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富城口述，羅國蓮、郭以涵採訪，羅國蓮整理、編輯
圖／李富城提供
在杭州又被就地遣散了
在杭州待了一年多，三級廠的廠長接到命令要往西撤，他可以決定要帶誰走，最後他要帶走所有的單身者，我們這些帶家眷的17、18戶就留在這裡自生自滅。不過廠長留下很多帶不走的材料，也夠留下來的人想辦法生活；又因為廠長跟我大哥很好，還給了兩張路條、兩輛GMC十輪大卡、三把步槍和子彈，以免半途被人搶劫，剩下的就要我們自己想辦法。
留下來的十幾戶人家裡，占缺有職位的人只有四個男生讀過書，包含我大哥、二哥、舅舅，還有一位叫做朱長榮的同事，其他人都是文盲，所以就由我大哥、舅舅、朱長榮做領頭羊。三人開會商量該何去何從，最後決定要返回四川開修車廠；那時候跑西南都要靠汽車，修車非常吃香，我們手上又有這些材料可以修車。
大哥他們選出可以賣掉的材料來籌措旅費，估計每戶人家大概可以分得8塊銀元，就去找杭州很有名的商人，要賣材料給他。誰知道從下午到了半夜，三人都還沒回來，我媽急得要死，看到大家居然都睡著了，又火大把大家吵起來：「人到現在都還沒回來，你們怎麼睡得著！」
賣器材的他們到底去做什麼了呢？原來是被老闆請去看戲，他們還從老闆那得知一個消息：明天下午2點前要離開錢塘江，因為2點錢塘江大橋要炸掉，火藥都綁好了──老闆為什麼會有這個消息？因為他是地下老共！
大哥他們趕快回來，看到大家剛好被吵醒，就說趕快修卡車到能跑就好。大家連夜修車，裝了滿兩卡車的材料，還帶了兩大桶53加侖的油，和一個很大很貴的輪胎打氣機。早上10點趕緊離開，12點通過大橋，還真的看到一包包炸藥綁滿了橋面及橋墩。
過了錢塘江要開往金華，我們打算抄近路，從曹娥江轉過去。途中遇到了「兩條黃魚」[1]──與部隊失散的憲兵上尉和步兵連長──也要去金華集合，他們都帶了有子彈的衝鋒槍；身上無槍的男子在外行走，很容易被其他部隊抓走。他們緊張得很，希望能搭車，我們就向他們一人收了17塊銀元。我們家因為爸爸、舅舅、大哥都有職位而分到6塊銀元，有人不高興：「為什麼你們家就可以分到6塊銀元？」我爸回道：「好啊，不要6塊，那車子壞了你們修啊！」
車子開到曹娥江要坐擺渡，憲兵上尉和步兵連長很有經驗，指揮我大哥和另一人拿槍衝上附近山頭。負責擺渡的人說：「你們車子太重，沒辦法過去，要把東西卸下來。」兩人覺得很不對勁，立刻要大家上車；途中又看到有農民往家中跑，便要司機開快一點！後來才知道是遇到土八路了。
車子衝到餘姚壞了，需要用到車床，停下來維修。當時車床啟動不用電，是靠人工去搖一個大飛輪，帶著小輪子，就可以開始運轉。我爸主刀維修，要兩個人搖車床，但他們抗議很費力，我爸就講：「不要就不修啊！」他們沒辦法只好弄一弄，車子就修好了。
此時遇到一輛中吉普，上面裝了八大桶汽油，還坐了五、六個人。押車的中校請我們幫忙修車，打算給錢當作酬勞，我們就說「給油吧」。中校還提醒：「你們走下去可能很多路都不通了，我給你們一張名片。」隔天我們從寧波到奉化，要再過橋去金華，果然被守軍擋下來，把名片遞過去，就成功通過了。
剛進入奉化的時候，司機開太猛，撞到一個小孩，倒在車底下，還好他沒有受傷，當地人也不錯，沒有追究讓我們走了，可是大家都被嚇壞，心情非常不好。繼續往金華走到一半，對面來了一輛六輪的道奇車，正好我們兩車的司機認識，他說前面的路已被封死，過不去了。大家非常緊張，商量決定先回寧波再想辦法。
改變全家命運的一句話
寧波人滿有錢的，常在路邊曝晒要當冬天燃料用的木柴。我們因為不知道要待多久，就趕快把路邊人家的木柴往車上丟，暫時安頓在城隍廟裡。我最小的弟弟是在這個廟裡出生的，我還在廟前的小水池釣蝦，每到一個地方都玩我自己的。
