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譯自松本洽盛編著，〈助人與受助，悲喜交織的回憶〉，《昔為日本人．今為台灣人》， 頁114～140。
文／馬芬妹
前言
《昔日本人．今台灣人》作者松本洽盛現定居日本奈良，是日治末期花蓮港出生的灣生。戰後隨雙親回日本時年僅10歲，對於童年在花蓮農村生活的鄉土人情，銘記深刻，念念不忘，中年之後每年回來花蓮尋訪老友，重溫縱谷風土。松本氏表示台日兩國經貿觀光來往頻繁，民間常有互助支持，有切不斷的歷史之「絆」。2011年日本發生311大海嘯複合式災難，台灣民眾踴躍捐款協助復興，是全世界各國的捐款之冠，此舉讓日本全國民眾深刻感動。松本氏有感於台灣保有傳統的善良人情，台灣的力量在民間，非常珍貴，因此決定用自己的方式採訪台灣前輩。該書採訪近20位日治時期出生的高齡長者，訪談紀錄昔時個人成長教育背景，經歷二戰前後的社會動盪，如何渡過的寶貴人生經驗。2018～2019年間年松本氏和其女兒啟子密集來台灣花蓮取材訪問。
本篇「助人與受助，悲喜交織的回憶」，是本人介紹時年89歲的家母楊淑娥，2018年夏末錄音訪談撰寫完成。內容是楊淑娥敘述小學至家政女校的求學生活，及長隨家人移居轉學花蓮港，1945年春畢業後入花蓮港役場就職，面臨空襲未爆彈的驚險，以及轉任瑞穗庄役場時，遇到日本兵對離去前默默留下物資的濃厚人情味往事。
原書作者松本洽盛的編按
楊淑娥，日本名：弘原初枝。1929年（昭和4年）生，桃園大溪人。(作者2018年夏訪問時年齡89歲)。日治時期桃園大溪員樹林公學校畢業，入中壢家政女學校，因雙親轉任花蓮港水尾庄（瑞穗鄉）公學校教職，故轉學花蓮港家政女學校（校址現為花蓮商業高校）。
1944年春畢業，入花蓮港廳役場（公所）就職，未幾因美軍轟炸花蓮，疏散調回花蓮縣水尾庄役場。20歲結婚，丈夫馬慶龍是瑞穗庄出身，東京農業大學畢業。馬慶龍父親馬有岳曾協助日人國田正二開發瑞穗鄉舞鶴咖啡，台灣光復後擔任台灣省農會理事長、省參議員及連任省議員等職聞名。
文／楊淑娥口述，門井啟子整理，廖文瑋中譯，馬芬妹修註，孫曼蘋校訂
圖／馬芬妹提供
鄉下長大 「祖母的小孩」
昭和20年（1945年）8月戰爭結束時，我才16歲，要談論關於日治時代我的記憶，盡是孩童時代和青春時代的事。
我是後來讀了歷史才知道的，那時候的戰爭事件真多啊 ! 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霧社事件、中日戰爭（對日抗戰），還有親身經歷太平洋戰爭的空襲，從頭到尾戰爭都沒有停過。
當時我還小，孩童時代在桃園的鄉下（大溪）悠閒度日。當時雙親兩人是員樹林公學校的老師，阿嬤(祖母)有時會把賣不出去的陳舊糙米拿去養雞或豬，因此小時候並不怎麼愁吃。
我出生在桃園大溪，從小幾乎是阿嬤照顧養大。從公學校畢業時，父親楊朝枝得到阿公(祖父)的同意支持，到花蓮港水尾庄（現在的瑞穗鄉）和友人成立木材加工廠。雙親先一步移居東部，祖父母仍留在桃園看看情況，我也就和阿公阿嬤一起留在桃園生活。
入公學校到家政學校一年級期間，我一直從阿公阿嬤家通學。我總是和阿嬤一起餵雞，幫忙採摘茶葉，阿嬤很疼愛我。
