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趙文心口述，游尚傑主筆，《來自遼河口：趙文心回憶錄》，第101-108、112-123頁，趙文心2021年出版。
文／趙文心口述，游尚傑主筆，羅國蓮編輯
圖／擷取自《來自遼河口：趙文心回憶錄》電子書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未來殘酷的命運考驗，在年輕的我們心中，實在是不曾想像。當時我們一行人穿過中國半壁江山，從華北混亂的戰區來到尚稱安全的首都南京市。見到了在中央任職、威嚴又可靠的舅舅後，頓時覺得天塌下來，也沒什麼大不了。當時大家普遍的心態都還像是暫時避避風頭，等到國軍收復東北失地之後，又可以再重回故鄉、安居樂業。
舅舅帶著我們來到政府機關安排的住所，全單位的公家職員都住在同一棟。據我遙遠的記憶，應該是在南京市的鼓樓附近。雖然是公家單位，但居住環境相當克難，我們一家九口就住在小小的空間。但身處亂世，保得小命在身，已經是千辛萬幸，還有什麼可以埋怨的呢？
就在那棟擁擠的大樓中，棲身長達將近兩年，轉眼間度過了我的二八年華。現在看著路上的台灣高中生，想起我同樣的青春歲月，但身邊的景象卻大不相同。一九四七年的中國，放眼望去盡是無家可歸的難民、哭喊悲號的人們，而我們跟隨著舅舅，生命安全無虞之外，也還稱得上溫飽，仔細想想，已是萬中選一的幸運兒了。
舅舅是辦學出身，對於晚輩的教育非常重視，雖然身在戰亂之中，卻不想讓我們耽誤課業，於是安排我們到南京的中學插班。大概是當時四處流竄的難民太多，這種情形隨處可見，學校也相當通融，盡量有學生就收。但我從小在滿洲國接受日本教育，和中國其他地方的教學內容都有點出入，坦白說，跟不太上學校進度，再加上心中惶惶，更沒辦法專注。
在南京的一年多，我們在高聳的城牆內，躲在重重保護下，彷彿與世隔絕。在國族命運傾頹的時刻，我們這些後生晚輩，一樣是無憂無慮地嬉鬧，只有偶爾在媽媽、舅舅臉上的嚴峻神情，可以窺知戰局的不利。但我們不了解，也不在乎，或許該說不知從何在乎起。
但城牆外的世界，已經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自從民心向背、財政崩潰之後，國民政府的處境益發艱難。面對共產黨解放軍的節節進逼，國軍在華北、東北的根據地一步一步被孤立、限縮，原先在兵力、領地上的領先漸漸被彌平。不過，此時國民黨所佔的優勢尚未被消耗殆盡，共產黨想要有所突破，勢必會使出更強烈的手段。
一九四八年九月，國共雙方在東北的爭奪已經到達最高峰，這時解放軍針對國軍駐守的城市，發動了大規模的攻擊，這就是後來大家所稱的「遼瀋戰役」。共產黨先後攻克錦州、長春、瀋陽、營口，讓國軍在東北的根據地盡失，且倉皇地撤退回到華北、華中，等於將關外拱手讓給共產黨。
而食髓知味的解放軍乘勢追擊，發動「平津戰役」。由在遼瀋戰役中，功績彪炳的解放軍將領林彪，率領八十萬大軍入關，向華北平原的國軍形成壓迫。共軍以快速的行動，分割國軍部隊，隨後各個擊破，連下張家口、天津。此時的北平守軍，已經完全陷入絕境，最終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駐守的華北地區剿匪司令傅作義開城投降，自此華北大部分地區，皆落入解放軍之手。
遼瀋戰役與平津戰役爆發的東北與華北，本來就是共產黨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主力發展的根據地，又佔據了兵力上的優勢，國軍只怕輸得心有不甘。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接下來「徐蚌會戰」的結果，之於蔣介石或國民政府，就像一記命定的喪鐘，久久不絕於耳。
此時的蔣介石深知一旦徐州失守，國軍士氣潰散，長江以南將門戶洞開，再無逆轉可能。於是派遣嫡系的黃埔精銳，在華中徐蚌地區與解放軍展開策略性的決戰，盼能一口氣殲滅共軍的主力部隊，讓國軍有逆轉翻盤的機會。
然而，徐蚌會戰的經過對國共雙方來說，都像一場夢。國軍投入裝備、訓練最精良的部隊八十萬，對決進犯的解放軍六十萬。原以為在兵力上佔據優勢，卻因國軍內部早已被共諜滲透，提前暴露作戰計畫與部署態勢。加上解放軍動員超過五百萬農民，支援前線，糧食、船隻、車輛、牲畜、器械等等取之不盡。最終解放軍以十三萬四千人的傷亡數字，殲滅國軍超過五十五萬人。戰力最強的黃埔系中央軍更是傷亡慘重，國軍精銳就此消耗殆盡。
自一九四八年九月起的半年，解放軍以破竹之勢，在國共內戰取得壓倒性的地位。共產黨從三個方面發動策略決戰，短短半年的時間，國軍被殲滅超過一百五十萬，至此國民黨實質上已然被宣告勝利無望。
綜觀以上戰果，國民政府的失敗，與其說是戰略不明、戰術失誤，不如說是政治上的失敗。民心轉向共產主義已成大勢所趨，無產階級一旦被解放軍號召，便義無反顧挺身對抗他們心中的壓迫者──國民政府。放眼世界，這是任何一個政權最懼怕的力量。就像徐蚌會戰的國軍指揮官杜聿明，事後回顧這段歷史時做出的評論：「大廈將傾，一木難支。」這正是共產主義在大時代浪潮下高速擴張，舊時代政權紛紛傾頹倒下的最佳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