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振洪口述，孫曼蘋、顏士清採訪、整理
我是湖南澧縣人，家裡是三兄弟、三姐妹，我是老三，上面一個哥哥、一個姊姊。
民國26年日本大舉侵華，在中國軍力日漸不支的情況下，政府開始徵兵。當時規定「家有五子出一雙」、「家有三子出一個」，在蔣委員長治理下的地區，一律施行這樣的徵兵制度。但因為人口眾多，這樣的徵兵制度，並不是一次性徵集，而是採抽籤的方式要人。好比一個地區有十家人，各有五子，就先抽籤定下序號，等上頭要人時，按照需要人數依數應徵。
抗戰時由於中國與日本軍力相差懸殊，武器裝備不足，所以上戰場的人死去的很多。隨著戰事發展，政府由沿海往內陸撤退，最後到了重慶。同時，日本又組織傀儡政府，扶持汪精衛，佔據一大部分地方。
日軍進軍重慶的路線有兩條，一條是從廣西、貴州打到四川；一條是從湖南的西部打進去。原本還有第三條，從長江走水路，但因為打不進去，只好往南走這兩條，打到離貴陽120公里的地方。
由於當時聽說前線死的人太多，所以逃兵也多，就我湖南那一村，前面明明還有兩三個沒徵，但都躲到山裡去了。徵不到人，保甲只好用抓的。當年抓兵有兩種，一種是帶著武裝的鄉丁，背著槍、在村子裡四處看，一不小心被抓到，就直接押送到鄉公所，之後再轉到補充團。那時候，湖南澧縣各地有師管區，下面有團，像我當時在的湖南澧縣師管區下有三個團，專門接管自鄉公所抓來的丁，把他們編制成班。所以不管是自願、被抓還是「過買」，也就是有些不怕死收錢頂替人來當兵的都有，可見當時兵役的混亂；這時已經抗戰四年了，政府是不得已。
我是在民國31年陰曆11月30日進入軍隊。我事先就跟保長講，家裡哥哥已經成家，有姪女、姪兒，若要徵兵就是我去，家裡交給我哥。我也跟家裡講好，在家種田我也不會，當兵的事如果跑不了就我去。但那時徵兵已經亂得沒有辦法可以講，所以我哥哥還是被抓到鄉公所去了，家人、嫂嫂一聽說馬上急著找我，我說我去。
那時候鄉下沒有書讀，我11歲才發蒙（啟蒙），讀了不到3個月，老師就說這個孩子不會讀書，學校就不要我了。我一直到15歲時，鄉下臨時成立了許多學校，開發教育，為抗戰而消除文盲，我才開始讀書。徵兵時剛好我六年級畢業，我小學讀了四年，初年級的課讀的稀里嘩啦，真正讀書是後面兩年。
在學校裡的最後一堂課，校長在童子軍課裡就給我寫了張簡單的志願書，讓只有18歲（還未滿國家規定的20歲入伍年齡）、志願代替哥哥入伍的我去報到，把被關押在碉堡的哥哥換出來。我跟哥哥隔著一個碉堡小洞，我在外面，他在裡面，看到彼此的臉，我就只說：「哥哥，我代你去，你放心！」我們兩個從此就再沒講過話，而當時難過得沒有辦法再講，也就只講了這一句。
我在師管區的團裡，待了一個月，等部隊人數到齊（一個團有1000多人），才從湖南走路到昆明，再搭飛機到緬甸臘戌。
當時團長奉命要補充的是第二軍，這一軍其中一部分已經在緬甸作戰，而我們在慈利，還不知道軍隊何時走。過年前一天，我接到命令要去澧縣運米，運米時遇到下大雪，我們鄉下人只有布鞋，打溼了就沒辦法穿，只能打赤腳。從慈利縣走120多公里、中間還要經過一個石門縣。但當我們到澧縣時，上頭卻又叫我們不用運米回去了，因為部隊奉命要出發了。所以在民國32年元月初二，我們就直接從澧縣出發南下。後來才聽說，在元月初一那一天，父親帶了棉被趕到慈利找我，他不知道我去運糧，部隊又告訴他我們要從澧縣出發，他只好帶著被子回去。那次我們父子沒有見到面，我就這樣出來了。我知道父親來看我這件事已經是幾個月後了。
