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雲裳口述、汪琪整理
圖／李雲裳提供；羅超群攝影，羅廣仁修復典藏
我是1942年出生的，以下是我自己親眼看到、我的經歷。
1940年代，我們家在浙江省舟山群島東端的沈家門經營船廠。沈家門是舟山的第一大城鎮，是全國漁產品的重要批發市場、也是東南沿海漁民的主要集聚之地。抗戰初起時，沈家門的漁行、漁廠與漁棧已經有111家，到抗戰結束後更成長到300家以上。
我們家船廠的名稱現在已經不很清楚。媽媽曾經提到「長興船廠」；但在爸爸留下的「沈家門誌」中有張街道圖，當地和我們家有關的地區，都有註記，「舟山船廠」下也畫了橫線，並註明此即「天益船廠」，因為其他祖產都有類似標註，想來必與我們家有關。復查當地企業介紹「舟山船廠」是舟山最大的修造船廠，而它的前身是「天益船廠」和「長茂船廠」。以上船廠，包括媽媽提到的「長興」都位於興建路港口邊。也許「長興」和「天益」都和我們家有關，只是後來改組合併，再改為現在的「舟山船廠」。媽媽曾提到在漁船秋季大修時節雇用工人多達數百人。秋忙時，家前面的校場，都被船廠借用來打船上用的麻繩。媽媽小時候在一邊跳繩，還曾經頭髮捲進編織麻繩的手搖工具。
船廠之外，我們家還有名為「浙海漁棧」（前名李乾太）的漁業公司。「浙海」除了自己擁有漁船數十艘外，也和個體漁船主簽約，出海前提供資金、資源，即「放行頭」；漁船回港時，買入漁獲並結清帳目。「浙海」與「李乾太」皆位於「泥道頭」臨濱港路，是漁船上下貨、並且是往來朱家尖等地行船停靠的埠頭。地位適中，佔盡地利，因此業務興隆。漁獲除了部分供應本地或加工外，主要是直接賣到上海的漁市場，父親赴上海洽談生意，也常帶著媽媽與弟弟同行。
抗日戰爭開啟之後，鄰近的上海、寧波相繼淪陷，日本軍隊也進了城，但是對我們的生活影響不大；家人避到鄉下，住了兩三個月就回家了，所以民國36年開始亂的時候，也認為不會怎樣，我們家的錢莊、造船廠照常運作，家裡照樣有佣人、奶媽和丫頭。民國39年，舟山群島大撤退，早一年民國38年沈家門大火，很多碼頭附近的房屋付之一炬，父親堅持要重建為兩層樓的房子，分租給有需要的人。那時候我7歲，建材都要用黃金買，我家有造船廠，遠洋漁船一條回來就有80兩黃金收入，帳房只要收錢就好；所以媽媽把保險箱的黃金都拿出來，蓋了168棟兩層樓的房子，到現在我還有共產黨關於產權的判決書。
民國39年初，家裡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們的一位親戚在上海漁市場管理帳務，因此很清楚自家公司豐厚的漁貿業務，民國38年初上海失守前，他回到沈家門提出分產，並委請律師登報公布財產明細以為要脅。在兵荒馬亂之際，不僅轟動一時，也招致縣府某些人眼紅，未久父親就被冠以「擾亂金融」的莫須有罪名被收押軟禁在普陀山。一起被軟禁的還有上海的兩位、以及寧波的兩位富商；連我父親一共五位。當時我們也不懂為什麼突然爸爸就不見了；媽媽透過各方渠道營救不成，後來聽說被關的其他四位一個個都被槍斃，她明白人沒有了錢留著也沒有用，因此決定拿出原本準備逃難的金條，方將父親救回。她總共派了兩個帳房、四個轎夫，挑了共70塊金磚去普陀山，才將爸爸贖出來。
民國38年底，政府還不知道要留舟山群島還是台灣，我家接待了兩千多名軍人（後來知道，實際上他們報了四千多人的糧），由我們負責吃住。我父親也願意，是因為萬一要撤退，我們可以跟著軍隊走。所以民國39年5月15日早上，爸爸被贖出來後，立刻召集家裡所有管家，告訴他們可能這幾天就要離開舟山群島到台灣去了。那時逃日本人也不過幾個月，爸爸認為還會反攻大陸，所以要把管家先安置好，給他們米糧、衣服，包括我父親的手槍都埋在地下，我還看著他們埋，小孩子覺得好玩。不久國軍通知，明天他們就要走了，今天我們就要準備停當，急迫之下我家炒寧波年糕，竟拿紙幣去作柴火燒了！當時小孩子還覺得很新奇，孰不知這錢到台灣是一比三！所以我們都沒有帶紙幣、帶的是袁大頭，總共不過準備了三個月的零用錢。
除了家當，當初我父母親也沒有要帶女兒；只帶兩個兒子傳宗接代，我母親還懷著最小的弟弟。所以第二天家人要逃離舟山，我還跟著奶媽、丫頭玩，後來外婆主張，媽媽要生了，台灣隔著海峽比較遙遠，不如帶兩個女兒去，但是祖母拉著我說，你們誰都可以離開，但是這個小把戲要留給我，我被扯來扯去，心想還是去台灣比較好玩，就這樣我跟著爸媽上了船。
民國39年5月15日，父親以70塊金磚換來自由以後，第二天，我們頂替一位失蹤/陣亡士兵的員額改姓張、上了船。我們離開後，共產黨進城、到處找我父親，因為他是黑五類，他們不相信我們改名換姓、已經跟軍隊走了。
