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沛林口述，孫曼蘋採訪、整理及編輯
圖╱孫曼蘋攝影
二度穿上征衣
44年12月22日，井研縣知識青年遠征軍130多人會餐，明天就要去瀘洲入伍了。當晚我才告訴父母我要再次從軍，父親當然同意，母親想了很久才答應。
1945年元旦那天，我們走路到瀘洲入伍，我換上軍裝，編入知識青年遠征軍203師607團戰車防禦砲連，經過兩個多月入伍訓練後，依志願分科，我回到通訊兵營二連；45年4月1日抽調到重慶軍事委員會幹部訓練團電訊大隊第一隊，學習了三個月，我輕鬆完成科目學習，各項技術考試都是第一名。
同一年6月中旬，我加入了中國國民黨，現在黨齡七十九年了。我的黨證及證件早就燒光了，但我能背出國民黨黨員守則十二條，這可以證明我是黨員。我一直到現在，還認為自己是國民黨黨員。
6月底我學業結束回原部隊。這個時候宜昌吃緊，駐守內江、隆昌一帶的72軍準備緊急馳援。
（依廖沛林回憶錄[1]所述：
「此時瀘洲已成一座兵城，七十二軍為反攻前行，四萬軍隊集結瀘洲等待船運，人馬槍砲擠滿大街小巷。民生、合眾兩家公司大小船隻連日晝夜裝運忙碌，一星期後總算平靜了。七月十二日蔣介石來瀘洲，校閱二０三師，有白崇禧、宋美齡等陪同，整個二０三師各兵種加強整理裝備，要為反攻收復失地而決戰。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午後六點，我通訊營電台收到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的消息，這特大喜訊頓時傳遍了瀘州的大街小巷，全城歡聲雷動，人們歡呀喜呀，跳呀唱呀，八年艱苦的抗戰終於勝利了！」
72軍因日本投降，沒有去宜昌。）
抗戰勝利後，1945年10月知識青年遠征軍改為預備軍官學校，次年6月，我從預官學校畢業。政府鼓勵復學，隨後我就到國立漢中中學上學，49年2月畢業回家，農曆4月我與表妹吳長珠結婚，婚後第三天她即隨我回部隊；當時我在95軍的這個川軍裡面，當上了225師674團通訊兵無線電排中尉排長，8月到四川保安1旅1團通訊排做排長。
坦白從寬? 戴罪立功?
之後新政策出來，我就聽進去了，新政策就是請你投誠嘛，優待俘虜嘛，對不對？我又不想打內戰，打中國人的仗我是不打的。1949年12月31號在邛崍縣高場鄉，我就隨部隊起義投誠了，第二年2月我回老家、結束軍旅生涯。我很相信，我回來可以就只做個農民。
5月我登記到自新學習班，接著公安局就來通知了，讓我到公安局報到，凡是中華民國的黨政軍人員都要報到，我就去報個到。結果報到後就開始被管制，要求一個星期必須要報告一次自己都幹了什麼。7月，我就被我們縣里的72個人的黨團骨幹弄到了自新訓練班，我當時還聽得進去，坦白從寬嘛，抗拒從嚴嘛，立功受獎嘛，這句話說得還對。
結果，上當受騙，坦白就是罪狀。我有什麼罪呢？我打了日本人，內戰我不打、我不參與，我有什麼罪啊？之後我自己想到兩條，第一個是我回來後我要種莊稼，種莊稼就要有田，結果就構成了「奪佃」[2]，有罪。第二個，我砍過幾棵樹，因為沒有柴燒，又要做飯，又構成了砍伐樹木罪。
還有其他嗎？就是當過軍人嘛，加入過中國國民黨嘛，沒了。
結果，被放回家後叫我戴罪立功。每個星期都要去公安局報到，還要到農協會幹苦力，農協會裏挖炕土、秤水等重勞動就是我的，鄉政府今天燒了個紅薯或者煮根包穀（玉米）用包裹包著、揣在包兒裏，我一走進去，他們就寫個條條：「你送到那個地方去，」 20里、30里就給他送過去，就幹這點事 。
51年4月23日，全國這一天一起鎮壓反革命，全中國的監獄通通關滿了人，起碼幾百萬黨政軍人員統統入了監獄。
結果「她等了我三十年……」