「如何說呢？對了 ! 稱做『祖母的小孩』是吧 ! （笑）。所以我的成長人格的形成，受祖母的影響很大。」
因為學業成績好，所以不會被欺負
台灣人和原住民小孩就讀的是公學校，小學校是專供日本人的小孩就讀。我從公學校畢業後升學的家政學校幾乎都是日本人，班上沒有幾個台灣人子弟。只有成績優秀，能說日語或是家裡有勢力的台灣人子弟才能進入。
在公學校的時候，我學會了日語，成績又很好，總是獲得學校獎勵的易卜生（Ibsen）鉛筆。易卜生鉛筆的筆芯不會折斷，非常好用。一直到畢業都不需要買鉛筆，妹妹也用我留下的鉛筆。
我特別喜歡算數和珠算，成績比別人好，所以我從家政學校畢業就職花蓮港役場的時候就被調去做會計。
公學校六年級畢業，我考上了桃園中壢的家政女學校。若沒考上中學的人要繼續讀兩年的高等科，之後再考，如果還是沒考上就只好放棄去工作了，大多數人都是如此。我成績優秀，考了第一名，這是我比較得意之處。
家政學校也有很多日本人的子弟。我在家政學校首次和日本孩子一起學習，也和日本同學成了朋友。雖然台灣人的小孩有時會被惡意對待，但我卻沒怎麼碰到。因為我認真聽老師講課，又好好學習課業。
然而，喜歡惡作劇的小孩無處不在，曾有那麼一次，不是在主課上，而是在插花課的時候，我們拿了想插的花去請老師指導，結束後就用報纸把生花包捲著帶回去。有一次，我的花被人故意折斷，我就對那個同學生氣說道：「你為什麼要這樣呢？請你恢復原狀——！」但是對方只是訕笑，不打算道歉。我說我要告訴校長，那個同學也只是嘲弄道：「你怎麼可能跟那個可怕的校長告狀？」於是我就說「等明天早上你就知道了」，那個同學才緊張終於道歉。
我也是有個性的人，要是對方說了什麼太過分的話，我不會容忍的，會反詰表示：「你再說一遍試試看——！」
弟弟在花蓮港中學時遭人毆打差點死掉
雖然我在學校沒怎麼受過欺負，但是大弟在花蓮中學讀一年級時，遭受到很嚴重的欺負。我的弟弟成長學習非常優秀，台灣光復後擔任過花蓮縣瑞穗中學、花崗國中、玉里高中以及大漢技術學院的校長，是擁有博士頭銜的教育學者。
日治末期弟弟就讀的花蓮中學，多數是日本人，沒有幾個台灣人。台灣的學生和住家距離很遠，因此大家一起過著宿舍生活。某次，他上完了一天的課先去洗澡。洗完了，正要吃一心念著的晚飯，發現自己的便當卻不見了。不知是誰惡作劇藏了起來，亦或是被吃掉了。就算問周圍的人，大家也都裝著不知一臉茫然。弟弟一時吵鬧起來，高年級生就過來毆打弟弟，出手非常重。弟弟折斷了鼻骨，昏了過去，失去意識。
學校緊急和家裡聯絡，於是父母把他帶回來鄉下，讓他暫時休學。打弟弟的學生在宿舍是行為不良的高年級生，一直是搗亂、幹壞事。被校長訓斥一頓，才肯稍稍道歉。
像這樣搗亂和不良學生隨處可見，可是怎麼能把人欺負毆打到失去意識呢？要是自己餓肚子的時候，期待的便當無緣無故被人拿走了，又是什麼感覺呢？那個時候有一陣子，我心裡很氣恨日本人。
無法忘卻的幕之內便當[1]
在中壢家政學校讀一年級的時候，學校發出家長會的通知，但是我的父母已經遷移到花蓮，沒有辦法出席。
我和老師報告，老師說：「請祖父或者祖母來也可以。」但是祖父母都不會說日語。老師說：「只要來學校坐著就行。」最後，只好請阿公（祖父）去學校出席。阿公不懂日語，沒辦法，只好在家長會上枯坐了好幾個小時。
