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所著〈抗戰期間日軍在華之細菌作戰：由蘇聯軍事法庭之審判紀錄談起〉之修訂版；原文刊於《近代中國》，第59期（台北，1987.06），頁155-181。
文／姜書益撰寫，汪琪、羅國蓮、廖文瑋編輯
細菌戰紀錄影片
日本皇軍一九四○年在華中寧波地區進行的細菌戰行動，我們亦可經由這些被告在蘇聯軍事法庭之供詞得到証實。根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六日晚庭之審訊紀錄，被告前第731部隊訓練部長西俊英中佐供稱：「我聽說在一九四○年間曾使用過細菌武器去對付過中國，一九四○年八月或是九月，我到北京防疫給水部隊司令部，在那裡，我聽到關於在華中寜波一帶使用過細菌的消息，當我停留在北京防疫給水部的時候，收到一份來自南方防疫給水司令部的文件，我從這份文件得知在寧波一帶使用細菌的訊息。後來北京防疫給水部部長吉村中佐又告訴我，在中國境內使用的鼠疫細菌是從石井部隊那裏運來的。從一九四○年九月或十月間，我的朋友瀨戶少佐從南京來到北京時告訴我，他是剛從華中進行過行動後才回來的。所以我根據三個來源知道皇軍已在華中一帶使用過鼠疫跳蚤之事，第一個來源是瀨戶少佐的話，第二個是吉村中佐的通知，第三個來源就是從南京寄到北京司令部的那份文件。」[2]
根據上述供詞已可証明日軍的罪行，此外，被告川島、尾塚及佐藤均証實第731部隊在「寜波行動」中對華實施細菌戰的情形。供詞所提到的「南京給水部」，亦即前文所言之京「榮」字第1644部隊，至於「北京給水部隊」則無任何詳細資料，「僅知日本帝國陸軍不僅擁有惡魔第731部隊，在華北、華中、華南、南方四個地區，亦有相同性質的細菌部隊，……其慘無人道之行為，與第731部隊不相上下」[3]，又根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六日晚庭審判紀錄，在「奈良部隊」開拔之前，第731部隊細菌生產部製造課長柄澤十三夫少佐，奉命以該課生產的細菌支援該遠征隊，被告柄澤曾就此事進行說明。他供稱：
「第一次遠征是在一九四○年實施的，這是那年下半年的事，我的直屬長官即生產分部長鈴木少佐，吩咐我們生產傷寒病菌70公斤、霍亂病菌50公斤。後來我從鈴木口中得知，這批細菌是專為石井部隊長，率領到中國內地去的特別遠征隊而生產的。準備細菌一事是石井直接給他，我則負責執行此項指令。此外，我也從第二部（即實驗部）人員方面聽到，該部也為石井和遠征隊培養了5公斤染鼠疫病菌的跳蚤[4]以便散佈鼠疫。
一九四○年九月石井將軍帶了部分官佐飛到漢口，同年十二月才返回平房駐地。據那些曾隨同石井到漢口的軍官回來表示，用跳蚤攻擊中國人的行動業已奏效，散播跳蚤的結果，在華中地區已引起黑死病大為流行，並造成無數中國軍民死亡。由於這次實驗是在敵軍的領土內進行的，所以確切戰果無法查明。但當時為了蒐集此次行動效果之情報，特別留下一支由野崎少佐率領之小隊，結果野崎少佐弄到了幾份記載寜波一帶瘟疫流行消息的報紙。報紙上有一篇報導指出，寜波一帶發生了鼠疫流行，接著該報導的記者作出一個正確的結論，說明此次鼠疫的肇事者應該是日本人，因為在寧波一帶發生瘟疫之前，有人親眼目睹數架日本飛機在該地區上空飛過，並擲下過什麼東西。這篇報導我曾親自閱讀過。」[5]
以上是日人在蘇聯軍事法庭有關「寜波行動」之供詞。此外，更有一名美國記者鮑威爾（John W. Powell）則是親眼目睹日軍在寜波進行細菌戰的見證人。一九一九年出生於中國的鮑威爾，其父是一名記者並在上海辦了一份《中國評論》（China weekly Review）週刊，鮑氏後來亦進入新聞界。他指出，一九四○年當日本在華中進行細菌戰行動之際，「當時我正巧在寜波，……日軍進行殘酷的細菌戰結果，致使許多中國人民受到傷害，……對於日軍暴行，我有一股難以形容的憤怒和反感。」
