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奉悅口述、金玉梅整理
圖／張奉悅提供
我是民國19年生於杭州，爸爸小時候住在杭州附近的小鎮諸暨，後來到了杭州開始開工廠、做生意。爸爸曾經開洗衣店、煤棧，後來開了橡膠工廠，生產雨衣雨鞋等，家裡環境不錯。
我媽媽生了十個小孩，有兩個夭折。抗日戰爭於民國26年爆發，那時我上小學二年級。為了躲避日本人，爸爸帶著全家逃到諸暨老家避難。那時日本人和本地游擊隊已經處處開火，路上很危險。我有一位堂哥被懷疑是游擊隊，就被日本人槍斃了。我們是趁著夜黑風高的晚上偷偷坐船趕到諸暨的。我們走了以後，我們杭州的工廠被日本人炸掉了。在諸暨待了一年，爸爸覺得不能一直待在鄉下，就再帶我們全家去上海。從諸暨出發，還是先坐船到寧波，再坐火車到上海。
大街上公然搶米
到了上海，我們住在安全的法租界，開了一間小商店，賣以前生產的橡膠雨衣雨鞋產品，還做辣油罐頭工廠，日子倒平安順利。只是那時物資很缺乏，以前日本人沒來的時候，什麼米都有，家裡米箱滿滿的，一買就是兩、三石（一石一百斤）。日本人來了以後大家都買不到米。因爸爸的人脈廣（他是上海青幫的一份子），我們家還算買得到米，每天還有一頓米飯可以吃。可是其他人都買不到米，買米的隊伍總是排得好長。那時在上海，公然搶米是很常見的現象，就是當馬路上有運米車停下來時，有人會戳破米袋，大家趕快拿容器去接米，蔚為奇觀。社會很混亂。
體弱多病的媽媽在我十歲時過世了，那時我才知道爸爸在在上海認識了一個女人，而且她已經給爸爸生了兩個孩子了。他們住在日本人統治的虹橋一帶的一棟樓房。因為媽媽過世了，我們孩子眾多需要人照顧，因此爸爸把我們搬去跟那個女人住在一起，想要那個女人照顧我們。那時我大姊已經上大學了，哥哥姊姊們哪會接納這個女人！我們這些小孩天天跟她鬧得不可開交。這樣過了一年，不得已爸爸只好把那棟房子送給她，又帶我們回法租界住。大的哥哥姊姊們去住校了，三姊留下來照顧我們這些弟弟妹妹。這樣過了一年又再回到杭州的家。
討厭的日文老師
民國31年，我12歲，我們回到被日本人統治的杭州，爸爸的學徒開店幫我們賣我們以前生產的雨衣雨鞋和煤製品。爸爸很痛恨日本人，我們不在杭州的時候，日本人把我們家的紅木傢俱都偷走了。爸爸讓哥哥姊姊們跟著基督教聯合中學往內地去躲避日本人，我們比較小的就留在家裡，鄉下的親戚輪流上杭州來照顧我們。哥哥姊姊們跟著學校慢慢地往內地遷移，路上很不快樂，因為大多時候都在躲日本人的空襲，沒什麼機會上課。
留在杭州的我們這些弟弟妹妹日子也不好過，在學校必須學日文，可能因為心裡排斥，我的日文成績不好。初一的日文老師是日本人，他個子矮矮的，隨身帶個鞭子，每次我們背不出來他就拿鞭子打我們，我們都很討厭他。初二的日文老師是本地人，我覺得他是個地下反日份子，以教書為掩護。他為日本人工作，可說是一個漢奸，可是他常常叫我們不要看不起他，我想他應該有其他重要的工作要做。高中的日文老師是台灣人，帶著圓圓的小眼鏡，看起來很像日本人。我們很喜歡他，因為他不會打人，看到我們考試作弊偷翻書只會笑一笑，給我們放水。在杭州念初中時，課程除了日文，還有國文、數學、歷史、地理等，其中國文、數學也是一定要過關的。
暗殺頻繁的社會