那時候出去打聽消息，滿街都是要去台灣的新聞。我舅舅、大哥和朱長榮出主意，要去供應司令部，說我們有多少人員和材料，希望可以和正規軍接洽，部隊到哪裡我們就跟到哪裡。司令部覺得人太多拒絕，但旁邊一個上校聽說有材料，眼睛一亮：「好啦，跟我走吧，船期都排好了，上船算我們的名額。」原來他也是從杭州來的四級保養廠的廠長，匆忙撤退只帶了人沒有帶材料，我們有人又有材料，他也算好交代。
既然不開維修廠，也不需要再坐汽車，我們就把很值錢的打氣機先賣掉，讓各家可以多分一點錢，兩輛卡車裝好材料就開去登船。路上遇到整齊走路的步兵，看到車裡的我們罵道：「你們看那些豬！」但他們也不敢怎麼樣，因為一看就知道是押運的車子。
登上中字101號登陸艦，大家坐在船板上，還好沒有擠得很嚴重，這個船算有規模。船上吃的飯炒的菜都不是用明火煮的，而是用燃燒油的熱氣來加熱。食物沒有所謂好吃或不好吃，因為大家都吐得要命！幸好我們是下午上船，晚上開船，坐一天就到基隆了。
三級廠的17、18戶人家中，有幾戶浙江人當初留在了杭州。在討論何去何從時，爸爸的一些朋友曾勸他：「老李，你留下來吧，絕對不會虧待你，沒有問題的。」大哥、二哥堅持要走，爸爸猶豫再三，就說：「那你們兩個年輕的走吧。」我媽反對：「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要留大家一起留！不要分開！」最後決定還是全家一起離開。
後來回想那些勸爸爸留下來的人很有可能是共產黨的幹部，而我們如果留下來，確實也不會有問題，一方面是我爸爸的製槍技術太好，另一方面我姥爺是老共產黨黨員。開放兩岸探親後我媽回大陸探親[2]，發現娘家有的親戚居然做到省委書記，才知道民國初年姥爺就已經是共產黨地下黨員，職位還很高；他們家是書香門第，在家鄉裡本來也就算是很有地位。
我姥爺是共產黨員，但我們全家都是國民黨員。我爸爸1934年入黨，我大哥、二哥也在抗戰時期入黨，他們都是自己加入，這在當時也是一種趨勢。雖然入黨會有身家調查，但我爸長年獨自住在外地，根本查不到他妻子家的情況。
抵達基隆港卻要我們去海南島
1949年5月4日我們到達台灣，正好是下著牛毛細雨的梅雨季。登陸艦剛抵達基隆港，卻被告知不能進港，要原船往海南島。我們跟隨的四級廠原先是裝甲車兵團的附屬單位，廠長是蔣緯國的愛將，立刻坐火車去台中找蔣緯國；5月6日有命令讓我們下船，安排先住在基隆信二路市場。
我們在市場待了10天，期間我去找廁所，還用在基隆港聽到的台語[3]問：「便所在哪裡？」卻被賣菜的白眼，把我罵了一頓，那時候台灣剛經歷過「二二八」，他看到我們是從哪裡來的。
本來四級廠是要去台中豐原，爸爸聽說44兵工廠從青島遷到了台北松山，就和我舅舅、大哥坐火車去找他的拜把趙學顏廠長，趙廠長安排爸爸在44廠專做槍管的四所[4]工作；這個所長以前和爸爸一起去德國接過機器，在他的所裡就有人照顧。
一個禮拜後爸爸把全家接到44兵工廠，先住在廠棚裡，用板子一家隔一個區域。1949年底四四南村蓋好，我們住在丙字號。房子漸漸不夠住，先是一戶住兩戶人家，後來再蓋了東村，是材質最差的房子。四四南村丙字號、四四西村，還有子弟學校，都是用檜木蓋的，氣味很香也不會蛀蟲；拆遷時木材只要刨掉外層，裡面的木面因為很乾燥，比新的木頭還要好看。
剛到台灣我們什麼證件都沒有，在來台之前那段時間，爸爸怕被老共抓到，不只國民黨黨證，連拜把的拜帖都燒了，結拜算是私下結黨，被抓到會出問題。而從基隆港下船就各自放行，剩下的一切都要自己想辦法處理，所以是自己去區公所報到，填名字、出生表重新辦理，我們的身分證明文件是在松山區公所辦的。