前一天我正在吃早飯，就來了一個揹大刀的兄弟說，「哥呀，農協會喊你去一下，」我就曉得事情不妙了。我正在和我的妻子一起吃飯，她叫我吃完飯再走，我哪裡還吃得進去？她才曉得我糟了。那時穿著都很襤褸，也沒有個包包，我就穿了身爛衣裳，她還把兩個紅薯饃饃用手巾包著塞進我衣服裡，一直望著我走了，「我等你回來！」
（哽咽）她等了我三十年……，這中間她受了很多委屈。
我就走了，關了以後就判刑，我也沒有被審訊或提問，什麼都沒問，就是三個字：反革命，就判了我13年。我還想著要爭取立功受獎、重做新人。修成渝鐵路時我的表現最好，人家挑一挑的量，我就挑兩挑的量，人家擔100斤的重量，我就擔200斤。
52年，就在樂山的中級人民法院開了一個獎懲大會，會場上萬人，會上就宣佈我減刑半年，我很高興，到底是汗沒有白流，血沒有白流。結果到我刑滿時去問，告訴我「不算」，因為當時沒給我減刑證明的條子。
我很疑惑，問這個條子哪個給？是你給我？我給你？為什麼又沒給？我說，「闖你媽的鬼喲，」我就冒火了，他把我沒得辦法，畢竟當著那麼多人的面、當著上萬人面說的話，怎麼會不算數？何況還是在中級人民法院說的。這就是欺騙，對這個騙（的行為），我是深受其害。但我當時還是想繼續爭取立功受獎，我的記功證拿出來也是一把把。
我們坐牢時，那個勞動可不是一般的，都是在冰天雪地的環境里。最開始是讓我們去修成渝鐵路，坐牢的地方在金堂縣五鳳溪，在那裡伐木修鐵路。那一批勞改隊，全是國民黨的黨政軍人員，什麼縣長、局長、團長、教師，就是他們去修鐵路、做苦工。
這是一個大學說，就是上層提出的，叫「無償的勞動即是國家的財富」，你把這些人都判刑，通通都進行無償的勞動，就給國家助力了。修鐵路啊，伐木啊，就搞這些東西，這是一個很忽悠的話。我們全國那麼多勞改，每一個鄉平均不低於五百人，槍殺的每個鄉最少是10人。鄉長、保長之類的公教人員，槍斃、殺了，另外的人就被抓起來管制、勞改，就變成了一筆財富。
25歲到55歲 一世青春都耗在勞動改造做新人的苦勞中
修鐵路大概修了三個月，就是修成渝鐵路，從成都到重慶的那個鐵路。一般民工修鐵路是有工資的，鐵路局待遇很好，但是我們這些勞改的就是無償的勞動。
從簡陽縣石橋鎮車站到金堂縣五鳳溪羅家壩車站，全程70里，全是勞改隊幹的。
那個慘啊，去勞改的這些人全是被抄了家的，每個的家裡人都抄完了的。有的人就只剩下半截棉絮，只有把棉絮改成穿的，一邊剪個窟窿，然後披在身上，把手伸出去，冷了又把手收回來，挑著擔子還必須要跑步前進。一天只有兩斤米， 所有人都搶飯吃，從早晨吃飯就開始搶。那個兜兜、籮筐里裝的一顆米、一粒飯，都是生命。
中午、晚上反而能吃的很好，為什麼？每天兩斤米，我們都會從中抽四兩米去換紅薯，所以晚上能吃得好，四個人就一盆兒紅薯，一個人就吃兩個紅薯。晚上睡覺呢？睡得著嗎？睡覺都是把包穀稈、高梁稈堆在一起，早上起床就從裡面拱出來，晚上就拱進去。沒有條件洗臉、洗腳。
不少人都倒下去了。那些局長、校長，都是四十多歲的人了，怎麼可能承受得住？我們年輕、才20多歲嘛，表現很好；（修鐵路）死了不少人。
鐵路修好後，又調到峨眉山對面的巨北峰，山很高，大概4000米，是個終年積雪的地方， 又叫我們去幫助林業局砍樹。砍下來的成果，錢都給到了林業局，我們就負責出力。山上的雪，冬天來，那兒的房子修得高，冬天時就燒一堆大火。
隊員（分到）一床曬墊，豬兒粑粑，[3]一對斗笠，一床蓑衣。晚上睡覺就把蓑衣搭在面上，斗笠靠在身上。早晨起來，帽子上都堆滿了雪。煮飯時，因為空氣稀薄，不容易煮熟，只能吃生飯。造孽喲，不少人倒下去了。
為求表現，我自告奮勇背運物資上山，那個山要爬個4000公尺，空氣稀薄，像我們這些比較強壯的，上去時每人要負擔20斤（生活物資），其餘的人就是空手上山也很累。
幾度幾乎喪命 肯定我以後很長壽