有關日軍「寜波行動」的詳情，被告川島清少將亦指証，一九四一年某日，他因事進入部隊長石井四郎中將的辦公室，看到石井正在閱讀一份中國的醫學雜誌，並將其中一篇他很感興趣的文章中的某句話唸了出來，就是中國醫生稱在上海南面的寜波一帶，最近曾發生強烈的鼠疫（即黑死病）症肆虐，該文特別指出這次鼠疫流行病有點特別稀有的性質，因為這次鼠疫病菌似乎祇為害人類，並非像以往的鼠疫，同時鼠類也會受到感染云云。
石井在評述這篇報告時，得意洋洋地向其部屬指出，這篇文章就証實了他在一九四○年間在華中用飛機撒播鼠疫跳蚤，對中國人民進行細菌戰行動是具有相當成效的。[9]這是被告731部隊總務部長川島清少將，在蘇聯軍事法庭上的供詞。
該部隊另一名頭子北野政次軍醫少將（後升中將）亦曾向被告梶塚証實，一九四○年之「寧波行動」成果令人相當滿意。[10]此外，根據曾於台北警局木柵分局服務的朱鴻生君親向筆者透露，其祖父母即死於此次日本對寧波之細菌戰行動中，當時城中之百姓均認為這一定是日本人之陰謀。
根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庭之審訊紀錄，被告西俊英中佐供稱：「我看過一部說明第731部隊遠征隊，於一九四○年間在華中一帶軍事行動的紀錄影片，該片首先出現在銀幕上的是，將盛有鼠疫跳蚤的器材如何安裝在飛機下方，以及跳蚤撒播器如何安裝在機翼下面之鏡頭，接著是一段旁白解釋，說明這個器材中盛放的是帶有鼠疫病菌之跳蚤。然後有4、5個人登機出發，但究竟是誰就不得而知了。接著是飛機升空，下一段旁白說明是，這架飛機正飛向敵方陣地上空，隨後幾個動作是飛機升降，中國軍隊移動以及中國農村景象，接著自機翼下飄出了一股清煙，旁白立即加以說明，這股清煙就是撒在敵軍頭頂上的鼠疫跳蚤云云。然後就是飛機飛返基地的情形，銀幕上立即打岀『作戰完畢』字樣，跟著就是飛機降落，消毒人員來到機旁消毒的情形，隨後有數人下機，首先是石井將軍，其次是碇常重大佐，其餘的人我就不認識了。嗣後銀幕上出現了『戰果』二字，映出二份中文報紙，以及從這些報紙上譯成日文的消息，即在寧波一帶忽然發生了強烈的鼠疫流行等語。最後在銀幕上出現的鏡頭，是一羣中國醫務與衞生人員，身著醫務人員的白色外套，在鼠疫流行地區進行消毒的情形。」[12]
由被告前第731部隊訓練部長西俊英中佐之供祠，不僅說明一九四○年「寧波行動」，日軍在華進行細菌戰的真實詳情，更說明二戰期間日本軍閥的殘酷罪惡行徑。然而石井四郎和關東軍司令部的頭子們，為了向日本帝國大本營丑表功起見，每當有任何「要人」來視察時，這部罪惡的紀錄影片，便被拿出來反覆放映供訪客觀賞一番。據悉關東軍若干高級官員和參謀人員，如歷任司令官梅津大將、山田大將、日皇堂兄竹田宮（即宮田中佐）、關東軍參謀長笠原幸雄中將、副參謀長綾部（後由松村知勝少將兼任）、軍需處長古野等人，甚至日本陸軍大臣後出任首相的戰犯東條英機大將均曾觀賞過這部充滿罪惡的紀錄影片。[13]此外，關東軍副特務機關長淺岡大佐昭和十七（一九四二）年七月，卻因放映此一對華進行細菌戰影片，給一羣來自日本國內記者觀賞而遭到最嚴厲的處分[14]，因為日軍參謀本部視細菌武器為帝國最高機密，絕不可透露給任何不相干的外人得知。
常德行動
由於日軍一九四○年在寧波一帶對中國進行細菌行動得到相當成功，因此一九四一年夏天，石井部隊遂再派出第二次遠征隊前往中國內地，進行另一次「行動」。領導這次遠征行動是關東軍第731部隊第二部（即細菌作戰部）部長太田澄大佐。此次遠征隊人員除負責散播鼠疫外，日軍參謀本部並指示他們得破壞當時華中的中國軍隊的交通樞紐──湖南常德。故此遠征隊之目標，在使湖南常德一帶造成鼠疫流行，所以這次所謂的「遠征」，有30多名細菌學專家參加，全隊總數達100人，規模相當龐大。