我大哥後來連絡朋友，去了遷到南港的61廠[5]，二哥則跟著蔣緯國那個裝甲兵團的四級廠去了台中豐原。二哥過了一年穩定下來，本來還要被派去九曲堂戰車維修廠，但他一個人在台中可能很想家，覺得台北、台中兩地跑很不方便，居然就自己跑回了家，回來後他還很上進，去讀英文，打算再去考個學校。早年我爸爸那個時候制度還沒上軌道，離開一個廠到另一個廠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到了我二哥變成是個大問題，他在台中的廠已經有編號、名牌，成為了編制內的職業軍人，擅自離開變成是逃兵，就有人來家裡要抓逃兵。還好六張犁也有一個四級汽車維修廠，二哥在那裡有認識的人，就趕快進入擔任文書上士，專門做黨務工作，如此一來他就不算是逃兵了。更妙的是，那一年二哥還選上國軍克難英雄，得到蔣中正的簽名照和獎狀。
以前在大陸的時候，我們就聽過「台灣」，知道是清朝時被割據出去，蔣中正在開羅會議要求把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6]。我們家又有個朋友在1946年初，自己申請到台灣嘉義當糖廠廠長，他的旅費還是我爸幫忙湊的。
在基隆上岸的第一個想法：這是個窮山惡水之地嗎？怎麼有山無林，看不到樹啊？在大陸待過的地方都是鬱鬱蔥蔥的森林。等翻過隧道經過暖暖就看到樹了，發現這裡還滿大的，慢慢對台灣有點改觀。開頭一、兩年另一個不適應的地方，是缺乏四季的變化，每天看到的都是青青草原青青樹。在大陸老家能感受到四季分明，冬天會看到水結冰，夏秋之間會看到樹葉變黃，我連做夢都是夢到黃葉繽紛的畫面。在台灣我最喜歡到合歡山、梨山，就是希望看到季節的變化，秋天肅殺的感覺完全不一樣啊！
我們家算是滿幸運的，一直能跟到一個單位走，全家都來到了台灣，還有一個舅舅、表舅也一起過來。我還滿痛恨蔣介石的，把我們帶來就丟在這裡不管了！但說起來也是很感激他，讓我的生命有了這樣的際遇。
注解
[1]有一句諺語是：「馬達一響，黃金萬兩；輪胎一滾，鈔票一捆；喇叭一叫，黃魚亂跳。」在那個年代，四川、貴州之間只有川黔公路一條，來回的客人常常買不到車票，想要坐車只能搭別人的車子，搭便車的人就叫做黃魚。
[2]我媽媽回去大陸兩次，第一次是1989年，大哥陪著她去，先住在北京的空軍招待所；大陸那邊把背景調查得很清楚，把媽媽想找的人都找來聚集好，就派車接去山東老家的村子。我是民國八十幾年才第一次回去山東老家，是應台大一個參訪團的邀約前往大陸，那時我已經退伍，在中視當氣象主播。我和接待的長官講了想回山東看看，他們就安排我過去，還找了我的一個表哥帶我回老家，好多人特別跑出來看我，我們李家是村子裡唯一離開的人家。
[3]我們在基隆港一下船，遇到賣香蕉的小販，我就聽到他們用台語對話，還聽到叫我們「阿兜仔」。而我後來回山東老家時，曾向人問路，結果對方說：「欸，聽口音你不就是住在這兒的人嗎？你怎麼要問我路？」可見我的山東話完全沒有變。到四川和一個當地人講話，他也說：「你四川話講得很好啊！」我到湖南也可以講湖南話，到貴州可以講貴州話，四川、湖南、貴州這三個地方的話是滿像的。因為1948年到49年在杭州待了一年多，每天跟浙江小孩在一起，所以我的浙江話好得不得了，但是到台灣浙江話就忘光了。另外還會講江西話、河南話、陝西話。總之，到這些地方去，當地人都不太欺負我，他們以為我是本地人。
[4]每個所製造的東西不一樣，四所是專門做槍管的，七九步槍的槍管，其他還有製造引信的所。
[5]（編注）隨政府遷移來台灣的兵工廠為26廠、44廠、60廠、61廠。其中遷至高雄的60廠，其前身為21廠，而在桐梓的41廠於1947年運走移交給了當時在重慶的21廠。
[6]很多人說台灣未定論這是錯的，在開羅會議就寫好協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