家長會結束要回來的時候，學校發送了便當。阿公一看發現大家在吃的是從未見過、非常漂亮的「幕之內便當」[2]。
於是阿公忍耐空著肚子帶了便當回來，讓我和祖母三人一起吃。我問阿公：「為什麼你不先吃啊？」阿公說：「因為便當又漂亮又很好吃的樣子，就想和你們一起享用。」
阿公明明餓著肚子，在搭公車回來的路上，一定是在想著美味的幕之內便當，一邊要忍耐著吧 ! 那次的幕之內便當白飯用的是高級的蓬萊米，真的很好吃。
志願服務的我們是護士和士兵的幫手
在中壢家政學校二年級的時候，因為二戰的情況變得更加嚴峻，當時花蓮家政學校才剛成立，父親便將我轉學到花蓮家政學校。我和祖母一起搭乘客貨船，抵達不久前才興建完成的花蓮港，初看花蓮的市街感覺有明亮和華麗的氛圍。
其實，花蓮市區因戰況之故，大半人口疏散到鄉下，糧食採取配給，相當嚴重。花蓮港的象徵地標是美崙山和美崙溪。美崙山坡附近，所到之處都是種著甘蔗和芋頭。這座不高的山上有日本神社，要通過跨越美崙溪很長的吊橋才能登上石階。
在美崙溪邊，每天都可以看到阿美族女子在抓蛤蜊。那時美崙溪的水質很乾淨。蛤蜊用炒或者煮湯才好吃，也很有營養，對肝臟很好。
學校安排校外志願服務，老師帶我們去美崙溪邊洗滌包紮的繃帶。臨近河邊有一座軍醫院，家政學校的學生們每週一次，以志願服務的形式去幫護士們的忙。
我們用河水清洗許多繃帶，鋪到石頭上曬乾，捲成一卷一卷，然後交給護士用蒸鍋消毒再使用。我們也學習用這些繃帶幫忙包紮士兵受傷的手或腳。
醫院分有兩處，一處是治療受傷和疾病的，另一處是給人療養或復健的，因此志願服務活動以醫院居多。無論是洗繃帶、用熨斗、幫助護士，還是協助復健的士兵，都讓我學習受益良多。
有時，我們會給住院的士兵們帶去蒸地瓜慰問。士兵們流著淚說：「好吃，好吃，謝謝你們。」那個時候，醫院裡的食物可能也不太充足了，大概是地瓜讓他們想起故鄉了吧。
花蓮港有軍隊的基地和機場、航空隊，還有特攻隊。因為志願服務我們去過南埔機場兩次。
當時是家政學校三年級，大約是昭和19年（1944年）近年底之時。老師帶著我們走了一個半小時才到達南埔機場。我們的工作是在食堂幫忙做飯糰，我們將醃蘿蔔乾切成細條，用手捏製的飯糰堆積如山，最後每個人也分配了兩個飯糰做為午餐。
當時在花蓮經常可看見士兵行軍，從基地整隊朝向著訓練場行進。列隊行進很整齊漂亮，軍靴踏地發出沙沙的聲響，非常帥氣。我也和同學們一起從窗戶探出頭張望，講一些「從前列或是後排第幾個最帥」的話，嘻嘻哈哈鬧了好一陣。
某次目睹一件令人難過的事。
當時我聽到上空傳來奇怪聲音的時候，抬頭一看遠處有一架飛機搖晃機身就快要掉下，大概是新兵的教練機。瞬間，飛機就墜落了。雖然不知道降落傘到底有沒有打開，感到好可憐，那時真是很心痛哀傷。
國語科中山老師和九州腔日本語
讀花蓮家政學校的時候，我寄宿在屘叔家。叔嬸（屘叔的太太）從事豬肉攤生意。叔嬸很疼愛我，因此我的便當總是有雞肉或豬肉作為配菜。雖然引起朋友羨慕，但我卻不怎麼喜歡，似乎我是太奢侈或太任性了。
叔嬸是個特別爽朗大方的人，我的朋友來玩，她就做肉類食物請大家，讓大家吃得開心，周圍有可憐人，她就送給他們肉和蔬菜。戰爭愈發激烈，食物逐漸緊張，食米和肉類改為配給制，此時日本人也感到生活很困難。
