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昱佑
土地改革
1949年，有鑑於大陸地區土地問題與共產勢力發展的關係，撤退來台的中華民國政府開始施行土地改革，對台灣土地所有權情況造成翻天覆地的衝擊。1945年的戰後初期，台灣農地有高達41%的佃耕地，且地主與佃農之間貧富懸殊，部分地租高達年穫量50-70%[1] ，極不合理。之所以造成這樣的現象，與台灣早期作為移墾社會息息相關。
早在鄭氏政權時代，除了接收荷治王田改為官田、派軍隊屯墾營盤田外，和鄭氏一家交好的文武官吏、士庶之強更可自招佃農開墾，是為「文武官田」，成為台灣最早的一批地主[2]。到了清代，在大量中國移民移墾之下，產生一田多主的「大小租制」，即使日治時期，殖民者藉由以公債補償大租戶權益的方式來廢除大小租制[3]，也只是使台灣土地制度簡單化，並未根本消除土地分配嚴重不均的現象。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陸續於1949、1951與1953年頒布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政策，以避免土地分配不均再次形成共產勢力發展「溫床」，也呼應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理想。前二者使得地主收租的比例遭受限制，佃農也多了領取公有地的選項，但並未衝擊地主土地所有權。關鍵是最後一道政策規定了地主（包括純地主和地主兼自耕農）只得保留其出租耕地3甲，政府則以實物土地債券七成與公營事業（台灣水泥公司、台灣紙業公司、台灣農林公司和台灣工礦公司四家）股票三成補償[4]。學者許介鱗認為，當時許多地主尚不了解現代工商業的經營方式，將所獲得的股權又廉價售出，使土地改革最終對地主階級帶來巨大的衝擊[5] 。
日治時代的漢學教育
1895年日本開始殖民台灣以來，便將教育島民以達成對台「文明開化」視為使命，其中日語文的教育便成為至關重要的一環，同年便成立了「芝山巖學堂」。其後的同化政策與皇民化政策，更使日語文教育不僅僅是「文明開化」的手段，更得為改造台人認同而服務。既然欲改變台人認同，除了推廣日文教育外，廢除漢文教育也是重要的工作項目。
一開始台人並不願意將子女送至日人興辦的公學校，傳統的漢學教育仍然具有相當的競爭力，另外初抵台灣的日本殖民當局在教育方面的預算也十分有限。為了解決上述兩困境，殖民者決定向傳統漢學私塾「妥協」並予以利用，那便是吸收傳統私塾加以改造，除了要求加授日語課程之外，原有的漢文課本必須使用當局頒發的《大日本史略》、《教育勅語》等漢譯本，而部分的公學校也加開漢語課與傳統私塾競爭。這樣的情況一直至1941年才完全終止[6] 。
盟軍轟炸
在二戰時砲彈擦身而過的歷史經歷，與現今為人所熟知「戰爭攻擊應只針對軍事目標」的國際規範格格不入，這是由於這樣的規範直至1949年的《日內瓦四公約》方成熟，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慘痛教訓的結果[7] 。
台灣自1938年始，空中便已出現盟軍的飛機，不過大多為偵查目的，頂多進行局部轟炸，用以威嚇日本當局。但至1944年10月以降，美軍為了支援菲律賓方面的作戰，將台灣本島納入太平洋戰爭的戰略當中，針對機場、港口等軍事目標展開大規模的空襲，至1945年後更對城市中的各項經濟、公共設施進行轟炸，以達破壞日本發展總體戰的目的[8] ，此後日本殖民當局在易受轟炸區推廣設置防空壕、防空洞等設施[9]，所以蘇家才有美軍特別愛打煙囪、以及空襲警報一響就躲防空洞的歷史記憶。
注解
[1]于宗先、王金利，《台灣土地問題：社會問題的根源》（台北：聯經，2001）頁72-73。
[2]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1-3。
[3]黃富山，〈大小租制〉，2009年9月24日，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5040，擷取時間：20220908。
[4]于宗先、王金利，《台灣土地問題：社會問題的根源》，頁74。
[5]鄭懿瀛，〈耕者有其田〉，文化部老照片說故事產業建設老照片，https://cna.moc.gov.tw/home/zh-tw/industry/36335，擷取時間：20220908。
[6]王順隆，〈台湾の植民地時代における「漢文教育」の時代的意義〉，《文学部紀要》12卷2號（埼玉，1999），頁47 – 62。
[7]邱伯浩、張原萱，〈認識武裝衝突法系列．系列一武裝衝突法基本原則〉，台北：《青年日報》，2006年1月17日第6版。
[8]總體戰（total war），由德國軍事將領埃里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提出，是現代戰爭重要的特色，其係指一個國家動員所有能夠運用的資源，摧毀另外一個國家參與戰爭能力的軍事衝突型態。張建俅，〈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Taiwan shi yan jiu》Vol.4 (1)（台北，1999），頁149-196。
[9]戴寶村，〈B29與媽祖：台灣人的戰爭記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2期（臺北：2004.11），頁253-256。
延伸閱讀
一、專書
于宗先、王金利，《台灣土地問題：社會問題的根源》，台北：聯經，2001。
栗原純著，徐國章譯，《日本帝國主義與鴉片 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二、論文
王順隆，〈台湾の植民地時代における「漢文教育」の時代的意義〉，《文学部紀要》12卷2號（埼玉，1999）。（線上資源：https://ssur.cc/rP3uNmdaM ）
張建俅，〈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Taiwan shi yan jiu》Vol.4 (1)（台北，1999）。
戴寶村，〈B29與媽祖：台灣人的戰爭記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2期（臺北：2004.11）。
邱伯浩、張原萱，〈認識武裝衝突法系列．系列一武裝衝突法基本原則〉，台北：《青年日報》，2006年1月17日第6版。
三、線上資源
黃富山，〈大小租制〉，2009年9月24日，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5040。
鄭懿瀛，〈耕者有其田〉，文化部老照片說故事產業建設老照片，https://cna.moc.gov.tw/home/zh-tw/industry/36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