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荃逢撰寫，張坤成整理、編版
圖／郭明倫提供
流亡學生克難生活
國立廿二中遷到陝南後，校本部設在漢陰縣澗池舖，我就讀的高五級一班這時已變成最高年級，隨校本部駐進澗池舖。此地為一小鎮，鎮南有一小河，河身靠南岸一帶為一沙石灘，村民多於此搭棚，做些小生意。有一便橋跨於小河之上，只能供行人來往。
沙石灘上好像每隔五日為一小集，所交易者皆為日常生活用品，尤以食物居多。河南岸上有一曹家祠堂佔地頗廣，我們初到時宿舍、餐廳、運動場都設在這裡。河北岸有一所小學校，借給我們上課用，可是沒有桌椅。我們找了些長條木板架起來當課桌，另外找些石頭磚頭壘起來當坐椅，就這樣過了一學期。等到正式課桌椅做好分給我們時，我們就快要畢業了。
提起我們的宿舍，先後換了三次，初到時住河南岸曹家祠堂，之後又搬到河北岸另一家祠堂，最後直到畢業那天，是住在緊靠河北岸一座獨立的兩層高的閣樓上。無論怎麼搬我們都是席地而眠，無床無舖。祗有少數同學借住到民家去，情況比較好些。
因為生活環境差害疥瘡者有之，害瘧病者有之。我在最後一學期就連害了幾次瘧疾，身體變得羸弱不堪。
西南聯大擦身而過
民國三十四年暑假畢業，本擬與大多數同學一齊赴西安報考大學，因西安距漢陰較近路費易籌。且西安有西北大學、西北工學院，也都辦得不錯。偏偏有幾位老師鼓勵我到重慶參加大學聯考，去報考當時被稱為全國第一名校的西南聯大，他們說憑我的學力，應該可以考得取。而校長鄭老師也發給我一筆獎學金作路費（數目不記得了；並且告訴我廿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的地址與主官姓名，以備有必要時，請其協助；此外還為我找了當地常跑重慶的貨車作為交通工具，真是讓我感激得五體投地。
我當時邀了同班同學牛鳳桐君結伴同到了重慶，我是借住在舊日同班同學宋錫仁君處（旅館住不起）。宋君就是前面所說，輟學考取稅務員的同學之一。後來幾經轉折他到了重慶，考取中央大學歷史專修班（二年制，不過後來經他們請願力爭，校方准予編入正規歷史系），住在校區內。他宿舍的木板頂篷上有半人高搭得很牢，我就湊付著住在上面。
因為環境差我又染上了瘧疾，忽冷忽熱下午發作。聯考還是報了名，因為祗有上午考試可以應付。不料考試第一天，我竟因為身體疲倦耽誤了起床，連早飯都未吃就趕去考場，可還是太晚了，考試已經過了四十多分鐘，監考人員不准入場，經我苦苦哀求才准進去。第一堂考數學共兩小時，那時候沒有是非題及選擇題，全部是計算題。我把題目看了一遍，我全都會做，但是時間不夠。我按照在學校考試的慣例，凡計算題只要把計算式列對，雖未計算出結果，也可以得一半分數，遂將各題計算式列出，正想逐一計算結果時下課鈴響了，我一個結果也未算出，心想一半分數還是有的。
下課後與同學討論時，方知聯考與我們在學校考試不一樣，即使計算式列對，如未得出結果就算零分。我聽了這話心中涼透了。事已至此，接下來的兩堂，國文、英文，我還是盡全力考完了。幾天之後放榜，我果然榜上無名。
聽人說初試只考數學、英文、國文三科，只要一科零分，其他兩科考得再好，也不錄取。我在想如果我當時集中精力將數學中之一題計算出結果就不至落榜。如果第一堂不是數學，而是國文或英文，雖然時間不夠，我總可以拿些分數，不至零分。這樣數學不是第二堂就是第三堂，我就有充分時間計算出各題的結果，三科分數平均起來，也不至於落榜。時耶命耶？誰讓我得了瘧疾身體羸弱起不來床呢！