我們從湖南西部經過長沙、廣西、貴州、雲南，再搭飛機到臘戌。當時我們並不是空手走，第一，工兵團要帶炸藥，我們也各自要帶500發子彈一箱。因為彈藥一箱箱的不好帶，只能用棕樹去搓繩子綁彈藥，方便兩個人抬著走，行至長沙株洲改坐火車，這時候大家都還沒有甚麼問題。但上火車後才發現，火車是敞開的、沒有棚，一個連一百多人才分到一個車廂，怎麼坐？大家只好互相疊著，一層層疊上去坐。當時還下大雨，車頂沒有棚，我們也沒有雨衣，這樣一連坐三天三夜，到廣西金城江下火車時，幾十個人已經僵住不會動了。還好每個人都發了棉衣棉褲，還不至於被冷到。
我們從金城江一路走到貴陽，這一段苦到什麼樣子？吃飯，米不夠。帶的米有三分之一是穀子；從我家的澧縣搬運東西走路到長沙時，尤其到臨澧縣這一帶，天天下雨，我們挑米，米袋製作粗糙，一袋米四、五公斤背在肩上，行進中米會向前後兩邊移動，米袋四周縫線就會張開，米粒就都漏掉了。又或是兩包米用繩子從中間綑起來，用人力挑抬，米粒也會向下、或四周垂漏。米漏掉了不會補，那天在臨澧，下雨挑米，我摔了十幾次跤，打著赤腳，走走就是一滑，又摔一跤，米袋子弄得一塌糊塗，到天黑時已經沒有什麼米，都漏光了嘛，米沒了，上頭不會補給你，也沒辦法補給你。
從湖南到貴州貴陽，這一路我三個半月沒洗澡、換衣服，滿身都是蝨子，就沿路抓。我們155個人出發，途中有少數人跑掉、大部分都病死了，到了貴陽只剩51個。到了廣西，即使口渴也千萬不能喝生水，喝下去隔天喉嚨就會感覺很奇怪，一發紅腫起來就不能講話，就沒氣、就憋死了，當時喝這水就死了好多人。
所以今天一提到日本人，我心裡是淌血的。在湖南，他們對湖南人做了些什麼事？我簡單舉個例子，在湘潭時，村莊裡的女人差不多都被強姦過了。有個太太就跟丈夫說，我不要命了，反正我已經被侮辱成這個樣子了，跟著你已經沒意思；她想了個辦法，她家房子很大，日本人住了一個班，一個一個到她那裡去，一去四、五個，日本人喜歡集體強姦，結果她留下遺書，一天殺掉了五個日本人，之後再自己自殺。抗戰勝利之後，這篇遺書被編進一本講述日本在中國殘暴作為的書裡。
到貴陽後我也病倒了，我知道我不行了，就跟班長說我要逃亡，班長自己也身患重病，覺得大家也活不過幾天，便放我走了。因此我和另兩人就潛逃，之後我進到空軍防空學校，一直待到退伍。之所以逃亡後又跑回軍隊，是因為出來後大夥兒經過討論，其中一個之前在越南打仗，打完回到家鄉，又被抓丁到貴陽，來來回回折騰到受不了，所以他就離開，而我跟另一個剛好遇到防校的軍官，他說要帶我們去看看，我們便又進去了。
我們參加的防校，在貴陽是很出名的，當時它總管消極防空、積極防空，隸屬防空委員會，不隸屬軍政部下轄的六軍，因為空軍成立較晚，所以叫做航空委員會，後來再成立防砲部隊，所以又再叫做防空委員會，後再經整編、才完全歸國防部。
防校在當時來講，對付日本空軍，一靠飛機、一靠高射砲，飛機就靠空軍官校、航空委員會，防砲則統轄全國軍防、民防，權限很廣，防校因此很有名。
防空部隊初成立時，並沒有哪個國家來幫忙，只是向國外買高射砲，其中最早的高射炮先從德國、俄國買入，當時有德國顧問、俄國顧問短期授課，教完就走了。
