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修訂版，原出自彭濟濤，《皓月千里》，頁32-38，〈就學與日倭侵華〉。
文／彭濟濤撰寫，彭慶麟、彭慶綱修訂，羅國蓮、郭以涵編校
圖／彭慶麟、彭慶綱提供
侵華日寇陷家鄉，擄掠姦淫勝虎狼，寅夜國軍行突襲，翌朝燒殺更瘋狂；
嚴君欲挽焚餘物，鬼子無情給一槍，驚悸猶存心戰慄，誌銘切齒豈能忘。
──彭濟濤民國77年5月〈憶父日戮〉
父親中槍
日寇的大本營以大屋馮家為根據地，在距馮村5,000公尺外駐有中央軍，或山地的游擊隊，時有襲擊日寇的可能。就在10月的某夜，游擊隊突襲日寇，而他們身穿的都是便衣；從寅夜到第二天的下午，游擊隊不但沒有攻入日寇營地、打死一個敵人，祇聞槍聲此起彼落，並不激烈，據判斷距敵人500公尺以外放槍，且有流彈飛過本村。那時小孩子似懂非懂，認為好玩，躲在圍牆角或大樹下看熱鬧似的，其內心祇盼游擊隊能射死幾個日寇。可是祗見日寇武裝三五人一組，毫無畏懼出沒本村附近，這時沒有見著一個游擊隊人員，且槍聲稀疏愈來愈遠，可知日寇判斷並非大舉進攻，祗是擾亂射擊而已，因此日寇出擊，連本村前馬鞍山頭上也有若干日寇出沒，佔領制高點。自後日寇即佔領山頭，構築工事碉堡，修臨時車道自馮家直達，長久作為前進據點，於是本村即住在日寇本部與前哨的中間，危險萬分，村民無處可逃，祇有等死本地。
是日下午，日寇加以報復，誤認攻擊日寇的，均為平民，因為未作制服，開始燒民房，日寇騎了大馬全付武裝在10里週圍村莊放火，濃煙蔽日。據云有的村莊平民排隊跪求，並擺設美酒及其較好的食物，日寇不加體會，更強索女人，焚燒更烈。第二天清晨，判斷日寇必定再大勢焚燒，要母親送兒子去大姑媽家，記得當時拒不前往，並云要走大家走。此時家中尚有七十幾歲的祖父母，及二、三叔嬸大小全家，父親面帶愁容表情嚴肅的說：「要死也不要死在一起！」那是站在天井邊紗窗下說的，誰能預料是父親說的最後一句絕世的話？於是母親提著衣物送我去姑媽家，而後母親即返家。
果不出所料，第三天早上，日寇大隊人馬全副武裝，沿距本村約10里地之村莊燒起，見村放火，無一倖免；惟一石柳家有數戶未被焚燒，是他們擺設美酒及食物跪地求饒得倖免，也許日寇一時飢餓，飲酒食物，人性未泯所致。燒至本村約上午11許，全村聞息，如法炮製，然日寇不但不加體會，反將所設置物品，腳踹遍地；哀求無用，祗見日寇獸性大發，十數處放火燃燒，大光沖入雲霄，片刻成灰燼。正當燃燒最烈之際，父親見大木櫃尚未燒著，擬救此物，即呼母親，各抬一頭；正巧此時，日寇「哼」了一聲，給予無情的一槍，子彈從腰際穿過兩手，父親血流如注，倒於血泊中，家人鼻酸而泣外，不敢嚎啕，父親疼至天黑，才氣絕歸天；真是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也不靈，祇有眼睜睜看著他疼逝。住在姑媽家聞信後，心急如焚，快步趕回，走約距家兩千公尺石柳家後山，見中央軍嚴陣以待，兵士個個進入陣地，以防日寇再前進。此際有許多相識親友，勸阻不能回去，免遭不測，保住生命比見著父親最後一面更為重要，姑媽說：「我年歲大了，生命何惜？你乃東昇旭日，將來要為父親爭志氣立門戶，姑媽一個人回去！」余則望聞嚎啕，仍回姑媽家。