落榜既已成為事實，我並沒有氣餒，決定明年重考。多數落榜者都去白沙灣讀大學先修班，我則認為自己是實力未能發揮，不需讀大學先修班，而想找份工作，利用下班時間及假日，複習功課，不使荒廢，一年之後捲土重來，仍有成功希望。
正好這時重慶銀行招考練習生，一年之後升任行員，我不想升什麼行員，只要做一年練習生，於是報考幸獲錄取（錄取名單中，大學聯考上榜者多人，名次都在我之後）。接下來的問題，便是銀行要求在報到之前，必須覓一舖保。我在重慶人生地疏那裡去找，突然想起鄭校長所告知之廿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主任韓方正少將，便冒昧前往請求協助，欣獲應允填表蓋章。無奈重慶銀行稱軍事機關作保不可，必須覓一殷實工商機構，我無可奈何，祗好放棄此一工作機會。
當年離家時，我堂兄之子學謙侄子曾告訴過我，他有一位表兄蔣仁甫住在北碚，距重慶不遠，將來到後方有困難可去找他。我這位侄子，年齡與父輩相當，我離家時，他正擔任山東保安第六旅的參謀長，他的表兄蔣君曾擔任過安徽蚌埠水上警察局局長。於是我離開重慶去北碚，投奔蔣仁甫君，並將我當時處境相告。他說：黨國元老張繼老先生（字浦泉），也住北碚，與他是親戚，人稱浦老，時任國史館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也許該委員會需要書記之類的人，他要我寫份自傳，呈給浦老看看我的造化。
抗戰期間，後方一室難求，我到蔣家是住在過堂屋裡，臨時用木板搭一個舖。自傳是在廊簷下，坐在小板凳上，草草寫的。自傳呈給浦老看過後即刻召見，他認為我自傳寫得很好，還問我中學時代國文老師是什麼人呢！他知道我感染瘧疾，並給我坤寧丸[1]若干粒治療瘧疾，囑我病癒後，即去歌樂山國史館籌備委員會上班，任書記之職。
國史館籌備委員會，位於重慶附近歌樂山山麓上一個小院落内。浦老並不在歌樂山上班，偶而坐滑竿來視察一下。實際負責者為一總幹事，其下有編修數人，是實際編纂國史者，另有總務、人事、會計及圖書管理等單位。書記是將編修所寫草稿謄清，存檔備用者。辦公地點原祗有編修數人居住其中，餘下各人均借住在附近農家。我報到上班後也住在農家。因常於下班時間即夜晚或假日留在辦公室複習功課，總幹事了解情況後，就將他的日間休息室讓給我夜間留宿其中，我非常感激。
翌年春，政府各機關紛紛計劃復原，據說西南聯大也要解體遷回北平、天津等地，恢復為原來的各大學，如北大、南開大學⋯⋯等。不復在重慶舉辦聯合招生。這樣一來我暑假重考大學之夢落空了。因為對日抗戰結束，學校是否還發給學生公費是未知數，即使我暑假考取大學，無論在四川或北平，我都沒有經濟能力攻讀下去。
反覆思索祗有報考完全公費的軍事學校為妥。於是我就報考了空軍機械學校正科班。經錄取後遂辭掉國史館籌備委員會書記之職，赴四川銅梁舊市壩空軍入伍生總隊接受入伍訓練，時間約為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總幹事，事後還寄給我額外加發的兩個月薪資，令我感激萬分。
人生的轉捩點，空軍機校