那時，班導師中山老師帶著新婚妻子從日本回來了。不久，老師的太太生產了，但是食物有限都得靠配給，沒有辦法吃到肉和蛋。老師太太沒法獲取足夠營養，產不了母乳，嬰兒很可憐。所以我就拜託嬸婆以及在鄉下養雞的阿嬤，拿了一些豬肉、雞肉和地瓜等送給老師太太進補，中山老師為此非常高興。
在台灣為了讓產婦恢復元氣體力以及順利哺乳，通常坐月子期間調理身體，都會特製麻油雞酒，或是煮製營養高的豬肉料理。雖然從日本來的師母可能不習慣台灣料理口味，但嬸婆卻用對自己女兒一般的口吻對她說：「忍著吃了吧！不吃的話可能就出不了母乳啊！」
師母很歡喜接受享用，也順利產出母乳，並感謝了我們。
擔任國語科（日語）的中山先生，日本語的發音非常清晰，並且是用詞很講究的標準語。老師很疼愛我們，受到了很多關照，我的日語的發音很好是得自中山老師的指導。[3]當時的老師多數是熊本或鹿兒島的九州人，因此地方口音就很重。來東台灣任教職的九州人特別多，所以台灣學生的日語都帶有九州腔。
說到九州腔的日語，有這樣一個故事，是聽我大女兒說的。她以前在國中任教的同事，同事的父親自幼在玉里鎮公學校讀書，台灣光復很多年後，執政當局允許國民海外旅行時，同事的父親和朋友們去日本旅行，也去了九州。在熊本的街頭迷了路，就用日語向當地人問路。對方很熱心指引了路，臨分別道謝時表示是台灣來的，對方很驚訝地說：「欸，你們竟然是從台灣來的？我還以為你們都是熊本人哩！」
同事的父親此時才恍然大悟說：「啊！我們所講的日語竟然和標準日語不一樣啊！」而從小至今和同伴說的都是九州腔的日語（笑）。
焚燒南濱海岸漂來的日本兵遺體
家政學校二、三年級時，聽說花蓮的南濱海岸漂來好多日本兵的遺體。南濱是花蓮港還沒建港前，搭船接駁小船上岸的海灘。
過去，日本人移民來東台灣花蓮的時候，大船拋錨停在外海，移民從大船換乘小船才能登陸至南濱這個地方。
南濱那裡漂來了許多日本兵遺體的消息傳開了。當時，聽說在南台灣海峽（巴士海峽）因美軍宣戰反攻，炸沉了許多日本船舶、戰艦，大概就是那些犧牲者的遺體吧！
從那天起，海灘就禁止進入。屘叔的岳父（稱呼叔公）是市區某地區擔任的保甲，因此被緊急要求收集木柴，到了晚上再用手推車把木柴拉到山腳下佐倉墓地的地方，事後才知道是為了焚燒士兵的遺體。木柴不夠的時候，叔公繼續四處收集，拉車送木柴去兩次乃至三次。
一切都要保密，也不能和家裡人說任何關於焚燒遺體的事。但是焚燒遺體的白煙持續升空了好幾天。[4]
叔公持有整骨漢醫師的資格，未知是否被命令協助檢查或檢視遺體 ﹖為此每晚都半夜才回來。就算回來了，也是不發一言，顯露出一副很嚴肅可怕的面容。我想叔公一定是很辛苦。
我一回想起此件往事，就會浮現被海浪漂流在沙灘遺體的畫面，我想到犧牲生命士兵們無盡的悔恨，以及他們在日本苦苦等待的家人，還不知其生死情況的盼望身影，就覺得很哀傷。
炸彈在眼前落下掉入役場的水池
昭和20年（1945年）4月，我從家政學校畢業，就職於花蓮港廳役場。我因為擅長算術、珠算被安排在財務課工作。[5]
那時，花蓮港的空襲更嚴重了，經常躲空襲。港口和工廠都被轟炸，花蓮港役場也遭到美軍轟炸。某日，突然一顆炸彈掉落入廳役場辦公室前方的圓水池裡，水池近在眼前，所幸是啞彈（未爆彈）。大家都是第一次遇到炸彈，無不驚慌失措。