是夜祖父母、叔嬸家人及母親，草草將父親入棺，幸好祖父母早日自己準備百年之後的棺木，未被焚毀，父親先睡祖父棺木，設若不然，棺木何求？未必不是父親之福也。家人恐懼，不能久留安葬，將棺停在本村旁的高地上，並無遮蓋，任其風吹雨打；棺停年餘，日寇稍安，將父棺入土安葬。回憶此夜之悽慘情景，豈禿筆所能形容於萬一？第二天下午，全家哭泣離開父親來到姑媽家，母親見我，抱頭痛哭，聲嘶力竭。住若干天後，家人眾多，姑父母難以照料，且謠言一日數起，人心惶恐，不可寧日，且槍聲炮聲時刻不停，中央軍往返調動頻繁，平民不知所措，嚇得呆若木雞等死，抑或精神錯亂發狂。全家人在二叔父的照料下搬離，逃到中央軍後方較安全的地方草鞋嶺[1]，安居二個月。經母親的思慮，與祖父母叔父商議，約姨父廖松青先生，還有海濤的父母及大伯父計十餘人，組成逃難的隊伍，在姨父的帶領下，經黃沙街、林觀州、南道善等地，去父親開碾米廠的廣興州；經半月到達，沿途向保甲或村落借柴米借宿，所到之處無有不同情協助者。回憶遠離祖父母、叔嬸家人的情景，何等心酸，但在此狀況下，又能如何？誰又能顧得了誰？祇是姨父的恩情，不忘感激。
賣布不懂量尺
到廣興州後，仍繼續經營米廠，由母親主持，生意續有獲利；為生活計，又兼營客棧，凡故鄉遠近販布暨棉花生意的客人，多來此住宿，母親一手包辦，經營年餘。因為人地生疏，受人欺侮，回到家鄉邀請本鄉頗具知名度的經書大師易展鴻先生，一則教經書，二則聘為岳陽同鄉會法律顧問。母親仍不願余操持家務，隨同易先生繼唸經書，並學吟詩作對，經數月之教誨，能吟五律、七律、五言絕、七言絕，常有妙句佳詞，博得易先生之讚許。
可是好景不常，日寇又從岳陽乘小快艇越洞庭湖[2]溯長江而上，騷擾中央軍後方，無的亂放火砲，致使當地之守軍，佈防以待，連續數天，余等乃驚弓之鳥，不願久留此地，相率再逃，經華容來到南縣所屬之汙閣。無法繼續唸書，易先生思家心切，繞道返梓（返鄉），余終日待在家中，以18歲的青年，不能無所事事，也該孝敬母親，擔負起家庭責任，專靠舅父，重擔難負，有毅然投身生意之打算；也因此地有一多年在此經營布莊的家鄉人，近在咫尺，耳濡目染，少有經驗，於是作起販賣青布的生意。
時約民國29年10月，母親已先行繞道返鄉，惟日寇仍駐家鄉，已有所謂維持會之設置，也不再燒殺擄掠，似顯日寇已入泥沼，而難自跋，表有敗滅之徵。11月間回家與母同住，惟此直前之時間裡，有值得一提兩件有意義的事。
其一，住汙閣時，舅媽獲弄瓦之喜，因晚間以大爐烤尿布，不慎起火，街長約千公尺，皆為蘆葦所蓋茅屋，若非機智勇敢，則全市會付之一炬，全家人性命難保。余等乃外地難民，當時戶外已聚集不知其數街民，人聲沸騰，喊抓人打人，幸不慌、沉著，不畏外人威逼，手抓壺水，將蚊帳用力拉下，才熄滅未殃成災的大火。此時兩手臂、手掌及背部，灼有重傷，皮爛肉落，不僅經濟困難，且無藥可醫，終日臥床，疼痛呻吟。幸母夜夢，有人指使，用房屋上爛膠鞋燒灰，用棉油調和，再用雞毛塗糊傷處，於是應夢而行，真的月餘痊癒了，豈非苦人神助呼？
其二，在南縣鄉間販布時，夜宿鯰魚鬚鎮之客棧裡，宿客眾多，人聲嘈雜，傍晚開飯沐浴之後，外出逛街。余因動作迅速，先出客棧大門，未迄街心，見一小藍布包，不明何物，取而視之，約近300元一疊法幣。回到店中，並未喜於色，祇是心覺慌亂，也未告訴任何人。正思索為何人所失時，見一位住店的生意人，很慌急的神情，兩手捏肉，跑進跑出，坐立不安；伊同伴問發生何事，急言掉了錢，見眼眶落淚，心急如焚，同伴相互尋覓，遍尋不著。真的任何人在當時失落近300元法幣都會傷心落淚，何況在外將本求利的小生意人，可以說是全部家財，尤其在民國29年，當抗戰方殷其間，300元價值多高。雖然當時余也是販青布未成年的青年，但不為所動，突口而出：所掉之物？形狀為何？失落何地？除前兩項說對了，後一項祇能說出，掉在附近，並未正確的說掉在街上；余並未猶豫，原封不動的送給了他，此人感激得向我下跪。