有一次，我遇到危險差點喪命。那天修洩洪漕，必須修這個東西才能把樹給（滑）放下來。那個山有一、兩千米那麼高，下來的樹，砍了一年多甚至兩年的樹沒有一根是好的。為什麼？因為那些石頭太硬，樹也硬，二者一碰，就成了兩塊，破爛了。
那一天我們上山去，有一條路就要從洩洪漕裡面過去，我走在隊伍的第四名，結果上面的石頭被撞鬆、就落下來了。隊伍的第一個人被石頭砸得粉身碎骨，第二個人也倒下了，第三個人也受了重傷，我反應快，一下子就彎身倒在槽坡邊，那個石頭從我身上一下飛了過去。唉！我的天哪！現在想想我的命真好，我經過了好多次的艱險。
後來我又被發配到理縣[4]，條件就更艱苦了。地上的雪厚得看不見土，一棵樹栽進去，半截有一兩丈長，全部埋進雪裡，冰塊也是一層一層的。川西的森林是最富裕的，樹特別多，民工砍不下來，工傷又多，怕賠不起，就讓勞改隊去伐木，勞改隊的命就無所謂了嘛，死了埋了就是了，也不用賠。
我們上去時有2000多人，一年多時間就犧牲了2、300人，哎呀，說起那個慘狀……。生活都不用說了，我們那兒也沒有青菜吃，只能吃點豆豉（豆瓣）啊、豆腐乳啊、鹹菜啊這些東西， 結果把我們全吃成了結膜炎，到了下午眼睛全都看不見。
我後來又被喊去修河，就是成都汶川那兒的河，從灌縣開始修。修河就是把水裏的石頭給打碎，才能把樹木放進河裡，順著河水送到下游。那個地方的河有200米那麼寬，河水也急，要貼著（河岸）下去，在下面把炮眼打出來、炮彈點燃，再原路回來。
有一次我下去把炮點燃，趴著上去，結果那次我一下子就被轟掉下來了，只有一隻手抓著崖，把旁邊的人都嚇到了，都以為我死定了。哼，還怪，居然對我沒影響。後來才過來兩個人把我救上去，這時我才發現原來是炮沒有點燃，要是炮點燃了，那我絕對就被炸死了，炸成渣渣。經歷過幾次生命的大災大難，別人都對我說，我肯定以後很長壽。
（在天寒地凍的高山上勞改幾十年，99歲的廖沛林受訪時，身體依舊硬朗、說話鏗鏘有力，走路昂頭挺胸，他笑說，這可能跟他在山上吃了許多根山藥有關。他在回憶錄中[5]述及：
「一九五八年[6]九月又一次大變動，由打索修河隊調大邑縣太平鄉新源煤礦修建隊新建礦部，……第一天上山，我就發現了野生的山藥，是最好的野生植物，真是天賜我也。此後每天公餘就挖山藥，成了我每天必做之事，越吃身體越好，越挖越有勁，持續近二十年……。新源煤礦周圍二十里都有我的足跡，也是我活命的食物源泉。」）
當時在山上，靠山吃山，山上野生的東西很多。只要勤快就能找到吃的。山上的山藥，我吃了一萬斤以上。有一天上山去砍樹，有一個姓張的人看到山坡上的黃葉子，跟我說那裡有山藥，我就把它挖出來，回去把它燒了，確實好吃，從此我就開始挖山藥。每個星期天，我早上五點鐘就起床，六點鐘就動身，背一個背篼，拿一根鋼鉗，拿一把鋤頭，再一個茶杯，就上山挖山藥了，下午回來就裝了4、50斤，山上多得很。每次我去挖，我的朋友們就問我下午多久回來？從哪個地方回來？我跟他們說了後，他們就來接我，回去了就幫忙洗山藥，一起吃，可以說我還救了不少人。
勞改13年後終得建立了家
1951年4月我被抓走，8月太太為我生了一個女兒，但是因為我們家以前是地主，就被抄家、什麼都沒有了，媽媽就喊我的妹妹來把嫂嫂接過去。一張破涼床，用點兒高粱桿、包穀桿架在上面，太太就抱著女兒（睡）在上面；那個女兒沒有吃過一滴奶，活了6個月，死了，我也沒有見過那個女兒。後來，我太太的一個妹妹和一個兄弟在樂山，把她接過去把她的病治好了，然後又把她送到重慶一個嬢嬢那裡當保姆，一塊錢一個月。
1962年10月22日我的刑期滿了，但我還有一頂「反革命」帽子，必須留礦就業，留在勞改隊被監管，仍在犯人行列中，只能與家人一年一聚。之後，我因公受重傷，出院後為方便療養復原，我就把太太接到礦場這邊來，後來就生了個兒子，太太生這個兒子時已經43歲了，後面又生了個女兒，一兒一女，我那時一個月工資36塊錢，養一家人。
（廖沛林腰傷六年，這段期間，生活清苦，太太除顧家，還兼做保姆、手織毛衣等副業，