當遠征结束返防後，主持此次「行動」之太田大佐，特別向部隊長石井四郎作過一項簡報，太田報告稱，該遠征隊在常德城與洞庭湖一帶城市上空，撒播了大量染有鼠疫細菌的跳蚤，曾列席此次會議的被告，前第731部隊總務部長川島少將供稱：
「遠征行動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季舉行的，有一天第二部部長太田大佐通知我，近期他將前往華中，隨後便向我道別。過不久他回來時曾向我提到，他們曾在華中洞庭湖附近的常德城一帶，用飛機向中國人投放過鼠疫跳蚤。根據他的說法，就是對中國進行了一次細菌攻擊。後來，太田大佐作過一次報告，當時我也在場。他報告稱，第731部隊派出的遠征隊，曾用飛機在湖南常德一帶施放帶有鼠疫細菌的跳蚤，結果使當地鼠疫流行，有很多人染上鼠疫，但究竟有多少人確診，我並不清楚。」[15]
川島少將並指出第731部隊參加常德行動的「約有四、五十人」，而且「當時採用的是從飛機上撒放鼠疫跳蚤的辦法。」[16]被告柄澤少佐亦証實，「在一九四一年舉行的這次行動中祇使用鼠疫跳蚤」而未用過其他種類病菌。[17]另一被告前關東軍第5軍醫處長佐藤俊二少將亦稱，「我在『榮』字第1644部隊供職時，就曾親耳聽到太田大佐與小野寺中佐說……一九四一年在常德一帶……行動時，使用過細菌武器，並且當時所使用的，都是從飛機上撒放的鼠疫跳蚤。」[18]由於資料限制無法對日軍這次「常德行動」的整個過程作進一步瞭解，僅知「大田與石井都非常稱讚這次遠征的成效，因為當時在常德一帶居民中引起了強烈的鼠疫流行。」[19]
浙贛作戰
日軍對中國進行的第三次，也是最大規模的一次細菌戰攻擊行動是一九四二年夏季發動的，而且又是由關東軍第731部隊頭子石井四郎中將親自主持，參加此次細菌戰行動除石井部隊的細菌專家及軍醫人員外，並且還包括隸屬所謂「支那派遣軍」下的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人員在內。據各被告在蘇聯軍事法庭之供詞可知，日軍在此次「浙贛行動」之部署和準備極為周密。在討論日軍「浙贛行動」對華細菌戰之前，𧫴根據國軍所編纂的《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有關一九四二年日軍之「浙贛作戰」作一說明。
根據日軍之記載指出，一九四二年四月初以來，由於國軍在浙贛一帶進行游擊戰，對日軍造成相當困擾。同月十八日，從美國航空母艦起飛，由美國空軍杜立德（James H. Doolittle）中校率領的的B25轟炸機，首度對東京、大阪進行空襲後飛往中國大陸，「日本帝國大本營據此判斷，爾後美國空軍可能會經常自太平洋基地或航空母艦起飛，空襲日本本土後在中國着陸，或直接由中國大陸基地起飛空襲日本本土。從距離而言，以利用浙江省之飛機場最為有利，故命支那派遣軍停止常德作戰，而先行攻佔浙江省方面各機場。」因此，一九四二年夏季「浙贛作戰」之目的，「主要在擊破浙江省方面的中國軍隊，覆滅其主要空軍基地，使其不能利用該基地空襲日本本土。」[21]但究竟如何徹底「覆滅」該地機場，並「使其不能利用」此等機場，毫無疑問，由各細菌部隊用強烈的「細菌武器」污染浙贛地區地面及飲水，就成為日軍在此次作戰所考慮使用之戰術。
是年五月帝國大本營曾在東京舉行一項秘密會議，關東軍第731部隊頭子石井四郎中將亦奉命前往參加，以為未來徹底「破壞」浙贛一帶而進行研商。