後來談及，此人乃家鄉附近後峰沖的人，並認識父親及家人。自後回到家裡，鄰居相問，是否確有其事，說伊耿耿於懷，非常感激，民國29年春節時，還特登門致謝，可是當時家鄉仍在日寇的鐵蹄下，連爆竹都不敢放。就為這件事，附近很多人都認為了不起，讚美不已，直至34年抗戰勝利回家，還有人談及這件事，母親非常高興。
扛60斤貨翻山越嶺
民國29年9、10月間，肩荷著青布及各色的布，在華容縣、南縣等鄉鎮或鄉間叫賣布生意，也是日寇封鎖、大後方各種物資日缺的時候。聽到販鹽的生意很賺錢，甚至於可賺對半，舅父為之心動，決定作販鹽的生意，相率將全部布匹出售；及其準備就緒，連同朋友約五人，向湖北監利縣隸屬之柳州出發，據云那裡的鹽較便宜，於是渡長江。當時駐長江北面的中央軍，如尺布口、車灣等地皆是，訓練嚴格，但不聽命於中央。此究是訛言，抑是事實，不能確定，因為吾人乃鄉間人，哪能瞭解？祇要能買到鹽賺錢就行。像舅父及朋友，都是掮挑的老手，每人均在八、九十斤左右；因余年輕，然從未掮荷重物，更不習慣挑擔，大約60斤左右。記得60斤壓在雙掮上，實在走不動，好不容易擔到車灣，那時狂風暴雨大作，江浪洶湧，僱船夫駕小舟渡長江；船到江心，差點翻覆，幸好船夫經驗足，吾人命大，安全抵岸，大家高興。
再向華容縣麥山鎮前進，中間經過桃花山，聽云乃三國時曹操領兵下江南赤壁戰敗，關雲長擋曹的地方，還存有當時關公軍隊殺豬的屠店，所以地名殺豬店，其實祇見一塊長方型大石塊。到了麥山舖那有中央軍向來往人民檢查的檢查站，也是水路可以僱船到南縣北津港的碼頭。吾人挑鹽經過崗哨必須檢查，那些北方軍隊不講道理，祇見是擔的鹽，不論分說，領著竹扁擔就打，每人總是五、六下，沒有一人幸免，惟一就是余一個年輕孩子放過了。研判挨打的原因，可能是沒有先向他們孝敬，念余是個年輕無辜的孩子，免了這無妄之災。余雖然沒有挨打，但在心理上已受了很大的創傷，精神上不勝惶恐之至，為何中國人自己的抗日軍隊，反勝日寇的殘暴？
人人在挨打後行動不方便的情況下，僱小舟至南縣之北津港鎮，將鹽出售，除勞力之外，並未賺錢。再返鯰魚鬚鎮買棉花，雇舟載至湘陰，然後掮挑步行。其中經過約500公尺的高山，山路崎嶇難行，真是可憐，從來沒有挑擔過，一下掮上壓六十餘斤重，還要上山，怎麼行走？行至半山，兩腿發軟無力無法前進，別人都向前走了，還是我的好舅父，將自己擔子放下，回頭接我。當時盟下誓願，自後絕對不作這樣勞力的生意，更想到父親，如果在世，也不會讓我受這樣的苦。好不容易到了山頂，經過一條數里的山衝，到了目的地，出售了棉花，共約近300元的法幣，相率回到家鄉。那時家鄉仍處日寇的鐵蹄下，不過這時他們已不燒殺擄掠了。
注解
[1] （編注）岳陽淪陷後，日軍駐紮在臨湘白羊田，國軍駐紮在草鞋嶺，二軍長期對峙，此地成為後來長沙會戰的最前沿陣地。
[2] （編注）日軍在湖南有所謂的「五大暴行」：民國28年「營田慘案」、30年「青山慘案」、31年「洪山慘案」、32年「廠窖慘案」，以及30年「常德細菌戰」，它們的發生地皆在洞庭湖周遭。
[3] （編注）日軍在洞庭湖作戰的二張照片，出自《日本侵華圖志》第10卷，頁143、145。
[4] （編注）「將近300元之譜」的「譜」，在此為大約、大概之意。
[5] （編注）照片羅國蓮擷取自民國26年《北京地方維持會報告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