我們一家隨八十七軍上了「昌興輪」。 離開沈家門的時候，我親眼目擊國民政府的軍人沿途拉伕，被拉的孩子最小的才12歲；耳朵聽到的滿街都是哀嚎聲：我的先生呢，我的兒子呢，他才十幾歲怎麼可以拉去呢……船要開的時候，許多人巴著船沿哭喊，一旁軍人拿著刺刀守著，為了避免輪船載客超重，衝上來的人一律用刺刀刺、用腳踹。舟山群島雖然是海島，但是很多舟山人都不會游泳，一個個都掉到水裡淹死了；我那時候才8歲。
船到海峽的時候，戰事正在進行。船上有人發饅頭，我們一家六口拿六個饅頭，躲在船艙的最下面，那時候饅頭都是硬梆梆的，像個球一樣，哪吃得下？底下大家在吐，就這樣一邊吐一邊走，五天四夜之後，最後終於在高雄下了船。
我們一下船，就有高雄中學的學生吹喇叭迎接，一人發一包食物袋，其中有一根甘蔗（那時我們還不知道這是什麼，因為台灣甘蔗是紫色的、大陸的卻是綠色的）、一根香蕉、一個漱口杯的稀飯、加兩片黃色的日本醃蘿蔔。和船上的硬饅頭相比，那稀飯真是天底下最好吃的東西了。
下船後，接我們離開碼頭的是一台牛車。因為我們在台灣無親無故，必須自己設法填飽肚子、找房子，但在高雄的旅館，全部客滿。我們只能在鐵路餐廳吃了晚餐後，搭夜車北上。我們真正過苦日子，是來到台灣以後。因為我父親是沈家門第一任鎮長，沈家門的人到台灣，很多是被拉伕的，逃出來之後吃、住都在我們家，當時我們的房子在上海路（今之台北林森南路），是5兩黃金買的。那時候沒有人買房子，因為大家相信不久要反攻大陸；即便我的老師不喜歡我，我父親也告訴老師說不可以打他的女兒，因為有一天回去，是要把女兒交回給她的祖母的。
那時候的口號是「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隨著時間過去，祖母過世了，「西廂房的小把戲」也已經年過八十；她還在等待。
徵借桅杆之謎與冤屈
民國38年5月，政府向我們的船廠，以每一支當時舟山貨幣一萬元的價格，買了162根船用桅杆，說是作為建設岱山機場使用。說買，卻打了借據，因為政府沒有資金來支付這一筆款項。為取信父親，當時舟山群島的防衛司令官石覺寫了借據，借據上還蓋了政府的官印。
到台灣之後，我們才知道當時台灣的幣值只是早前舟山幣值的三分之一，因此以當時台灣貨幣計算，162支桅杆的價值總共是四百八十多萬元。因為政府一直沒有歸還這筆錢，民國52年9月，強颱葛樂禮把我們在板橋的印染廠全淹了，虧損嚴重，走投無路之下，爸爸向行政院陳情，附上石覺親筆所寫的借據，要求歸還欠款。幾天後，一部廂型車停在門口，把爸爸接走，到傍晚才回來。回來後，爸爸叫我們把家裡進門處蔣中正總統的相片拿下來，然後告訴我們，石覺承認那確實是他所寫的借據，但是行政院要求他將借據原稿交回；要錢？等反攻大陸。爸爸描述說，那些接走他的人，載他在土城看守所外轉了二圈，用意十分明顯。
脅迫之下，父親只得交出借據。可惜的是，我們拍攝的借據的相片，也在颱風中淹沒水中。這筆呆帳沒了證據，就此追討無門。
桅杆用到哪裡去了？
我們一直不很清楚，就是政府「購買」的這批桅杆究竟用到哪裡去了？根據當時國軍的說法，是拿去建岱山機場了。
不過這件事情發生未久的民國38年11月，就發生了大陸淪陷後，國軍兩場重要勝仗之一的「登步島大捷」。由於登步島和國軍佔領的沈家門及朱家尖「近在呎尺」，有沒有可能那162支桅杆，有一部分是被用去做浮橋、以方便由舟山派去的增援部隊迅速搶灘登陸？我們沒有親見，但是這個可能性不是沒有，桅杆的去處，也成為家人心中的謎題。
編按
根據登步島戰役的記載，當時登步島唯一的港口雞冠礁始終在國軍掌控之下，增援的部隊因此得以乘船艦登島、擊敗解放軍。船艦既可入港、部隊直接上岸，推斷似乎沒有需要另外搭建浮橋。
另一方面，根據舟山防衛司令部的說法，桅杆係用於建造岱山機場。岱山機場在舟山島北方30公里的岱山縣，國共內戰期間，岱山機場為重要基地，於民國38年7月正式興建，當時興建機場指揮塔和機棚，曾經徵召定海、岱山地區大量的大木[1]，這些大木確有可能包含了李家船廠的桅杆。民國39年5月，舟山撤退時，岱山機場的設備與跑道也遭到破壞。（汪琪）
注解
[1]參見當時岱山機場營房設計建造工程師韓家余的回憶錄〈我與岱山機場〉和陸海空軍聯誼社——舟山廳總幹事李基光的回憶錄〈烽火中的舟山珍屑〉，分別載於民國69年（1980年）出版的《瀛海同舟》，259頁和28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