「日子過得稍微寬鬆一些，管他媽的什麼，不問政治，只顧生存。每當我車過門前時，兒女齊喊爸爸，這是力量、是鼓舞、是鞭策，更是天倫之樂。下班到食堂買菜飯，我背著兒子抱著女兒，提著籃筐，忘記了累和苦，二十幾年的血淚才換來今天的一絲微笑。」）[7]
（1965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腥風血雨之風慢慢吹進勞改隊，
「我調到四隊搞修建，這狂風驟雨頂不住的人上吊抹喉去西天，人人都成了傻瓜啞巴，埋頭幹活少說話為佳。有天接到通知，惡罵長珠是地主份子，要清理階級隊伍，限三日內啟程回原籍。……二十二年了，這徒刑仍不讓過我們，一雙兒女才四歲和兩歲，生不逢時，再遭劫難啊。……短短的五年相聚，又被一陣妖風吹散了，悲啊！」[8]
以後，夫妻親子聚少離多，靠一年一次探親假，或妻小來礦區小聚來敘天倫。1976年底，廖沛林摘掉戴了25年的反革命帽子，1980年終得批准回家。他描述回家當天的景象：
「帶著一個大背篼，裝了些破爛什物，此外一無所有，像是出來的乞丐，只是少一根打狗棒。一位姓奇的幹事，攜帶手續，等於是押送我回井研縣公安局，不是犯人的犯人，我很自豪，有保鑣。一世青春，三十年苦役，軀殘骨碎，換得120元錢的賜予，八個月的生活費，這就是改造了30年的新人積極爭取的所有收穫。」[9]
從此，他與妻小在老家平靜過日子。1996年3月，與他同齡的妻子吳長珠病逝，享年72歲。兒女受父母牽連求學不能，只能外出他鄉打工謀生，內外孫子在爺爺照顧下，均已完成高等教育，分別從醫及室內設計；廖沛林常與一群關懷老兵的志願者互動，五度重返松山，祭拜埋骨異鄉的老戰友，也積極受邀為中國遠征軍抗戰事蹟做見證。2016年他與另八位四川抗戰老兵來訪台灣，赴慈湖祭弔他們心中永遠的「老長官」、「老校長」，了卻餘生心願。
注解
[1]廖沛林（2014），《辛亥革命遺屬 遠征軍老兵廖沛林回憶錄》，頁23。自行印製。
[2]（編注）地主強行終止與佃戶的租賃關係，收回原租地另租他人。這裡是指廖沛林把租佃的土地與佃戶協商，部分要回來自己種。
[3]（編注）一種糯米做的四川傳統小吃，內餡鹹甜均有，外裹青草葉，外形如小豬。
[4]（編注）理縣位於青藏高原東緣，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東南部，縣城海拔1888米。距省會成都202公里，距州府馬爾康193公里。
[5]廖沛林（2014），《辛亥革命遺屬 遠征軍老兵廖沛林回憶錄》，頁62。自行印製。
[6]（編注）此時正逢中國大陸三年困難時期。也有稱三年大饑荒、三年自然災害，時段涵蓋1959年—1961年間，因為三面紅旗運動而發生全國性饑荒的一段時期，也有學者將1958年、1962年劃入饑荒時期。據各方估計，三年困難時期間發生的大饑荒造成中國大陸1500萬至55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被廣泛視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饑荒、最嚴重的人為災難之一。
1958年，廖沛林在老家的兩位姐姐、姐夫，以及22歲的妹妹，均餓亡。（https://m.163.com/dy/article/F5M2627U05414ZHU.html）
[7]廖沛林（2014），《辛亥革命遺屬 遠征軍老兵廖沛林回憶錄》，頁68。自行印製。
[8]廖沛林（2014），《辛亥革命遺屬 遠征軍老兵廖沛林回憶錄》，頁69。自行印製。
[9]廖沛林（2014），《辛亥革命遺屬 遠征軍老兵廖沛林回憶錄》，頁71。自行印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