我到防校時，所有老師都已經是中國人。防校之所以在貴陽，是因為原本在浙江的空軍官校，隨著政府一路遷到重慶，為了分散風險，防校便建在離重慶較遠的貴陽，勝利之後再遷到北平（即今北京）。過去防校多在東南、西南，北方較少，勝利後遷往北方，當然是和蘇聯及國共關係有關。為加重北方防空，民國36年開始，防校經三、四個月搬到了北平。
但是沒有想到，國共關係變化很快，所以防校在民國37年又快速遷往台灣。對委員長來說，軍事院校是國家的根，如果根沒了就甚麼都沒了，所以所有軍校一律在民國37年底前遷往台灣。當時所有武力都擺在台灣，對日後台灣國際地位產生重要影響，我覺得政府這步棋走得很對。
防校為什麼來台灣後要設在花蓮？當時大家來到台灣，研究台灣防空問題，認為若台灣有問題，一定會先發生在東部，於是便把防校擺在花蓮。所以其他學校，如兵工學校、化學兵學校、測量學校都來過花蓮，後來才因為花蓮容納量、需求不同而搬走，唯獨留下防空學校。
在防校之外，我還因為職務輪調，空軍總部、官校、松山機場檢查組、空軍機校、空軍通校都待過。我的經歷早期稱為行伍，就是沒有受基礎訓練的兵。在軍隊裡我從二等兵、士官再到中校。早期我修防砲，後來轉為政戰。所以我沒有直接打過仗，當時我在遠征軍的訓練班報名了，但是沒有受訓。就我個人來講，沒有真正參加作戰，我還有點難過。但也因為陰錯陽差，我就待在防校從事教育，被人們稱為唐排副，待到退伍。
至於沒上戰場，是因為之前說過我因為開小差跑掉，後來到防校吐血、拉痢疾，還好遇到同是湖南老鄉的連長，看我滿身蝨子、又瘦，四肢抽搐，估計活不久了，但看在老鄉的份上還是收了我。記得我一直發燒、四肢發抖，講話講不清楚，到感覺快死的時候，我跟個江西同事說，請他幫忙，我死的時候把我埋深點，找個牌子將我的名字寫清晰些，之後再寫信給我父親請他來收屍。後來到醫護所，醫官給我開了藥，沒想到吃了三天竟然好了。後來，再過兩三個禮拜，我又因小感冒再去拿藥，裏頭的醫官還訝異我怎麼還沒有死。於是之後又找我去兩三次，研究我為什麼沒死，後來才發現是給我開了奎寧丸，而到今天那邊治這病的，還在用這種藥。
對我來說，我「死」過兩次，第一次是有個人說我死在貴州，因為行軍過河時，我媽給我買的傘掉在河邊，人們看到，認為我掉進去河裡死了，於是便幫我做了個道場。第二次是共產黨來我家找我，說要找曾經抗戰出去的人，因為我出去了，共產黨便找到家裡來。我跟家人說，對外說我死了，隨後便與家裏斷了聯絡。之後我媽請算命的算，算了九次都說我死了，我媽便又幫我做了次道場，現在想想真是個笑話。
講到打仗，想到都覺得慘烈。記得當年運送傷兵，在貴州黔溪縣時，早上出門看都沒人，一到下午滿街都是湧進來的傷兵。當時民國33年貴陽吃緊，防校就遷到黔溪縣。竇山（應為今竇官村）是面對日軍的前線，傷亡慘重的情景令我印象深刻。
另外，像我們從北平撤退時，防空學校的一個團必須沿著一條溝走，一不小心就會掉下去，這時還怎麼顧及男女間的非分之想，都是你拉著我，我拉著你互相照顧，這樣依著。
後來到了上海，整整一個月都在等在南京開會的校長給我們要不要去台灣的消息，得到命令後才搭登陸艇從花蓮上岸。記得當時船上人所累積的屎尿之厚，深及腳踝，至今記憶深刻。
這樣與家人分離的生活，直到民國77年回去探親，才又看到哥哥姊姊。那時父母已經逝去，見到哥哥嫂嫂時，我視長兄如父，跪下與哥哥擁抱許久。當時哥哥身體也不好，見面後一個月就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