一九四二年夏季的「浙贛作戰」，日方係由所謂之「支那派遣軍」隸下之第十三軍為主，另有包括第十一軍與華北日軍一部所組成，共計步兵40多個大隊為基幹，攻擊發起訂為五月中旬。[22]而此時在浙贛地區，日軍所面對者，主要為由顧祝同將軍主持下的第三戰區之國軍：其中並包括由王鐵漢將軍麾下的第49軍。王鐵漢將軍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關東軍攻擊瀋陽北大營時，奮起抗日之英雄。
日本所謂「支那派遣軍」依據帝國大本營之決定，擬定作戰計劃，「決定以第十三軍主力於五月十四日自杭州方面對中國第三戰區東部展開攻擊，覆滅浙江省的機場根據地；另以第十一軍的一部攻擊第三戰區之西部，以策應第十三軍。」作戰要領是「儘速以主力經紹興─諸暨─金華道，以一部沿杭州─富陽─蘭谿道方面，擊破中國軍隊，略取金華繼再佔領玉山及麗水。依狀況準備相機攻略第三戰區司令部所在地之廣德附近，佔領前述各地區後，在所需期間（預定約一個月）加以確保，如情勢許可則將機場及其他軍事設施及主要交通線徹底破壞，然後回歸原來態勢。關於撤退開始之確定時間及其他詳細事項，依情勢另定之。」日軍大本營根據上述計劃，對所謂「支那派遣軍」特別指示，應佔領「主要航空根據地，為麗水、衢州、玉山附近之中國各機場及附屬設備」，並要求佔領機場各部隊，「應在必定要求之期間加以確保」，且須在各機場及交通線「徹底加以破壞後」，方可返防等語。[23]
根據《八年抗戰之經過》指出，日軍係於民國卅一年五月十五日起，分別由浙東之奉化、上虞等地向我發起攻擊，主力沿浙贛鐵路向西推進。嵊縣、諸暨等地遂相繼陷落，更因金蘭守軍堅決抵抗，日軍竟以毒氣對付我軍。金華、玉山、龍游及衢州亦相繼陷入敵手。[24]此係「浙贛作戰」之前段，此時在衢州外圍為王鐵漢將軍麾下的第49軍等國軍部隊。
一九四二年夏季，日軍「浙贛作戰」整個過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並非其初期在浙贛鐵路沿綫的軍事行動，而是其第二階段「回調作戰」（即撤退作戰之別稱）。根據日方之說法，「日本帝國大本營於七月廿八日令支那派遣軍停止浙江方面之作戰，確保金華附近；同時指示回調時期為八月中旬，及金華附近應確保之地域，宜包括該地附近之重要礦藏資源，且力求節約兵力。」
接獲大本營的指令後，「支那派遣軍」司令部遂「決定回調時間為八月十九日，金華附近之確保地域為富春江以東，迄蘭谿、金華、武義、新昌、奉化以北」。[25]根據日軍紀錄，如此便可充分掌握日軍在「浙贛作戰」第二階段之動向了，但帝國大本營何以會指令「支那派遣軍」撤退，進行所謂的「回調作戰」，當然在日軍作戰紀錄中絕不會提及將對華進行細菌作戰之陰謀，然而根據《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第一卷、上册、插圖18，即「日軍浙贛作戰經過要圖」之右下方，麗水與松陽之間，赫然發現有所謂「奈良支隊」的番號後，就徹底明白日軍「回調作戰」之陰謀何在了，因為第731部隊在進行細菌戰行動時，經常是以東鄉、加茂、奈良部隊等化名以掩人耳目。
《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一書，係民國四十五年二月，由中華民國國防部根據侵華日軍將校之紀錄，翻譯編纂而成。有關日軍「浙贛作戰」暨插圖部分，係根據第十三軍參謀大野英男之筆記與第十一軍阿南大將之筆記而成，[26]應屬可靠。
注解
[1] （編註）此圖見於〈細菌戰疫：國際合作與鼠疫防治〉一文，當中亦說明了抗戰時期，日軍為突破在華軍事僵局，而在中國各地散播鼠疫之事。
[2] 十二月廿六日晚庭審訊紀錄，被告西俊英中佐供詞，「審判材料」，頁300。
