器材，並未加以破壞，所以雞鳴寺是全然保持着它的完整，一經我們四個年輕的和尚加以清理，馬上就恢復了舊觀。
日軍到雞鳴寺求免戰死
我們回雞鳴寺不到兩天，便有來朝山進香的人，可是並不是中國人，仍是鬼子兵，日本是一個偏重於佛教的國家，所以到雞鳴寺來的日軍，倒沒有像在永清寺那樣的橫强霸道。大都是來向佛祖頂禮，以祈求保佑不要戰死。
很多鬼子兵到雞鳴寺打開他們當兵隨身攜帶的「日章旗」，要求和尙在上面加寫幾個字，或者是蓋一顆雞鳴寺的印信。可是因爲我們根本沒有鷄鳴寺的圖章，所以常使他們失望。
我們並無意脅肩諂笑來向日本兵拍馬，可是爲了減少我應付上的麻煩，我覺得這顆雞鳴寺的印信，實在有其必要。「爲什麽我們連一顆印信都沒有？」我問二空。「寺廟也不是衙門，未必還要有關防？」二空頂了我一句。
其實海內外的大廟宇，都是有它的印信，大概是被二空搞丟了，所以他不服氣的頂了我一句，因爲他本是鷄鳴寺的住持，住持便是方丈，等於官廳的首長，那能連印信都丢了去？
「你去找一塊印石來，我來刻一個。」「你也會刻圖章？」二空問我。「我看到書架上有一本《六書通》，那是中國文字變遷的一本說文，只要再有一塊印石和一把修脚刀，我便能試試看。」
修腳刀刻出寺廟印信
在西式的修指工具尚未發達之前，修腳刀幾乎是民間日用品必備之物，所以寺裏也不例外，現在所缺乏的倒是一塊印石，不知到那裏去找？
眞是無巧不成書，居然在亂物堆中，讓我找到了一盒印石。「那有那樣巧的事？」讀者諸公，一定以爲我是在寫空門行脚時，故意來杜撰的。其實我敢指天誓日的發誓，這是一件真事。
所謂一盒一盒的印石，是用一個兩三寸見方的石雕盒子，裏面裝着大小不同由幾塊而拚成見方的一盒印石。我在雞鳴寺亂物堆中找到的就是裝這種印石的石盒子，盒子的蓋和内部的印石都不知去向，只賸了一個石盒子的盒底。可是這個石盒子的盒底卻派上用場。
我平生雖好弄文墨，但是對金石卻完全是外行，「古雞鳴寺」這顆石印，是我平生所刻的第一顆圖章。一個石盒底，一把修腳刀，一套《六書通》，我便完成了這顆印。因爲我對於金石素無研究，儘管有一本六書通可以葫蘆畫樣，可是書法和排列，都不成章法。尤其是一個石盒的盒底，每次取出來蓋印的時候，我都覺得爲之汗顔。儘管對手都是我們的敵人—─鬼子官兵，可是在雞鳴寺的立場來講，以石盒底作印，未免有失尊嚴！所以後來二空到考試院去搬《大藏經》的時候，一併將「孝園書翰」和其他的書畫用紙，及筆墨圖章，一網打盡的都搬到了廟裏來。
手抄《孝經》下面的一顆圖章，便是我爲雞鳴寺刻的第二印，印文是：「金陵勅建古雞鳴寺印」。比較第一顆，我自問是刻得進步多了。當然我是將自己比自己，若談到金石，仍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我一共爲雞鳴寺刻過三顆印，第三顆是用鐘鼎文刻的陰文，雖然我也留了印底，印在手抄孝經的末章上，可惜太小，無法影印放大以承教於方家。
因爲在考試院裏取來了很多的石章，所以有一段時間，石刻就變成我在雞鳴寺中的消遣與嗜好。那些石章是否都是田黃，我當時沒有金石的辨別力，所以我沒有注意到印文究竟是刻的誰的名字，只是磨去原文便派用場而已。
關於刻圖章我還有一段插曲，某天有一位日軍的尉級軍官來到廟裏，看見我正在刻石章，便給了我十元日幣，要我爲他刻一個圖章。我們用筆談了很久，他說明要我刻中井石松四個字。關於字體我曾將六書通取出來任憑他挑選，他選擇了半天，還是莫衷一是。最後他寫了「御勝手」三個字交給我，意思是說隨我的便。既然是隨我便，我就將中井兩字刻成鐘，而拿石松兩個字，用《芥子園畫譜》的初描法，刻了兩個象形。後來他來取印的時候，高興得又加送了我十元日幣，二十元足夠我們和尙們十天的開銷，當然是一筆大收入，可是那塊石頭，也是取之於考試院，到底能值幾許，我自己也無法估計，不知是蝕了本還是賺了錢？我在雞鳴寺總共不到六個月，至少刻過十個圖章。（十之八）
注釋
[1]（編注）〔日〕稻葉正夫編，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