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紀學斌口述，汪琪整理
我的父親紀慶昇1922年在台灣台中出生。小學畢業時，在日本經商的阿公過世，三位伯父去日本接手他的事業，父親是最小的，就跟著哥哥過去，在日本唸初中、高中。那時日本經濟不是很好，伯父忙著照顧生意，父親課餘得幫忙照顧堂哥堂姐。他由兵庫縣立工業學校畢業後，考上滿洲國的國立建國大學，主修經濟，成為當年進入建國大學僅有的三位台籍學生中的一位。
1945年父親由建國大學畢業；不幸的是，這也是日本戰敗那年。不像有一些台籍人士留在東北、或前往日本，他選擇回到台灣，開始了「延平高中補習學校」（現今「延平中學」前身）的教書生涯，直到退休。因為他的日文造詣很深，有一段時間被淡江大學以「校聘教授」的方式，在日語系兼課。
早年大學畢業比較容易拿到教職，但是台灣不承認建國大學的文憑。媽媽說，政府要父親參加國民黨才承認他的學歷，但父親不肯。據說韓國承認建國大學的學歷，建大的畢業生在韓國有當到次長的，但國府不承認。
老師薪水不高，父親整天忙著賺錢，一早就騎著他那輛老舊的腳踏車出門，白天忙教務主任的工作，晚上還要在延平補教班授課。當年我也唸延平中學，下課經過學校餐廳，常常看到他在空蕩蕩的福利社餐廳，獨自一人默默地打發晚餐。那孤獨的背影，令我至今難忘。他必須日夜教課，才能撫養五個孩子長大。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父親被懷疑唆使學生抗議，也遭到逮捕。幸好外祖父家族很有影響力；他的家族在日治時期擁有台灣家喻戶曉的張東隆商行，總部及住所位於日本時代的太平町（現延平北路），為一棟頗具氣派的西式四層樓房。據說當時花了很多錢把父親保釋出來。從此之後，父親就什麼都不說了。
事實上，不但有關二二八事件被捕一事他絕口不提，他也很少談自己的事情，有的也都是媽媽說的。十幾年前二二八平反，政府機關與二二八基金會數度來函請我們提出賠償申請，當時父親已經過世，家人選擇原諒與放下，接受政府的道歉但不申請賠償，讓這段心痛的台灣史就此流逝。
父親唯一的休閒活動是登山，登山也是他強身與紓壓最主要的方式，作為中華民國山岳協會元老級會員，父親經常與留日的好友們登山野炊敘舊；帶妻小台北近郊踏青；鼓勵學生們參加山岳協會舉辦的30/50公里馬拉松競跑（當年台北每年一度的運動盛事），他是位樂山的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