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張郁廉，《白雲飛渡：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傳奇》，第120-173、248-256頁，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出版。
文／張郁廉撰寫，滕淑芬編輯
圖／取自《白雲飛渡：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傳奇》
從成都返回離開一年的陪都重慶，已是1943年（民國32年）初秋8月，雖經敵機無數次轟炸，人民生活多苦多難，但山城不屈不撓、巍然屹立。我也為自己學成後能順利重返抗戰崗位，為國家服務，感到自豪。
9月起，我正式加入中央通訊社，被派到總編輯室工作，職位是編譯，總編輯是新聞界聞名的前輩陳博生先生。他畢生獻身於新聞事業，曾任北平《晨報》及《中央日報》社長等職。民國25年，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先生親往北平，聘請陳博生先生為中央社駐東京特派員。陳先生精通日語，對日本政情瞭若指掌。民國26年對日抗戰爆發，他回國擔任中央通訊社總編輯，中央社新聞報導業務全盤由他督導，這也是蕭、陳兩氏為中央社業務發展合作的開始。後來中央通訊社成為世界重視的國際級通訊社，也是蕭、陳兩氏的貢獻所促成。
抗戰勝利，陳博生先生代表中央社，赴日本參加盟軍統帥麥克亞瑟將軍在東京灣的「密蘇里」號軍艦上的受降儀式。民國37年他被新聞界選為立法委員。
在中央社服務的，不少是從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的學長，尤其在總社英文部、編輯部、編譯部及國外各分社。其他各校新聞系畢業生，也以進入中央社工作為最高理想，引為莫大榮耀。在中央社編譯部任主任的李宜培學長（他的太太陳蘭滋也是燕大校友，我的好朋友）告訴我，我進中央社工作的事曾轟動全社，同仁多以先睹「芳容」為快。
抗日戰爭爆發後，設於南京的中央通訊社總社被日機炸毀，中央通訊社按原訂計畫隨著國軍的轉進，逐步向內陸遷移，由南京、武漢、長沙遷到陪都重慶，業務照常進行。不幸的是，1939年（民國28年）5月，位於重慶鐵板街的中央社總社再次遭日機轟炸，兩位同仁被炸死，損失不輕，好在事先有妥善的安排，工作沒有中斷。我於1943年（民國32年）進入中央通訊社時，中央社已在上清寺兩路口購置了一幢傍山建築的四層樓房，非常寬敞，盡夠全社所有部門使用。
這棟大樓位於南區公園頂端，道路循山坡蜿蜒而下，直到嘉陵江畔的南區馬路。由兩路口的馬路可直接進入建築物的二樓，主要的辦公室如英文部、採訪部、編輯部、編譯部等，都分佈在這層樓裡，人眾聲雜，十分熱絡。而攝影、電務、徵集等部門都在下層一樓。社長蕭同茲、總編輯陳博生的辦公室及會客室、會議室等，都在三、四樓，兩路口總社大門對面是一座山坡，社方向有關方面請准，佔用一個可容四五十人辦公的大防空洞，一旦遭遇空襲就把編輯部和電臺搬進洞內，繼續運作，不致影響通訊和接發稿件。其他員工及眷屬跑警報，沿公園路下坡，到重慶著名的燕喜洞去，那是一排龐大的防空洞，可容三四千人。山頂距離洞口六七百公尺，五百磅的炸彈落在山上，洞中人只會感受些微的窒息，但不會受傷害。
我初進中央通訊社時是派在總編輯陳博生辦公室裡工作。總編輯為人嚴肅，不苟言笑，寬闊的房間內只有他和我，兩人往往終日不發一語。我與他的長女陳琬若（她是桂雲在北平女師的同學）早就熟識，所以稱他為陳伯伯，倒覺得他平易近人。在社裡，陳博老上班無定時，自由來去，我的工作也不固定，和在國際宣傳處時的忙碌無法比。這種情形經過一段時間，我仍難以適應，因此，請求借調到其他部門去工作，也借此免除在總編輯室的拘束和不自在。
我曾在總社英文部和編譯部工作過一段時間，兩部的主任王家松和李宜培都是我北平燕京大學的學長，相處十分融洽（雖然他們已移居英、美多年，但直到現在還有聯繫）。我的工作問題順利解決了，但住宿卻成了麻煩，中央社沒有宿舍，我只好暫時借住離中央社不遠的上清寺謝之熙黃靜夫婦家。謝是哈爾濱工業大學的畢業生，會俄語，由資委會借調到軍委會顧問處，成了桂籍的同事。謝被派到前線工作，我就和他太太黃靜一同住在他家。以後我又遷到秦滌清夫婦家，他們有一小房間給我住。秦太太曾是我在國際宣傳處的同事。她當時已辭職，夫婿到蘇聯莫斯科任外交官，她準備隨他前往。我在他們家住到1944年3月，我和桂籍結婚為止。
中央通訊社不是政府機構，但是在國際通訊事業中，聲名顯赫，是我國獨一無二的國際性通訊社，被認為足能代表政府。自1924年（民國13年）4月1日創立，至今天（1993年）已有將近七十年的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時，中央通訊社曾被列為世界五大通訊社之一（其他為：美國美聯社及合眾社、英國路透社和蘇聯塔斯社），中央社當時在國內的分支機構擴展到五十二處，國外二十五處，全社員工近三千人。
中央通訊社初成立時是中央宣傳部所屬的一個小單位，1932年（民國21年）改組，稱為「中央通訊社」，由蕭同茲先生出任第一任社長，自中央黨部遷出，社址設在南京洪武路壽康里，成為獨立經營的事業性新聞機構，自設無線電臺，建立遍及全國的大通訊網。
中央社在抗戰期間及以後雖經數度搬遷，但對全國的新聞廣播未嘗中斷一日。在前線，在國外，在各個戰場，中央社記者非常活躍，非常辛苦，甚至冒生命危險。在後方，在重慶，在各地的分社，情形也一樣。中央通訊社能成為全國新聞事業的主要推動力量，社長蕭同茲先生居功至大。蕭同茲先生是湖南省人，不是學新聞出身，但半生精力貢獻給中央社，一共服務了三十二年。
新聞界認為，假若沒有蕭先生，就不會有成績輝煌的中央社。蕭同茲1932年奉命主持中央社時，貫徹三大方針：工作專業化、業務社會化和經營企業化。將中央社改成獨立機構，延攬人才，增添設備，自設電臺。領導作風是鼓勵、容忍和信任。他善於團結全社同仁，使進入中央社的人都能敬業、樂群、謹守崗位、淡泊自甘，更能相處無間，親如家人，這就是「中央社精神」。他是卓越的創業家，令人心悅誠服的領導者，是中央社全體同仁的畏友和益友。我在中央社工作了六年多（1943年至1949年），假若不是迫於時勢，我和多數同事不會自請遣退，離開中央通訊社。
中央社遷台四十多年來，每逢4月1日的成立紀念日，離職多年的社友們自發參加慶典和聚餐。今年（1993年）適逢母社成立六十九周年，老少社友歡聚一堂，充分表現了「中央社精神」。每個人都感覺到真實的親和力和歸屬感。蕭同茲社長於1973年11月11日謝世，至今已二十年，但感覺上他仍和我們左右相伴，留下了不盡的追思和永恆的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