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蘇福欣口述，張坤成整理
圖／蘇福欣提供
成為地主
我們家族是從泉州或漳州過來的，有可能是跟隨鄭成功一起到台灣的。我家族譜只記錄到曾祖父的媽媽，之前的就沒記載了。我也訪問過鄭成功在大陸的衣冠塚，發現我們族譜記載的老家和鄭成功是同一個地方。
我們家族來得比較早，所以到台灣後，據說是走到哪裡地就畫到哪裡，所以我們家族才會在嘉義鹿草鄉有那麼多的土地，這是我聽老一輩人說的。
我祖父有三兄弟，早期整個家族的農地加起來大概有50甲，可以說整個村子有一半以上的農地是我們家族的，算是大地主。在日據時代我們還有30～40甲，到我懂事後分家了，也還有20甲左右，但後來國民政府施行「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政策，就幾乎被分光了。那時一個自耕農只能保留3甲地，而且只有男丁才能算自耕農，女生是不算自耕農的，所以有些地就分給三位姑丈，我小時候我們家還有8、9甲，其中包含旱地和建地。
有錢人才讀書
那時候鄉下人，家裡有錢的才會送小孩去讀書。我祖父唸過漢學，小時候還會教我們唸三字經。我父親也唸過小學，日據時代有公小學，教的是日文，私塾教的則是漢學，都是自己私下去唸的，我父親兩者都有唸過。我父親還留有當時的書，包括四書五經，都是手抄的線裝書。
當時女性幾乎都沒機會唸書，除非家境相當好。我媽媽有唸小學，當時已經是日據時代末期，本來她已經超過就學年齡，學校有發通知要我阿姨上學，但阿姨不想去唸，我媽已經十歲了就代替我阿姨去唸小學，十六歲畢業，十八歲就嫁到我家來。以前女兒嫁人沒自主權，全聽父母安排，我媽當時還為此哭了一年。
我們家在阿公時代家境還是不錯的，大地主在銀行存款很多。我父親讀過書，酒量又很好，朋友很多，當過鄉民代表，後來又被指派為保正，就是國民政府時代的村長。可惜父親45歲中風之後，為看病花了不少錢，但是早年我由外地回家，父親還是會給我錢、給我人蔘補身，那時候人蔘是有錢人才吃得起的。至於母親娘家本來家境不錯，因為家中有人吸鴉片最後敗家了，所以她很討厭人吸菸。
由大地主變小地主
我們家農地很大，以前家裡有僱長工，雖按月給工資，應該不多，但長工小時候就到我們家，包吃住，一方面也省下他家一個人的糧食，這對當時鄉下窮困人家，可以減輕不少負擔；通常長工會一直住到他結婚之後才離開我家。
國民政府來台灣之後，對我們家影響最大的是三七五減租政策，最可悲的是農地分給佃農，說好的土地價值以分期付款方式給地主，可是當時還給地主的錢還是以舊台幣計算，比如說好的當時佃農要給地主舊台幣4萬元，到改成新台幣時還是以舊台幣4萬還錢，但只能換新台幣1元，也就是說當時一塊地給你，最後換回只一斤番薯，貶值得非常嚴重，我媽媽一提到這事就會掉眼淚。
日據時代的統治管理
老一輩的人都很推崇日本教育及治安管理，像有人偷牽牛就會被抓到警察局用針刺手指，當時警察也可以直接進到你家搜查。因為當時有這種高壓式的管理，而且警察權力和威權都很大，所以人民當然怕警察也不敢做壞事，治安當然就好。
子彈在身邊飛過
我家住在嘉義縣鹿草鄉的鄉下村落，祖父和父親都經歷過日據時代以及二戰末期的台灣。老一輩人說在二戰期間，一有美軍的轟炸機飛來時就會發佈空襲警報，大家就會躲到防空洞。我父親說，在野外工作時聽到空襲警報，就要趕快跑進防空洞或就近跳到水溝裡。我們家後院就有一處防空洞，小時候那個防空洞還在，現在已經廢了。
美軍轟炸的目標大都是有煙囪的地方，像糖廠、紙廠等有戰略性指標的建築。轟炸機有時飛得很低，看到人也會機槍掃射，甚至還有人看到子彈就從身邊射過去。
恨、不纏和百忍
台灣早期女生都不受重視，覺得女生沒什麼價值，男丁能做農事，有權分地產，所以地位比較高。我祖母生了三女一男，三個姑姑名字都取得很怪，一個叫蘇恨，意思是很悔恨生了個女的，再來又生了女兒，就取名叫蘇不纏，意思是不想、不喜歡要這個女兒，希望女兒不要再來了，但後來又還是生了女兒，我祖父只能一忍再忍所以取名蘇百忍。
由女兒的名字不但透露出當時祖父的懊惱及無奈，甚至也反映出嬰兒誕生當時他的心境。我父親是獨子，但他的名字叫蘇乱，因為父親出生的時候家裡正在鬧分家，感覺很亂。
祖父的一個弟弟因為住在八掌溪附近，農閒時捕魚為樂，所以子女全部以水生動物命名，像水龜、水鱉、還有水獺，只有一個兒子名叫安邦。我父親念漢學時，老師說既然父親堂哥叫安邦，就幫父親取名定國，「安邦」加「定國」，成就一對好詞。但是父親的身分證名字一直都是簡寫的「乱」。
二二八事件在鄉下
二二八事件時我們鄉下沒受到什麼影響，有的話就是一些知識份子言行觸及當局禁忌而被約談，我聽父親說過下潭國小校長當時有被約談，我父親當時是保正，有出面向警察局說校長是沒問題的，校長就沒事了。當時也有人被約談的人沒有保正或有力人士出面，而被抓走的。後來我父親常向人說，「當時如果不是我出面，那誰誰就會被抓走」。當時保正是由派出所指派的，都是找一些鄉紳出任，這個職位到台灣光復後就被改成村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