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超回憶錄：跨越默片與國、粵、台語片的電影人生（上之二）

吳文超回憶錄全文 

文／吳文超
圖／吳雪雪提供

首次自組公司拍片，影片收入被合夥人獨吞，經一事長一智

民國18年時，我已大致瞭解一部電影拍製的過程及發售版權等種種情況，便邀胖子李少華、閔德張三人籌劃自行拍片，新公司名為黃埔公司，在西藏路租一寫字間，開始籌拍《恐怖之窟》武俠偵探片，商定由三人聯合導演，我擔任執行導演。那時候在上海拍一部影片的成本大約需要5,000元，我們三人各出資1,000元，預算定為4,500元。膠片是一大開銷，我首先與柯達公司的張經理談妥電影膠片貸借條件事宜，並找我的過房爺（上海話的乾爹）祥記洋行買辦作保證人。

片子拍攝順利，但拍完片的收尾工作，因為資金短缺，延誤20天方始出片。我做生意的經驗不夠，加上影片賣座不佳，而該片收入又被李少華獨吞，避不見面，我們落得血本無歸。

首次獨立製片雖然失敗，但我對拍片仍不死心。此時電影界友人陳飛來找我，表示他哥哥陳天要我找查瑞龍拍電影擔任男主角，陳天的太太是名演員梁賽珍。趁這個機會我要求請梁賽珍拍片，並問陳天有沒有現成的故事和劇本，他馬上同意並交給我一個《綠林叛徒》的故事。

以往電影膠片多用英美柯達公司出品，這一次我改用德國最新出的愛客發（AGFA）膠片 ，這種膠片由一家德商呈北顏料行影片部推銷，正好我的同學姚教泳在該行負責。與姚君當面一談膠片貸墊事，呈北行答應貸款800元，轉為借用膠片，馬上談成，殊為快意。

《綠林叛徒》順利完成，在中央大戲院試片，並由該院排片上映。上海發行影片頗負盛名的聯華公司發行部經理吳邦藩君知悉試片受到好評，找我去面談，問我此片製片成本若干，我告約5,200元。他說，幾家戲院老闆要連底片全部買，只出4,600元。我想這個數字根本沒錢賺，我回公司即召集股東商量，有人認為現在中央大戲院檔期已經排定，外埠另外安排上映檔期，似可不必賤價賣出去，也有人要我做主即可。我當時既沒有太多經驗，也不知究竟如何是好，照對方出的價格是虧本的，但是可以一次收入現金，歸還外面的欠債，也不失是一個好方法。

電影的製片與發行均賴有充份的資金做後盾，資金不足是難維持的，而影片上映之賣座與否，更影響製片與發行業務之開展，我第一次與友人合作製片便發生合夥人侵占收入之事件，使我陷入困境；第二次重整旗鼓的製片工作，資金問題又再度帶給我重大困擾，陷入兩難。聯華影業公司在發行上頗具經驗與規模，也感覺到發行困難，為突破瓶頸，找到一向放映洋片的北京大戲院合作。這家戲院是平房，院子不大，約有800多個座位，雙方約定三七分帳，院方收三成，同時另有七家小戲院加入，同時上映，縱令影片賣座不佳，一兩天下片，多少可以有一些片款收入。

克服種種技術問題，由默片進入有聲電影時代

在此同時，電影界已醞釀拍製有聲電影，上海有廠商仿製美國培爾好及密契爾攝影機，但是這種攝影機音量很高，必須用木箱及厚棉襖將機器密密包住，拍戲時方可不致因聲音過大而影響拍片。同時拍攝時，還要使用錄音機、聲片機同步平均轉動，才能進行錄音。獨立製片克難經營，大多沒有能力購買及使用這種攝影機，另一方面，放映有聲電影的戲院也須全部改裝隔音設備及購買有聲放映機，對戲院來說是一項沉重的負擔。

當時明星公司與法商百代唱片公司合作設置了一部用唱片發聲的《歌女紅牡丹》影片，於1931年（民國20年）2月在上海寧波路新光大戲院放映，很賣座，但是技術上的問題還是鬧了不少笑話。明星公司派留學美國回來的洪琛導演去美國買了一套有聲攝影機及錄音機回來，也大費周章的改設片廠隔音設備，但這套機器因經費不足而買用過的舊貨，有很多缺陷。在拍片時要待攝影機與錄音機之馬達同步轉動穩定後，導演不叫開麥拉，而先叫「摩托」後，錄音人員叫「嗨」聲，才能同步拍板，演員開始演出。稍一疏忽就要重拍，因此底片及聲帶片浪費頗多，經多方研究，改進成果不大。

當時錄音是拍片非常重要的一環，從事電影錄音的全是無線電工程師兼任或轉業，上海之錄音製造公司於此時興起。

有天某獨立製片之導演錢凡君送來《海上英雄》劇本，我與錢君商議由我公司股東周夢覺負責修改劇本，掛名編劇，並決定到杭州拍外景。杭州那年開西湖博覽會，是舉世的大新聞，盛況空前。

《海上英雄》在杭州錢塘江中一艘大船上拍片，錢塘江江面遼闊，但是岸邊卻是一片沙灘，大船無法靠岸停泊，只得停在離岸約7、80呎的江上，以一艘7呎長的小船來往接駁。一日黃昏，我坐在小船上指揮拍片，架在岸上的攝影機需要更換底片，底片箱放在大船，小船駛向大船取得底片欲離開時，大船上有一位金寶華小姐是周夢覺在杭州結識來看拍戲的，想隨小船赴岸。她足登白色高跟鞋，站在小船中間橫擋木頭上，船夫將小船撐離大船時，突然一道激浪衝來，船身搖擺，大家一陣驚慌，船身頓時翻覆，四人全落入水裡。我只覺得身體一下子便沉下去，吃了兩三口水，很自然地求生本能，我用力腳踏江底，身體奮力向上，頭剛伸出水面，一陣浪花打來，把我掀推到沙灘。