在杭州的日子常令人膽戰心驚，因為暗殺事件層出不窮。偽政府的高官被認為是漢奸，他們幫日本人欺壓中國人，卻享有榮華富貴，讓人們痛恨萬分。所以正義之士組成了刺客組織，專門暗殺作威作福的漢奸。有時漢奸坐著鈴鐺作響的黃包車出門時，就在路上被暗殺了。我有個同學的父親也是漢奸，她們住在一棟很漂亮的法式紅磚洋房，是杭州市第一座西式洋房。這位同學待人很和善，她父親也常常提心吊膽會被暗殺。其實我蠻同情他的，因為他雖然是幫日本人做事，可是聽說他也常在日本人面前為中國同胞說情，並不是十惡不赦。後來他沒被暗殺，可是國民政府接收後他被捕了，我同學和她媽媽下落不明。他家的洋房被國民政府接收，後來又被共產黨接收，現在改建成為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國醫館。
闖進我家找花姑娘的日本兵
我們在杭州的日子也因為日本兵的胡作非為而更加危機四伏。我們家那條街上有幾個日本單位，有日本兵駐守。日本兵晚上喝醉了非常可怕，會闖進我們家找「花姑娘」。有陣子爸爸有些朋友從上海來杭州玩，借住在我們家，包括一對母女。有日本兵看到有姑娘進入我家，他們中有些惡劣的晚上喝醉了會闖進我們家找「花姑娘」，嘴裡還喊著剛學會的中文「性交、性交」，真是太噁心了！還好我家三樓閣樓有一間配電間，爸爸會讓姊姊們都躲在裡面，讓日本兵找不到。那時我也想躲進去，爸爸說我還小，不用躲！還記得那時爸爸有位朋友在家，跟日本兵說姑娘們不在，生氣的日本兵就呼他巴掌，說他明天還要來！
民國34年日本人終於投降了。投降前幾天消息靈通的爸爸就知道了，還跟家門口附近的窮人們說：「要變天了。」還記得那天廣播播出日本天皇致詞，宣布戰敗，許多日本兵在街上立正聆聽。蔣委員長下令以德報怨，不准虐待日本兵，因此杭州的日本兵在撤退前都平安無事。我想他們都很喜歡杭州吧，他們在這裡的日子過得這麼舒服，西湖這麼美，他們回去一定沒有這麼好的居住環境，也不會有好工作。那陣子我在西湖，常看到許多日本兵在西湖發呆，他們實在不想走！最後沒辦法再拖了，只好把帽子摘掉扔進西湖落寞離去！
抗戰勝利後沒多久，爸爸就因癌症過世了。學校老師換了一批人，都是很年輕的杭州大學的大學生。因國民政府積弱不振，貪汙腐敗，他們都對共產黨的改革號召充滿了憧憬，很多都被共產黨吸收了。
我三哥抗戰勝利後和同學一起來到台灣，任職於中國石油公司。後來那位同學被發現是共產黨的間諜，被抓起來了。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在搶人才。我和我先生張烈是在民國37年認識的，他剛從位於筧橋的空軍官校畢業。他有一位教官被共產黨策反了，也想把他吸收過去，但忠黨愛國的他拒絕了。民國38年，我19歲，我們訂婚後就跟著軍隊一起去台灣了。去台灣之前，我三哥的另一個朋友，也是共產黨，還想吸收我幫他做事，我當然也立刻拒絕。不過他一直拜託我，所以到了台灣，我還是應他所託買了一份台灣地圖寄去。後來我驚覺這好像是間諜的行為，就再也不跟他聯繫了。剛來台灣時社會上「匪諜」非常多，也抓得很兇，好在我再也沒有做什麼不該做的事了。
我們家只有我跟三哥來到台灣，其他兄弟姊妹都沒有管道來，還好我有好幾個同學也是嫁給飛官，一起來到台灣。從此以後兩岸分離，家人渺無音訊，再見面已經是四十年以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