入伍生訓練照規定應為六個月，但當我抵達總隊報到時，正科班學生九十餘人已受訓四個多月，與我同時報到的只有九人，下一期正科班學生，還要等一段時間才招考，於是總隊便將我們九人併入已受訓四個多月者之中，算為同一期（正科班第九期），不過我們九人要接受密集訓練，別人休息或休假時，我們還須出特別操，儘量在一個多月之內縮短與前面各人所受訓練成果（即體能上）之差距，到入伍訓練告一段落時，單槓我只能做到「掛腿上」，鞍馬我勉強跳得過，就這樣我與前者一齊結業，共計百餘人，同赴成都空軍機械學校就讀，時為民國三十五年八月。
空軍機械學校正科班學程是兩年，中間沒有寒暑假。我們抵達後即開始上課，六個月為一學期，第一學期為一般大學一年級的基本課程，一學期結束後的考試，我名列第一。第二、三學期為飛機理論兼實習課程。
前八十名學生學習飛機發動機，共分ABCD四組，每組廿人。學習所經十個部門，計為基本課程，飛機結構，電氣等，各部門時間長短不一，共為一年。
後二十餘人學習飛機上之軍械裝備及維護。最後一學期，學習有關飛機及機械方面之專業課程，如空氣動力學、發動機原理等。兩年學習結束後，我們於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畢業，我的成績仍為全班之冠。
我們畢業時正值美援物資陸續運抵上海，空軍供應司令部極需人員來接收分配。於是我們九期正科班畢業生，除一人獲分發空軍修護部隊外（由於有特殊人事關係），其餘一百零六人全部分發上海空軍供應司令部，駐江灣機場。我被派在物資接收、分配、及裝運單位工作。
甫至年底局勢惡化，共軍節節南侵，空軍供應司令部開始將物資轉移至台灣，我們九期正科班同學近百分之九十，亦隨載運物資之輪船遷來台灣。來台後我先住在高雄地方法院舊址，不久即被派往小岡山工作。仍擔任器材之接收、分配及裝運工作。
民國四十四年，美軍援華顧問團人員遽增，我方通曉英語之軍事主官有限，意見溝通甚感不便，國防部於是下令三軍，遴選英語較優人員，送國防部外語學校作最後考試，錄取者施予密集訓練一年，分發各有關部隊任外事連絡官，以利中美雙方意見之溝通及政策之推行。
我在岡山基地報名參加考試。岡山為空軍訓練司令部所在地，空軍官校、機校、通校均設於此，為人才薈萃之處。我因為授課時，與英文接觸較多，故基地考試順利通過。最後至台北與三軍選出人員，共同參加國防部外語學校考試，亦僥倖被錄取，於是辭掉機校教官，至外語學校受訓。時為民國四十四年六月。
民國四十五年七月，外語學校畢業後，我被分發至空軍高射砲部隊，從此展開聯絡官的職涯。從事此項工作，不僅英文素養要好，還須有調和鼎鼐之技巧，不是一項容易的工作，我拳拳服膺幸未失職。
反攻無望，再組家庭
民國廿六年分家後我加入對日游擊行列，在家時間更少，我妻一年之中，大部份時間都住在岳家，我還記得長子誥坤三歲時，我在岳家教他識字之事。長女玉梅出生後，我未見過幾次面。民國三十一年，我離家赴阜陽求學，玉梅剛會走路。自此之後今生再未與我妻見面竟成永訣，人孰無情憶及往事能不悲慟。自別後至民國三十七年間，還有書信來往，但自民國三十八年至五十一年間，因兩岸敵對關係，音信斷絕宛如陰陽兩界，夫妻再見之日遙遙無期。
國立二十二中同學彭純陽君曾一再勸我再組家庭，以免日後年老無依。我則以已婚，難忘妻子為我受苦之情，更覺對子女未盡養育之責，而不願再婚。但不知兩岸僵局拖到何年何月才可化解。最後終於接受純陽之建議，由他的同事介紹，於民國五十二年夏，與河南籍一空軍軍官之女徐漢生女士結婚，當時我正在台中空軍第二供應區部外事連絡組工作。