我踏水走上岸去，先問有無人受傷，不料那位小姐不見了，我叫大家打救，識水性的馬上潛入水中搜救，唯天色已暗，水中搜尋並無結果。派人去清波門派出所報案，寫下筆錄，警員指示次日下午三時再至派出所。金女的母親聞訊趕來，大哭大鬧。周夢覺被金母報案，遭警局扣押。當晚金女溺斃的屍體已尋獲，停放在沙灘。我在一旁私忖，幸虧金女不是公司演員，否則除了巨額賠償金外，說不定還要吃官司。

經此一段意外，已身心俱疲，當晚囑總務姚文彬去上海，將《綠林叛徒》交南京上映，可收200元應急。次日上海忽然來電報，說負責收片款的公司職員捲款潛逃，當時的處境真可說是雪上加霜。回到上海，我整個人如夢幻般懵懵懂懂中睡了兩個星期。很奇怪，睡醒後發覺都沒有人找我。原來我的過房爺幫我解決債務問題，還要我不要放在心上，只當是踏入社會所受到的一次教訓，以後要小心。

拍片從14呎高屋頂跳下受傷

有一天泰國片商鍾伯銘來找我，他表示找我很久，並要為《綠林叛徒》出片，扣除已付定洋500元外，還可付給我700餘元。他並要我拿他的名片去找王元龍，說王拍片正缺人手。

隔天我去拜訪王元龍，他正在拍《三鏢客》，片中缺一角色，找我去演，我立刻答應了。該片在江灣路一座洋房旁空地搭蓋知府衙門外景，王元龍要我由屋頂跳下，我打量高度約十四呎，我已很久沒跳，又是古裝俠客，盜得官印，手持單刀。正在猶豫，攝影師周詩穆老友，比我大十多歲，告訴我說四哥(王元龍)自己拍片，大家幫忙，不要打量了，你再高都跳得過的，沒問題的。我硬著頭皮爬上屋頂，走進屋簷，不料屋瓦未曾粘牢，還沒跳，腳下屋瓦便滑落，我當即從屋頂摔了下來，兩腳未平均落地，受傷倒在地上站不起來。大家都慌了，到街上攔車送我去醫院，卻又攔不到營業車，正好有洋人開車經過，停車扶我上車。

我當時神智清楚，但不能開口說話，車至天通庵療養院，院方不收。再開車到寶山路藍十字會醫院，入內一位劉醫師見我，原是舊識，把脈後，取阿摩尼亞給我聞，我馬上甦醒了。檢查後也沒發現什麼重傷，臉上有血跡是撞到官印造成的。王元龍來看我，帶來一套香雲紗唐裝叫我把戲服換下，知道我沒有受什麼大傷，都很安心，從此兩人成了莫逆之交。

改編話劇劇本《名優之死》為有聲電影《方芸英》

民國24年，英商公平洋行要我導演已在電影界初步發揚開展的有聲電影。公平洋行專營英國進口貨物，並代理杜邦牌的電影膠片，由英國人主持。該洋行與上海跑馬總會執行秘書英人奧爾遜以及美國猶太籍電影攝影師強生合組強生有聲電影公司。由強生擔任經理，美國籍的萊恩任錄音師。該公司已拍過兩套國際紀錄片，包括梅蘭芳的《販馬記》和《麒麟童》。錄影師萊恩初來上海時，即參加過天一第一部出品之《歌場春色》有聲電影片錄音工作，對電影錄音並不陌生。

強生公司已購得舞台劇話劇劇本《名優之死》，交給我改編成有聲電影劇本。這個劇本是左翼作家的作品，我找到陳大悲劇團編劇顧文宗前來助陣，並請他兼演劇中反派主角。話劇《名優之死》原是悲劇，我將之改為悲喜劇，片名也更改為《方芸英》，方芸英是影片中女主角的名字。

強生公司在上海江灣路後面的小馬路上，是一棟有聲電影製片廠，隔音設備的設計甚佳，在片場內錄音，一點都不受片廠門外汽車喇叭聲的影響，片場內除攝影器材錄音機外，還有沖洗底片印製拷貝之設備，當時在上海有這種全套設備的似乎也僅此一家。

抗戰開始，電影人走避四方

當時電影劇本都須經中央黨部宣傳部審查，我選了《年年明月夜》送審，幸運通過。

那時聯華公司出品之《漁光曲》，在新建築的金城大戲院（北京大戲院對面）放映84天，打破明星公司《姐妹花》上映天數的紀錄。《漁光曲》描述漁民困苦情況，主題歌曲傳頌一時，有所謂「捕魚的人兒世世窮」等社會上流傳很久的歌詞。 《年年明月夜》在上海排在金城大戲院上映，生意平平淡淡，沒有虧本。

民國24年，我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租了樓下一層樓，作為我新成立吉星影片公司的辦公室，同時籌備進行拍片，我已選定《野姑娘》劇本為第一部影片。並商定由王仲康（即抗戰勝利後由重慶返回上海之大明星王豪）君加入本片演出。主要演員確定，開始著手製作服裝及道具等等，開拍新片。

吳文超先生作品（1929-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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