我父親非常擔心，趕緊交涉說，要是再遇到這種情況就要死人了。後來花蓮港廳就同意把我調任到鄉下瑞穗庄（水尾莊）役場。當時雙親在瑞東公學校教職，住在學校的宿舍裡，因為瑞穗庄被空襲的風險性很高，父親便安排老少疏散住到更鄉下的「打馬煙」（阿美語；漢語：玉苑，今瑞穗鄉瑞北村）的地方。那裡是依著中央山脈的某一小山腳下，父親為我們在那裡買了一間老舊的茅草屋，我和祖父母以及弟妹們在那裏住了將近兩年。
山腳下的田地很少，戰爭到了最後階段糧食都見底了。就算有種稻米，因為田地很少，所以收成只有一點點。而且即使有收穫，基本上都被日本政府強行徵收買走了，被公家徵購都是按最低的公定價格，大家生計很困難，無法存錢，也沒什麼其他收入。
當時有田可種稻米地瓜和養雞養豬的家庭，已經算很好的了。很多家庭白米都很難吃得到，只能吃地瓜或是野菜，甚至地瓜都難以入手。因此戰爭末期和戰爭結束後的頭幾年，是最困苦的時期。
兜售香蕉之緣獲得物質支援
1945年8月15日，日本終於投降。戰爭結束後約兩個月之後，我們和阿公阿嬤走路回去雙親在瑞東國校教職的宿舍看看。雖然沒有了可怕的空襲警報，暫時放下了心，但是依然沒有足夠的食物，心情不安到難以言說。
日本投降之後，民生物質仍然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發生一件弟弟去日本兵營兜售香蕉的機緣，意外獲得到物質的支援。當時我們和阿公仍然住在瑞北村（打馬煙）山腳下，我每天沿著鐵路走路約十餘公里，照常去庄役場上班。
那時候阿公除了種稻米外，還種了各種蔬菜和香蕉。大約十歲和六歲的兩位弟弟，把收穫的香蕉提到附近靜悄悄日本兵營兜售。阿公在各串香蕉寫上一斤X元的價錢，用繩子掛著。弟弟提著小籠子走到兵營的圍牆外喊：「好吃的香蕉來嘍 ! 香蕉 ! 有人要買香蕉嗎？」年幼的弟弟只會這些簡單的日語。即便如此，因為是小孩子前往兜售，所以士兵多少還是會買。
香蕉結果一大串有很多，常常拿去兜售。一段時間下來，弟弟也和士兵們面熟了，士兵們有時還會送一些罐頭或者乾麵包（軍人口糧）。
某天，士兵對弟弟吩咐說：「回去請會說日本語的哥哥或姐姐來一趟。」於是第二天，我出門上班時提早跟著弟弟前去了解。士兵說：「請在住家後院的菜園裡挖一個大洞，過幾天再打開。這件事不要和別人說，夜晚若聽到任何聲音請勿出來……。」依照士兵指示，阿公在後院菜園挖了大洞。某天深夜隱約聽到丟擲物品的聲音。次日一早，阿公和我及弟弟去後院的菜園察看。大洞裡滿滿小包食米、味噌、乾麵包、魚罐頭和金平糖（砂糖固化顆粒飴）。因為是從上面丟進來的，所以散落一地。真是讓人又驚又喜。
我們沒辦法一次拿完，就趕緊再挖一個洞，把散落物資放進去，蓋上草蓆，再用板片遮掩起來。要是被雨淋濕就可惜了。回家後，阿公說：「這麼說來，昨天半夜，我好像聽到後院傳來有什麼東西掉落的聲音。」
隔天，我和弟弟用手推車來搬運。阿嬤和家人都因為意外獲得這批食物，而且數量很多而吃驚。過幾天後，我看見士兵們整隊行軍前往車站。他們要撤離返回日本，往花蓮港方向。我想日本士兵已經知道撤離的日子，所以把吃不完或無法多帶的糧食送給我們。
在當時，我的家庭有十幾口人，只有早上才會有珍貴的白飯，但並不是每天都有。阿嬤做晚餐加了乾麵包煮成菜湯，喝起來非常美味。在糧荒艱困時期意外獲得這些食米和乾麵包，真的是幫了大忙，食米和乾麵包吃了將近兩年。