[3] 森村誠一原著，邱夢蕾譯，《殘酷的地獄》（遠聲出版社，台北，民國七十一年），頁170-171。
[4] 第731部隊第二部轄有一個專門繁殖跳蚤的田中班，由田中少佐負責。
[5] 《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第四卷，頁43；另見蘇聯軍事法庭起訴書，「審判材料」，頁24-25；另見十二月廿六日晚庭，被告柄澤十三夫少佐供詞，「審判材料」，頁280-281。
[6] （編註）圖二、圖三圖說皆參考〈5000多平方「鼠疫場」被焚 日軍細菌戰寧波1554人罹難〉撰寫。
[7] （編註）見〈市區發現傳染病 衛生院設法防治 衛生指導室在病區掃除消毒〉，《時事公報》，1940年11月2日，第二版，浙江省檔案館。
[8] 森村誠一，《殘酷的地獄》，頁92-93；另見The Bulletin of the Scientists, Oct.1981, pp.45-47。
[9] 十二月廿九日晚庭，蘇聯國家公訴人斯密爾諾夫講詞，「審判材料」，頁477；另見十二月廿五日晚庭審訊紀錄，被告川島清少將供詞，「審判材料」，頁271-272。
[10] 十二月廿七日早庭審訊紀錄，被告梶塚隆二中將供詞，「審判材料」，頁315。
[11] （編註）〈八年血債（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200-00025-015。
[12] 《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第七卷，頁58；另見蘇聯軍事法庭起訴書，「審判材料」，頁300-301。
[13] 十二月廿九日晚庭審訊紀錄，蘇聯國家公訴人斯密爾諾夫講詞，「審判材料」，頁477。
[14] 森村誠一，《惡魔之飽食》，頁133-136。
[15] 十二月廿五日晚庭審訊紀錄，被告川島清少將供詞，「審判材料」，頁269。
[16] 同註15。
[17] 十二月廿六日早庭審訊紀錄，被告柄澤十三夫少佐供詞，「審判材料」，頁282。
[18] 十二月廿七日早庭審訊紀錄，被告佐藤俊二少將供詞，「審判材料」，頁326-327。
[19] 同註13，頁478。
[20] （編註）〈湖南省鼠疫防治〉，《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134223-00001-001。
[21] 詳見《日軍在中國方面之作戰記錄》，第一卷，上册，頁81-82。
[22] 同註21，頁83。
[23] 同註21，頁83。
[24] 何應欽編著，《八年抗戰之經過》，（再版，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九日序。原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陸軍總部出版），頁206-208。
[25] 同註21，頁97。
[26] 同註21，頁99。
[27] 731部隊因首任部隊長石井四郎之名而常被稱為「石井部隊」，也經常化名為「加茂」、「東鄉」或「奈良」部隊。「加茂部隊」的名稱源自於石井的家鄉名，「東鄉部隊」則源自於石井崇拜的偶像東鄉平八郎。
（編註）「奈良部隊」的名稱源自於飯田奈良，他是731部隊的總務部庶務課主任，負責組織了731部隊的遠征隊。參見〈731部隊の「細菌兵器」が原因で、日本軍でも感染症が大流行していた…！〉、中文百科全書「731部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