金平糖被母親收到玻璃瓶當做貴重品。母親是小學教員，熱心教育，原住民生活貧困，要鼓勵孩子們讀書，金平糖正好作為獎勵。大家想要得到金平糖，就好好聽話認真學習。
台灣光復第三年，我轉到紅葉國小擔任教員，紅葉國小鄰近瑞穗溫泉。紅葉國小是原住民部落的學校，學童家裡不僅貧困，衛生習慣較落後，平日不常洗澡、洗頭，頭髮藏有好多虱子。
因為雙親和瑞穗溫泉管理人熟識，於是和對方商量：「在客人較少的時段溫泉大池要換水的時候，讓我帶國小低年級孩子們來洗個澡吧 ! 不把身體洗乾淨很容易得傳染病的。我會準備肥皂和毛巾來。等洗完澡要排放水的時候，我會教孩子們把溫泉大池和澡堂地磚刷洗乾淨。」我的立意想法很好，稍微說明，溫泉的主人便答應了。[6]
日本警察的報恩
台灣在戰爭（日本投降）前後糧食困難之時，雖然發生了很多艱苦或是令人難過的事，但也有很多助人與受助的故事。且不說友人或熟人，台灣人和日本人之間也是沒分別的互相幫助。
這是我丈夫的父親（公公）發生的故事。公公馬有岳在日治中期，曾經幫助國田正二氏開發舞鶴台地，栽種阿拉比卡咖啡和茶樹而聞名。公公熱心地方公益，曾經擔任三屆省議員和做過很多事業。現在瑞穗舞鶴村東昇茶行前庭，有國田正二和馬有岳兩位的石雕紀念碑。[7]
因為公公是地方的名望人物，在戰況嚴峻的昭和19年（1944年）後，公公自家門前總是有日本的低階警察輪流值班，監視公公外出的動向。
其中有名警察來自熊本縣，他的太太懷孕生產了。因為食物配給制之故，沒有辦法吃到足夠的肉類和雞蛋。他擔心母子健康，營養不夠。婆婆知道警察的生活困難，有時會送給他雞肉、豬肉、蛋和蔬菜，讓他太太得到補充。
戰爭結束之後，日本人被遣送回國，大約過15、16年，擔任省議員的公公帶婆婆去日本考察訪問，也去了九州。公公婆婆在熊本縣停留時的時候，大批過去移民花蓮的日本友人和熟識者紛紛來表達歡迎，其中也有警察夫婦。
那位警察對公公說：「在台灣的時候，雖然是出於工作辦事，給您造成了不愉快，非常抱歉。即便如此，您和夫人還送了食物救濟我們窮困的家。那時還在繈褓中的兒子如今也長大了。我一生感激不盡，總想著有朝一日要報恩。可悲的是我現在的生活依然很貧困，沒辦法請您吃飯，也沒辦法送您好土產。現在我在一家澡堂工作，請您無論如何要來我工作的澡堂洗個澡，至少讓我為您搓背服務，希望稍微報答當年的一點恩情。」
聽到這番話，大家都很感動，很喜悅。誠實，不忘恩惠，有心回報，這就是過去的日本人。公公很爽快領受了這名前日本警察的服務，讓對方夫婦心裡感到愉悅。
戰爭結束從日本人變成台灣人
戰爭結束後不久，在瑞穗鄉的日本人陸續搬走了。大約是1947年，父親（楊朝枝）設法購買日本菸農離去後留下的菸樓房屋和田地，位址靠近瑞穗溫泉，是煙作專業區。那些菸樓住房和田地由國民黨政府接收，父親是從「日本財產管理委員會」[8]以貸款方式，和其他桃園大溪來的鄉親互相聯保買下的。
那棟菸樓原主人似乎是日本愛媛縣人，我們搬進去時玄關上方還掛著「小田野」的名牌。當年的煙樓至今已有百年歷史，如今外觀還勉強維持著原狀。烘乾青菸兩層樓高的煙樓，厚瓦屋頂上有一個小型排氣用的太子樓，是屬於「大阪式菸樓」的建物。菸樓和住宅連在一起，內部有幾個和式房間，那個家也是我的娘家。目前娘家晚輩將住家部分整修，以「回甘咖啡書房」為名，當作藝文活動空間。
戰後，我繼續在瑞穗（鄉水尾庄）公所工作，半年後轉調到和菸樓住家較近的紅葉村辦公室，擔任村幹事。日本人離開後，小學的老師不夠，我被校長力邀去當教員。擔任紅葉國小的老師，總算開始了一小段平靜的生活。[9]
現在回首，小時候我一無所知，只覺得悠閒度日，可是一想起少女時代，遭遇空襲這種恐怖經歷、糧食困難時感受到的飢餓、日本人離開後台灣回歸祖國的轉變、二二八事件，以及和大陸時常發生衝突，還有今後台灣自身的道路，一直都在面臨各種難題，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真的是生存在一個憂慮不斷的時代。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爭端，絕對不能發動戰爭。
本來台灣人祖先多數來自大陸，所以說起來大陸是祖國。日本人過去歷史有一部份也是一樣的吧 ! 我認為不能夠背離祖國和祖國的傳統文化。我的想法是國家最高層統治者、最有學問的人，都強烈地想要滿足達成所謂的崇高理想和個人的願望，想要讓自己更具有威嚴，獲取更多力量。但是國家之間這些企圖心越高或民族感情摩擦，一旦相撞，就會引發戰爭。
目前中國大陸的軍方勢力很強，讓人感到威脅，有點危險，台灣局勢雖然很困難，但是無論如何不能發動戰爭，讓老百姓無辜犧牲。現在中國大陸似乎也漸漸展現溫和的部分。
在中國傳統悠久的文化中，有很好的道理如下。「有才能、有知識人的泱泱前輩，對於不具有知識的後輩，要溫和指導或教育，對於不懂的後輩或他人，切勿使用威嚴，也不要任意譏笑。」
注解
[1]幕之內便當是由白飯和多種副食排列組合的盒餐。
[2]前一天看到家政老師指導高年級生製作此批盒餐，原來是為了家長會。
[3]日後經營藝品店時，經常獲得日本客人稱讚日本語很標準。
[4]當時從市區可以看到遠處有白煙，大家都略聞到怪異的味道。
[5]因為雙親都在公學校當老師，日本當時實施皇民化運動，要求所謂的國語(日本語)家庭的公職者，更改日本姓名做為示範和效忠，並以增加月薪五元作為獎勵。父親不得已之下，採用祖先來自大陸漳州弘農的地名，「弘」字加上中「原」成為姓氏。我從學校畢業要進入役場工作，必須使用日本名，因此父親幫我取了「弘原初枝」的日本名，登記在戶籍單位。初枝表示是喜獲初芽成枝，意指長女，台灣光復後大家一一更改回原姓名。
[6]小孩童在洗澡時，我順手將孩童污髒衣服洗乾淨，在樹下晾乾，等澡堂刷洗完畢，衣服也乾了。
[7]因為公公是受人敬重的人物，年輕時苦讀通過考試，擁有土地和法律代書資格。曾經為水尾庄一群蔗農被日本菸作移民拔走蔗作、侵占土地的事件請願。援用「匪徒懲罰令」法條提出訴狀向法院遞狀控告，日本菸作移民最後被判緩刑。之後公公被日本當局以「反母國思想罪」莫須有罪名，無故拘留數個月。是台灣東部農民運動先驅者，光復後曾任台灣省農會理事長數年。
[8]此單位之確切全名應為「臺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https://art.archives.gov.tw/Theme.aspx?MenuID=228
[9]但是沒多久發生二二八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